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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历史第一卷(一)

发布时间:2011-04-07 16:42 编辑:州史志办

目 录

绪言 鸦片战争后的恩施社会

一、近代恩施社会的基本状况

二、近代恩施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一编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第一章 恩施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创建

一、五四运动对恩施的影响

二、董必武在恩施的活动

三、施鹤留省学会的建立

四、恩施十三中学期

五、恩施地区党组织的创建

六、恩施地区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二章 恩施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农民运动及群团活动的兴起

二、争取神兵及土著武装

第三章 恩施大革命的失败

一、反动势力的大举反扑

二、恩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

第二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337.7)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恩施的武装起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恩施地区的形势

二、恩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三、龙潭司武装暴动

四、巴东武装起义

五、中共建始县委领导的革命斗争

六、中共施鹤临时特委争取神兵的工作

第五章 红四军的创立及武装斗争

一、工农革命军在桑鹤边界的活动

二、堰垭整编与红四军成立

三、红四军在施鹤的武装斗争

第六章 以恩施地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边根据地的形成和反“围剿”斗争

一、根据地的形成

二、根据地地方武装力量的建立

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四、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第七章 以恩施地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

一、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二、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设

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建设

四、根据地的地方革命武装建设

五、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六、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卫生建设

第八章 以恩施地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边根据地的恢复和丧失

一、根据地的恢复

二、根据地的丧失

第九章 以巴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巴归兴根据地的创建和斗争

一、转战江北,继续坚持斗争

二、根据地的形成

三、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四、根据地的丧失

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

第十章 鄂川边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一、红三军游击鄂川边

二、中共鄂川边工委的成立

三、鄂川边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第十一章 红二、六军团转战恩施

一、宣恩苏区的开辟与忠堡大捷

二、红二、六军团筹粮“扩红”与板粟园大捷

三、红十八师游击恩施,突围长征

四、恩施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反“围剿”斗争

第三编 党在抗日战争时间

(1937.7—1945.8)

第十二章 恩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恩施形势

二、恩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三、恩施党组织的活动

第十三章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第十四章 恩施党组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的恩施

二、党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在恩施的贯彻

三、鄂西特委的紧急疏散和撤退

四、鄂西特委撤退后各地党组织的斗争

五、恩施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

第十五章 被囚禁的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一、狱中斗争

二、集中营里的斗争

三、叶挺被囚恩施期间的斗争

第十六章 抗日救亡活动的坚持

利用舆论阵地坚持抗日宣传

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

第四编 党在解放战争时间

(1945.9—1949.11)

第十七章 江南游击纵队转战恩施和川鄂边党组织的活动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恩施形势

二、江南游击组队转战恩施

三、川东党组织在利川的活动

第十八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恩施的胜利

一、鄂西南战役前夕的恩施形势

二、鄂西南战役和恩施全境解放

三、恩施地区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结束语 恩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及历史意义

绪言 鸦片战争后的恩施社会

一、近代恩施社会的基本状况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北省西南隅,东连本省宜昌市,南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毗重庆市黔江地区,北邻重庆市万州区,东北接神农架林区,位于我国第二阶梯东缘,属云贵高原东部延伸部分。州内有大巴山山脉的南缘分支――巫山山脉、苗岭分支――武陵山脉、大娄山山脉北延部分――齐跃山脉。境内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复杂,故有“锁钥荆襄,咽喉巴蜀”之称。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恩施历史悠久。春秋时为巴子国地,战国属楚地,秦属黔中郡;汉属南郡、武陵郡;三国先属蜀,后属吴建平郡、武陵郡;两晋与南北朝宋、齐、梁、北周属建平郡、天门郡、武陵郡、信陵郡、秭归郡、业州军屯郡、清江郡;隋属巴东郡巴东县、清江郡清江县、开夷县、建始县;唐属归州巴东县、施州清江县、建始县;五代先后为前、后蜀所据;宋属归州巴东县、施州清江县、建始县及辰州、富州、高州、定州等许多小羁糜州;元属归州巴东县、施州建始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先后置散毛、唐崖、金峒、龙潭、忠建、毛岭、施南等土司;元末明玉珍据蜀时本区为其所控制;明属夔州建始县、归州巴东县、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南部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设有容美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3个宣抚司,9个安抚司,13个长官司,5个蛮夷长官司;清初沿用明制。雍正六年(1728年)裁施州卫,设施县,次年改恩施县,辖区未变;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置施南府,辖恩施县、宣恩县、来凤县、咸丰县、利川县;乾隆元年(1736年),夔州建始县划归施州,巴东县、鹤峰州属宜昌府;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设道存县,民国四年设荆南道,治所恩施县,辖恩施、建始、宣恩、来凤、咸丰、利川6县;民国十五年(1926年)改荆南道为施鹤道,鹤峰州改县划入施鹤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设鄂西行政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为第十行政督察区,巴东县划入,州域始为8县之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辖区未变,直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湖北省恩施行政区,置专员公署,仍辖原8县。1955年5月12日改称湖北省恩施专员公署。1968年成立湖北省恩施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废除革命委员会成立恩施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8月19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恩施地区行政公署,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恩施、利川2市和巴东、建始、来凤、咸丰、宣恩、鹤峰6县。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大肆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中国逐步丧失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恩施虽地处内陆山区,也难逃沉沦的噩运。

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经济上,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仍然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所占有的土地不及30%,其中大部分还在中农手里,一般贫农仅有少量瘠薄土地;而仅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土地总数的70%以上。辛亥革命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短时期的统一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的局面所替代。政治腐败,团防蜂起,许多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团总、保董。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平民财产,兼并农民土地。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段,有收租、放高利贷、雇工、帮白工、收礼等。租课有活租和死租两种形式。活租即一切生产费用由佃户自理,其收成佃户与地主按比例分成:一般田土对半分,易于耕作的良田沃土倒四、六或倒三、七分成,即佣户得四成或三成,大头被地主占有。死租即地主与佃户根据土地肥瘦、耕作难易协定租额,灾年不减,丰年不增。此外还有所谓“加项”,地主制造种种“理由”不断升租,弄得“十之八九”的农民“恒以咽糟糠充饥,采蕨以度日”。①每逢冬寒、年关、青黄不接之际,穷人饥肠辘辘。为了度日,不得不向地主借贷粮食。地主则按粮价折款,借出后认涨不认跌,收回时以款折粮,认跌不认涨。农民借贷之时正值粮价大涨,还债之时正值粮价大跌,加上50%的高利,再利滚利,“8斗9年30石”,使无数农民倾家荡产,不得不给地主当一辈子长工,落得负债而死,其子女还得继续还债。雇工工资极薄,男工一般年工资为大米500斤左右,女工一半,小孩给地主放牛只给饭吃不给工钱。大量无地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命运更加悲惨,为了维持生存,只好到地主、富农家里或城镇作佣工,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每遇灾荒,流浪、乞讨者数以万计,许多人饥饿而死。即使有部分土地的农民,也因生产手段原始,产量极低,再经租课赋税盘剥,也难得温饱。奸商暴利盘剥,他们买贱卖贵,囤积居奇,乱发“宝钞”,坑害百姓。此外还有数十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政治上,团防首领凭借手中的武装和权力把持地方,各县县长也仰其鼻息。他们私设公堂,武断乡曲,苛征捐税,鱼肉百姓,人民群众深受其害。20世纪20年代咸丰曹乔如所作的《团防取税赋》深刻地揭露了团总保董们的横行霸道:“痞党集,团防立。税局设,民财竭。咸邑多团防,暗无天日。团勇东搜而西刮,行同虎狼。罚款累累,尽入私囊……团副保董,甚于当途之长官;丁壮什役,甚于绿林之强梁;谴呵叱咤,甚于牛马之驱逐;捶肌剥髓,甚于烙炮之威刑;敲诈勒索,甚于披麻之酷虐;追魂取魄,甚于阎罗之鬼卒……”

军阀混战,乱象丛生。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系不断混战,波及鄂西。王占元督鄂后,击败湖北靖国第一军,军长石星川转移鄂西,唐克明接任,驻恩施城,前敌总指挥柏文蔚率部驻崔坝。1918年1月1日,孙中山派鄂西护法军总司令蔡济民、秘书董必武率部攻占施南镇。6月,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到鄂西巡视,协调唐、蔡关系未果,北洋军攻占恩施。1919年1月,鄂西护法军总司令蔡济民遇害,护法行动随即停止。1920年10月,靖国军总指挥柏文蔚返施南,增设施宜镇守使,由直系军阀第十八混旅旅长赵荣华兼任。后鄂西靖国军因派系众多,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以“护法”为名争夺地盘,内讧迭起,腐化变质,又引发了同鄂西神兵的大战。长达数年的军阀混战局面使鄂西大地无处不兵,你攻我伐,战乱不已。许多地方“商戒于途,农绝于野,士停于校,工罢于厂,老弱转于沟壑,盗贼满于山林,市廛丘墟,田园荒废”。①

靖国军进驻恩施,对恩施的政治、经济亦产生过积极影响。如设立鄂西民政处、鄂西财政处、鄂西高等审判分厅、鄂西高等检察分厅。各县县长由靖国军委派,对土豪劣绅的权威有所打击,劳工工资有所提高。军队走私,贩运布匹、食盐和小百货与民交换,活跃了经济。但是由于广东护法军政府无钱无粮供给靖国军,靖国军粮饷给养全靠自己就地筹集。鄂西地瘠民贫,为满足军需,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尽力搜刮,加重了群众负担。主要措施包括:1、整顿厘金,增设税卡,借以增加税收;2、摊派捐款,如富绅捐、月捐、亩捐等等,各乡派遣摊款委员挨家挨户收缴;3、从四川购进大批烟种,鼓励农民种植鸦片,按窝征收烟税,又叫“窝捐”;4、发行通货出票子,“恒南”票倒闭后又发行“保和”票;5、铸造铜元,一枚当一百文,因含砂多,质量粗劣,民众称为“砂壳子”,不愿使用。由于大量种植鸦片,占去了许多良田沃土,导致粮食减产,军需民食矛盾日重,军民争食之事时有发生。加上内部建制混乱,各不相属,各自为政,争地盘,争税源,逐渐腐化起来,群众呼为“滥军”。1920年12月16日,咸丰神兵连克咸丰、来凤,各县神兵群起攻打靖国军,靖国军大败。1921年1月,靖国军从建始进攻北洋军,陷野三关。神兵却从靖国军背后攻来,使靖国军腹背受敌,北洋军孙传芳部攻占建始,迫使靖国军向恩施、利川退却。1月17日孙部占鹤峰城,23日克施南,鄂西靖国军蓝天蔚被俘,北洋军再次控制鄂西七县。

土匪猖獗,民不聊生。战乱常常造成一些地方“空防”,致使土匪横行,肆无忌惮。大者盘踞一方,任意烧杀;小者隐伏城乡,乘机抢劫,“甚至兵济匪械,匪赂兵财,兵勾匪以劫械,匪藉兵而绑票,以致全属民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风声鹤唳,一夕数惊”。①1917年冬,土匪邱华廷攻占咸丰县城。地方团队赴城驱逐,土匪盛怒之下,大肆烧杀,从凉水井、猫儿岭、碗场坪,一直烧到丁寨徐家巷子,烧毁房屋200余栋。第二天,土匪退出县城,富裕人家财产洗劫一空,掳去妇女100余人。不久县城又被川匪冉树斋强占,知事也由土匪自由安排。巴东代理县长沈维光,惧匪扰乱,竟给匪首马湘、郑顺以交涉员名义借以应付他股土匪,筹款2000元任其分配。川军杨森部贺森权驻巴东,又委马湘为“城防司令”。距城数里外到处是匪,人民痛苦不堪,无处申诉。

毒品泛滥,世风日下。军阀混战鄂西时期,对人民危害最大的是鸦片大量流入和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以征收“烟窝税”,致使恩施地区“种烟几乎无家不有,宾客以此致敬,乡城因而成风,一灯一榻,俾昼作夜,囚首丧面,形同病夫,实邑中一大恶习”。①鄂西城乡竟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是民不聊生,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却是烟馆林立,生意兴隆,以至客栈旅社、药房诊所、手工百货,行行贩毒。官府不但不予严禁,反以此为生财之道,养政之资。恩施鸦片远销武汉、上海及长江沿岸城市。吸食和生产鸦片的恶习,直接加剧了官吏的腐化,商人的贪婪,农民、学校师生亦深受其害。为吸食鸦片,许多有钱的人也落得倾家荡产。沾上恶习的穷人更是造成经济上的困顿,以致卖田当产,卖儿鬻女,有的甚至沦为娼盗,危害社会。人民长期经受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西方文化侵略大肆渗透。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无论官方民众,均无力兴办和发展教育,文化极为落后。这不但使地方封建迷信盛行,而且给西方殖民主义者披着宗教外衣的文化侵略、渗透以可乘之机。“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②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作为侵华工具之一,逐渐深入内地。到20年代,天主教、耶稣教传教士就已深入到恩施以至远离恩施的穷乡僻壤。在恩施各地建教堂的就有比利时、法国、荷兰、美国、挪威的神职人员。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天主教中华圣公会,福音道路德会,他们随意割地建堂、办学、传教。这些披着神职人员外衣的外国侵略者外依列强,内享特权,强化奴性教育,公然宣称“教会学校是没有国家的,在校学生是不准爱国的”,声称“中国的命运已在华会决定,不容你们去救”。①实际上他们一方面传教,宣扬平等博爱,一方面却在搜集情报,干涉中国内政。这些教会神职人员利用宗教愚弄欺骗人民群众,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横行乡里、危害百姓;有的奸淫妇女,残害婴儿;有的纵容包庇教民违法作恶;有的广置田产,收课渔利。他们在恩施一县,就设有总堂3处,分堂2处,分会27处,计有主教、神甫、修女57人,拥有会众4480人。施南中华圣公会会址设在恩施城北门外胜利街67号,有神职人员、教徒49人。1922年增设的教会中学,有教员7人,学生238人,课目是《道学基督福音》。施南福音道路德会是1920年7月先由美利坚路德会总会派遣来华牧师高会德、马保罗等成立的,以后又由美国牧师李德、艾碧莲(女)及挪威牧师黎立德等扩建舞阳坝教堂,共有神职人员14人,教徒430人,教员9人,男女学生291人。上述教堂建立之后,便成为恩施地区教会进行反动活动的中心和重要工具。此外,在其余七县,教堂约有数十处,教徒、会众逾万人。他们在传教过程中除直接进行文化侵略以外,还直接同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勾结,成为危害地方、残害民众恶势力的掩蔽所。恩施人民深受其害,深恶痛绝。这些帝国主义宗教人员在大革命前夕就已成为阻扰、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敌。与此同时,恩施地区五花八门的反动会道门(如同善社、圣教、一贯遵、皇极道等)同外国教会相呼应,网罗各地军政要员、恶霸、豪绅、流氓、惯匪,肆无忌惮地欺凌、压迫人民群众。在大革命浪潮来临时,他们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同封建官僚、统治阶级内外勾结,或者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或者敲诈勒索,骗取钱财;或者私设刑狱,伤害人命,完全成为一股阻扰革命、镇压民众的反动势力。他们的恶行,加剧了恩施人民的痛苦。

二、近代恩施人民的革命斗争

恩施人民自古就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尤其是近代以来,恩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鸦片战争爆发后,鹤峰籍名将陈连升父子在广东虎门参加抗英战争,杀敌无数,壮烈殉国。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6月,法国天主教堂主德希圣、教士德希贤、董明德及教友贾澄清等到恩施沙子地游览,农民向元新(福音会教徒)想看外国教士面容,被贾澄清拦住打嘴,遂发生争执,德希圣便强迫向元新备8桌酒席、放6万响鞭炮赔礼道歉。后又以燃放鞭炮不足为由令其补放,激起众怒。土家族乡民向燮堂等人出面讲理,一些不法教徒起哄,双方发生殴斗,德希圣等6人被当场打死。“恩施教案”震惊中外。

清宣统二年(1910年),咸丰大路坝土家汉子温朝钟发起鄂川边区农民反清起义,震动鄂、川、湘、黔四省,与之后的武昌辛亥革命相呼应,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1925年大旱,粮食欠收。次年春荒,恩施东乡大批饥民上山挖蕨度日。红土乡天乐村农民陈海波组织饥民成立“背篓会”,到地主家“吃大户”,逼其开仓放粮。恩施三岔农民刘继武不满政府压迫,率400余农民攻打恩施县城,斗争失败,刘继武遇害。

20世纪初,恩施民众“鉴于官兵之不可恃,政府之不足靠,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图谋救死求生之计。爰组神兵武装,藉以保安自卫”。①一时间,以神兵武装为骨干的农民自发武装斗争遍及恩施各县。

影响较大的神兵队伍有咸丰王锡九的黑洞神兵,宣恩乾善统的“联英会”神兵,鹤峰邬阳关陈连振的“大道会”神兵。此外,还有巴东“大刀会”神兵和“黄带会”神兵,恩施神兵、利川神兵、来凤神兵、建始神兵以及宣恩龙系神兵和高罗神兵等。

鄂西各县神兵兴起以后,除极个别的被反动当局很快镇压下去以外,大都占据一隅,形成了独特的鄂西神兵的武装割据局面。黑洞神兵在赶走靖国联军以后,仍退回黑洞,以咸丰、利川和恩施边境为势力范围,扩充势力,王锡九成为鄂西一带最大的神兵头领。1925年,乾善统的“联英会”神兵击败地方反动团防的进攻,神兵队伍获得很大发展,晓关、高罗、李家河以及咸丰的龙坪,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同时他还四处建立分会,发展会员,曾攻克过黔江县城。此外,巴东江北一带,大体为“大刀会”神兵和“黄带会”神兵占据。“大刀会”还在建始龙潭坪发展了一支队伍,领导人为巴东吴老先生和龙潭坪罗玉麟,曾打败黔军,进驻建始城。“黄带会”首领为谢仙长,以巴东长峰为根据地,并与巫山、巫溪、竹山、房县黄带会联合,屡败大股匪军。

鄂西神兵的武装割据,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特点是:

一是小型分散。鄂西几十起神兵起义,形成了几十块武装割据区。范围大小完全以神兵多寡而定,大的跨几县边界,小的仅占据一个乡,甚至一个村。这种小型分散性并不是敌对势力分割包围的结果,而是由神兵的自身特点决定的,就连有统一组织的神兵联英会各分会,彼此也是独立的。尽管有时互相配合,但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战,没有全面的统一的行动,没有周密的长期作战计划,更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战事一完,这种联合即不复存在。

二是以本乡本土为限。神兵采取“寓兵于农”的形式,其成员大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连给养都是自备。神兵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它的产生,在客观上是不堪军阀战争的骚扰和团匪、棒匪的蹂躏,于是大家组织起来以求自救,目的在于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保护自己的破家烂什和难以糊口的劳动所得。目的一达到便回家生产,没有持久作战的打算,也没有扩大基地的要求。因此,一般都不离开本乡本土。

三是政治觉悟低。神兵武装割据区域,军阀远遁,土匪绝迹,团防归顺,农民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劳动群众并没有当家作主,没有自己的政权,大多缺乏政权观念。就连“完全是帝制余孽”,又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黑洞神兵领袖王锡九,也没有杀官夺印、取而代之的思想。所克城镇旋克旋退,政府官吏只要不和神兵作对,照样做他的官、地主富农照样收他的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改良主义的影响,根本没有建立政权的思想。除了“打富济贫”,就没有订立什么新章法,连历来农民要求最迫切的土地问题,也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四是阶级的局限性和妥协性。正是由于神兵起义这种自发性的特点,它在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往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混了进来,有的还掌控了领导权,斗争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背叛群众,向统治阶级妥协。因此以神兵为主要形式的自发斗争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危险。

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作指导,缺乏先进的政党来领导,神兵并不能解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7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领导恩施革命斗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第一编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第一章 恩施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党组织的创建

一、五四运动对恩施的影响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会议悍然决定由日本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北京政府竟然指使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共愤。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3000余名学生冲破当局阻挠,举行集会,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是由北京发起而全国响应的一场规模浩大、举世闻名的革命运动,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从5月5日开始,武汉《大公报》、《汉口日报》、《汉口新闻报》相继刊登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武汉学生界在恽代英和林育南、陈潭秋、李书渠(李伯刚)等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掀起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五四运动中,恩施籍在汉学生和进步青年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投身这一爱国运动。如在武昌昙华林湖北第一中学读书的建始籍学生聂维祯,积极参加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学生爱国运动,他参加罢课游行,声泪俱下地在街头演讲,并在湖北督军公署请愿,要求电呈北京政府通知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6月28日,迫于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群众爱国运动迅猛发展的压力,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后,一批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纷纷回到恩施进行革命宣传,使恩施人民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潜在的巨大能量,亦为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在恩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董必武在恩施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武汉早期党组织代表董必武(董用威)、陈潭秋回到武汉,正式成立湖北省党的领导机构――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

当时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把工农劳动者、士兵和学生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实现社会革命。同时建立、发展地方党组织并在党外进行活动,发展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

1921年8月,中共武汉地委利用正在发展着的湖北自治运动,派遣董必武以“湖北省自治筹备处代表”身份前往四川,一方面完成国民党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赴川联络军队,准备北伐”的命令,一方面了解情况,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活动。

董必武偕同国民党人、军政府宣传委员詹大悲和王守愚、潘怡如、潘正道一行五人,赴四川请川军总司令刘湘出师“联湘援鄂”,驱逐军阀王占元。王曾跟随曹锟、张作霖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克扣军饷,已引发湖北恩施十多起兵变,其哗变士兵烧杀抢掠,民怨极深。刘湘为稳定四川及西南局势,防止曹锟、吴佩孚等北方军阀势力扩展到长江沿岸各省,同意“联湘援鄂”,共同出兵湖北。8月10日,刘湘急电川军各将领:“川湘与鄂地域相接,援助鄂人自治,固为义不容辞,本吾川应尽天职,大局如斯,更难坐视。”决定成立“鄂西自治军总司令部”,委任潘正道为总司令,潘怡如为参谋长,董必武为幕僚长,刘湘自兼援鄂军总司令,王守愚为总司令部顾问。

8月中旬,董必武协同指挥鄂西自治军及援鄂川军共五个混成旅一万多人,进攻盘踞恩施的北洋驻军,拟经恩施向宜昌、沙市进攻。8月21日,川军先遣队张冲部第一混成旅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刘伯承偕同鄂西自治军先遣大队长蓝天蔚率部首克利川,再占恩施,迅即打下施鹤七县。蓝天蔚任鄂西自治军先遣司令后,协同刘伯承部乘胜追击,直逼宜昌,在芦林古渡口打败北洋军,俘敌700余名,缴枪600多支,大炮1门。鄂西自治军总司令潘正道行营宜昌三游洞,潘将军队事务交由董必武负责。宜昌北洋守军急电吴佩孚请援,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已倒,新任湖北督军萧耀南迅即驰援宜昌。

董必武亲临前线指挥,少数部队已攻入宜昌城内,激战20多天。9月24日,因吴佩孚援军赶到,组织反攻,鄂西自治军被迫西撤,10月17日经巴东到达巫山后重返施南。援鄂川军各部也退守施南、利川、巴东野三关。董必武、潘怡如、王守愚率部固守恩施,驻恩施鼓楼街,负责指挥鄂西自治军和管理地方行政工作。

1921年12月,援鄂川军大部调回。翌年春,鄂西自治军先遣司令部撤销,由原先遣司令蓝天蔚留守,后因北洋军大举进攻而退入川东,恩施及施鹤七县重被北洋军占领。

董必武在鄂西的军事斗争实践,使他认识到,任何革命,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仅仅依靠和利用资产阶级军队,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在总结这次军事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时指出:“当时革命意识很含糊,只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实不知唤起民众参加革命”。①

1922年5月,董必武奉党的指示离开恩施返回武汉,并带回在鄂西募集到的六七百元基金,解决了建设武汉中学校舍的资金问题。虽然这次打击北洋军阀的军事斗争失败,但董必武在鄂西自治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实践中,团结和影响了潘怡如、詹大悲、王守愚、潘正道等一批军政上层人士,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使他们后来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帮助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董必武对恩施的社会、政治、经济、劳动民众的情况有了直接的更深入的了解,为湖北党组织在恩施地区的组织发展和革命斗争策略的制定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施鹤留省学会的建立

中国武汉地委成立前后,恩施七县(巴东隶属宜昌)先后有近百名青年在北京、武汉、宜昌读书,尤以在汉学生最多,如恩施的朱光钦、徐介如,来凤的张昌岐、胡楚藩,建始的聂维尧、张光杰、聂维祯(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三一八惨案后受段祺瑞政府通缉,离京赴汉),鹤峰的陈树廉、徐锡如等。

其中一批人在董必武、陈潭秋亲手创办的武汉中学以及董必武、陈潭秋担任过校长、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启黄、共进等一些学校读书。这些学校成为中共武汉地委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培养进步学生骨干的阵地和造就革命青年的摇篮。各县进步学生直接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董必武在教育中,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讲授人类进化历史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进步学生在他们的教育熏陶下,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知识,在黑暗中看见了解放的曙光,激发了革命热情,在中共武汉地委的促进下先后建立“湖北学生联合会”、“湖北青年联合会”和“湖北学生自治会”。

1922年,恩施、建始、利川、咸丰、宣恩、来凤、鹤峰七县留省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的亲自领导和省学联的帮助下,聚会武昌粮道街沱泥湾9号“施鹤公议会”,组织成立了进步团体“施鹤留省学会”,对外称“施鹤留省学生同乡会”,推选鹤峰的陈树廉、来凤的胡楚藩等人任常务干事,并制定《施鹤留省学会简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学会实负有指导民众,改革桑梓为重任”。《简章》规定,要宣扬新思想,在施鹤各地设立驻县办事处,学生在暑寒假期间,组织演讲团,演讲今日中国大事及历年国耻,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对种植吸食鸦片,反对妇女裹脚,监督政府改革教育,使吾邑人民觉悟,晓事人间。

由于党组织和施鹤留省学会骨干的推动,学会宗旨明确,行动活跃,充满革命生机,吸引了一百多赴汉读书的青年学生参加。到1925年,又成立恩施、建始、利川、来(凤)宣(恩)4个分会。恩施分会由朱光钦、徐介如负责,有廖平瑞、谭尊安、徐东绪、陈赓宪等20多人参加。来宣分会由周若冰、胡楚藩、张昌岐、杨维藩、刘楚材5人为常务干事,分会创办了《桐圃月刊》,胡楚藩为主编,杨维藩、刘岳生为编辑。

上述进步学生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很快成为中共武汉地委发动学生运动、联系施鹤地方的纽带,成为武汉地区恩施进步青年学生的战斗堡垒和培养恩施革命骨干的摇篮,为大批恩施籍留省学生参加党、团组织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湖北得到具体贯彻,董必武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领导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5年7月2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董必武、陈潭秋等11人和国民党左派张国恩、张朗轩、郝绳祖等为省执行委员,董必武为常务委员。

由于湖北还处在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统治下,党的活动仍处于秘密时期。董必武、陈潭秋为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培养革命骨干,在省立一师等一些学校建立了国民党区分部(左派)和共产党支部。

1924年,建始籍学生聂维祯在北京朝阳大学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恩施籍学生朱光钦、张昌岐、胡楚藩等分别在省立二中、省立一师、省立高中加入国民党。朱光钦还担任二中区分部负责人。

1925年春,胡楚藩、张昌岐、聂维尧、张光杰、陈树廉、徐锡如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有朱光钦、徐介如等数十人。有的积极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中共鄂西特委负责人曹壮父到鄂西视察后写给省委的报告中称,“我们在施鹤的同志,大约在一百左右,成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阶级至少是中地主以上。他们大多数是在汉学生,是施鹤人,在外受些革命道理和空气熏陶”。①

施鹤留省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的亲自组织下,走出校门,投入社会斗争。参加党领导下的历次爱国运动,参加反对军阀统治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游行示威活动,积极支援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以及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主动性、积极性。

四、恩施十三中学潮

五卅运动发生后,军阀萧耀南强迫武汉所有大、中、小学一律提前放假,勒令学生离校,妄图以高压政策镇压学生运动,扑灭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火焰。

鉴于当时局势,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领导人董必武、陈潭秋等决定利用这一形势,将反帝运动扩大到农村中去,要求从武汉回乡的党员学生,把群众发动起来,扩大影响,在各地广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值此,恩施籍在汉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团员纷纷离汉回到恩施开展秘密活动,以发动学生运动和乡村工农反帝运动。

1925年秋,朱光钦插班到湖北省立恩施第十三中学读书,并在该校同学中进行秘密宣传发动工作。各县返乡学生中的党团员也都利用各种形式开展了初期活动。

11月27日,萧耀南为防止全省返乡学生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通电各县,严禁学生入党,并令省教育厅“整饬学风”,称如有集会、请愿反抗校令事件,即将学校解散,以图限制和镇压学生运动。同年冬,中共党员、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陈定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委、汉口特别市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派共产党员、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胡楚藩(来凤人)回到施鹤开展学生运动,胡与朱光钦取得联系,利用与第十三中学校长邱维新的同乡关系,摸清情况,准备发动学生运动。

当时省立恩施第十三中学是施鹤七县最高学府,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有不少学生在该校读书,其前身是南郡中学(亦称施南中学),1923年改称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学。1925年在校有六个班,学生近300人,教职工18人。胡楚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触了恩施的朱光钦、郑廉,咸丰的黄子全(黄埔)、杨泓、杨衡远,利川的牟鸿彦、陈鹤生,建始的田奋武,来凤的何??等。胡给他们带来了中共中央创办的机关刊物《向导》、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书刊文件,作了如何开展学运的谈话,鼓励他们积极行动。于是很快成立了十三中的学生自治会,推选朱光钦任常务干事,金裕汉任组织干事,胡秉之任宣传干事。他们还发动了恩施小学的高年级学生参加学生自治会,共有会员300多人。

胡楚藩接着回到来凤,以来凤县立高小学堂为据点开展学运。他的活动很快引起注意,来凤大劣绅、团防总公所所长张育卿向县知事李元龙告密,说胡楚藩是“赤化党”,由李转报吴佩孚驻施南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下令缉拿。胡闻讯紧急布置后便转道湘西回武汉。

十三中学生自治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宣传,在校内办墙报、编专栏,公开号召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同时还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痛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只有彻底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生存的必由之路。演讲中还介绍广东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形势。号召民众组织行动起来,积极配合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学生自治会在城内张贴广东国民政府印制的标语,还在北洋军阀驻恩施的十八混成旅于学忠的住房大门上贴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

十三中校长邱维新压制学生运动,自治会则针锋相对,揭露邱吸鸦片烟、嫖妓女、贪污克扣学生伙食的丑行,并发动罢课一个月,迫使邱维新下台。这一行动遭到于学忠的镇压,有8名学生被开除,朱光钦等离恩施赴汉,学生自治会的郑廉、袁举才等被拘捕关押,后由十三中教导主任胡森阶保释。

1926年3月,朱光钦、郑廉等人去武汉后,金裕汉又被派到恩施,在十三中筹备组成“施鹤学生联合会”,金任常务干事,继续活动。1927年1月,金裕汉呈报省学联:“施鹤学联”组织成立,“湖北施鹤各校学生,前此曾先后成立各学生会,并进行筹备施鹤学生联合会,旋被直系军阀于学忠严重压迫,因即终止。刻全鄂已在革命势力之下,民众取得完全之自由,于是施鹤学生联合会,遂于本月12日正式成立,即向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呈报一切”。

五、恩施地区党组织的创建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9月,北伐军克汉阳、取汉口、围武昌。贺龙率北伐军第九军第一师由湘西北挺进鄂中、鄂西,与吴佩孚部在宜昌、公安、沙市等地激战,9月14日攻占宜昌和荆沙地区。驻鄂西的吴佩孚新编陆军第二十六师于学忠部撤离恩施。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歼敌万余。湖北境内的军阀部队大部被消灭,残部纷纷易帜参加北伐军,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湖北城乡。

为培养革命力量,发展革命队伍,国共两党迅即在武昌开办了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着力培训党务、农运骨干。11月,恩施朱光钦、朱光寿、郑乐泉、谭大荣,巴东的黄大祯、黄大鹏、张华甫、廖景坤、陈宗培,咸丰的黄兴武、黄子全、叶达仁,鹤峰的陈树廉、徐锡如,来凤的杨维藩、杨少芹、雷子文,建始的刘尧阶、黄开沿、田启元、黄德鬯,宣恩的段炳麟、李祖锡,利川的潘季川、黄万镒、彭永思等受组织的派遣,先后进入党务干部学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学习期间,朱光钦、杨维藩、潘季川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郑乐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前后,中共湖北省委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先后派遣恩施籍党员聂维祯、聂维尧、张昌岐、刘岳生、陈树廉、徐锡如、张华甫、黄大鹏、武道生、朱光钦、谭延嗣、匡超然、段炳麟、李祖锡等以及在农讲所、省党务干部学校受训的20余名党团员,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视察指导员的身份,回恩施筹建国民党县党部。

这批党团员回到恩施后,在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同时,利用各种关系,联络当地开明人士,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北伐,举办农运培训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咸丰、建始、来凤、鹤峰四县在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的同时秘密建立共产党支部,有党员百余人。在巴东、建始、恩施、宣恩、咸丰、来凤、鹤峰、利川8县建立以国民党左派骨干为核心的县党部或筹备委员会。恩施、建始、来凤还建立8个区党部,30个区分部。到1927年3月,各县都建立了县(区、乡)农民协会,部分县建立了商会、工会、妇女协会和学生联合会。部分地区的农民协会在党领导下还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的斗争。来凤、咸丰、建始等县还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打倒军阀、推翻封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反对阶级压迫,工农当家作主等新思想在恩施农村广为传播。

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和国共合作的形势,恩施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实际领导权基本上由占优势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着。当时,各地军阀统治已因北伐的胜利土崩瓦解,地方反动势力也处在惊惧惶恐之中,因而农民运动获得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机。

中共各级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通过国民党县党部实施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恩施各县广泛建立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并以这些组织为渠道,沟通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在宣传、灌输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同时,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在革命实践中发现、培养骨干分子,然后把他们吸收到国民党内,其中最优秀分子再加入共产党,成为双重党员。

如恩施朱光钦领导的县党部筹备处根据省党部工作计划大纲发展党务组织,“吸收富于革命性之民众入党,尤其要注意农工、工人、中小商人及学生、妇女入党”。恩施县党部筹备处对发展党员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有的负责发展农民党员,有的负责发展学生、手工业工人和妇女党员。首先组织发展对象学习《入党须知》、《怎样做一个忠实的党员》,然后由党员负责办理入党手续,填写入党书。“截至4月底止,全县很快发展党员达200人以上”,①先后建立2个区党部,3个区分部,连该县比较偏远的红土、沙地等地也有了党员。新党员入党宣誓时,会场两旁挂着两副标语:“提高党的权威!”“巩固党的权威!”主席台挂有孙中山遗像,两旁的标语是:“革命的就请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宣誓时念孙中山的语录,主要内容有承认“耕者有其田”和“遵守党的纪律”。党员队伍的扩大,造就了一批领导骨干,也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六、恩施地区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大革命时期,恩施共产党人及其基层组织,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组织,与国民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盟,领导民众支援北伐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国共合作,充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党主要通过国民党县党部及其下属组织,教育、发动、组织农民,以实现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打倒地方反动势力的目的;同时在宣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同时,通过农民运动发展的有利形势,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完成发展革命力量的任务。

恩施共产党人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及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开展革命工作,不仅赢得工农群众的拥护,而且赢得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尊重。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却能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投身革命,义无反顾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取得了实际的领导地位,以至恩施各县、区国民党党部和县党部筹备处、各级农民协会、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由共产党员担任,这就保证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恩施地区的传播。他们在农民运动的风暴中发现和培养知识分子、农民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发展革命队伍。

各县以县党部(筹备处)为革命的大本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活动,为北伐革命、国共合作大造舆论。许多在县党部(筹备处)担任负责人的共产党员还充分利用其在教育部门任职或在学校兼课的有利条件开展活动。如张昌岐任来凤教育局长,张华甫、廖景坤分别兼代巴东信陵书院高级小学公民课、党义课和国文课、历史课,聂维祯兼代建始县高级小学国文课、政治课。他们以县党部(筹备处)为阵地,积极向群众传播进步思想,宣传共产主义。聂维祯、徐锡如分别在建始、鹤峰县党部开办为期3个月的有50余人参加的党务、农运训练班,培训党务、农运骨干。恩施、来凤、巴东、建始、宣恩5县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军四十三军(黔军)以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任的县长,开展团结、争取工作,促使北伐革命、工农运动顺利推进和开展。来凤、咸丰两县还民主选举了县长。

第二章 恩施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一、农民运动及群团活动的兴起

大革命时期,恩施地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恩施农民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党的发展,同时加强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恩施各县的农民运动在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形成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在来凤,1926年10月,共产党员张昌岐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到来凤兼任教育局长。他以公开的身份为掩护,与中共党员刘岳生、吴郅堂、梁子恒等人在来凤土堡灵凤庙开会,发动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会后分头到旧司、腊壁司、板沙界、甜茶坪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提高农民觉悟。在支援北伐的号召下,来凤板沙界建立农民自卫队,队长刘贤成,队员100余人,大部分是土家族、苗族青年农民,有枪10多支。10月28日,在张昌岐带领下,农民自卫队以及千余名青壮年农民肩扛扁担梭镖,腰藏短刀、利斧,分四路攻打来凤县城,激战中毙敌2人,夺枪2支,因强敌反攻而撤退。此次行动,震撼了湘鄂边反动统治,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志。11月19日,国民党来凤县党部筹备处成立,张昌岐任筹备处主任。接着,张昌岐、吴郅堂在城关、土堡、毛草滩、狮栗坪、黄茅坪建立5个区分部。1927年2月,杨维藩从省党务干部学校结业,回到来凤,同张昌岐在来凤城关、土堡等地继续发动农民,支援北伐战争,并发展一批农运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中旬,中共来凤县支部成立,张昌岐任书记,有党员10余人。来凤县农民协会、国民党来凤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也于同期成立,张昌岐任县党部执委会主任兼工人部长,杨维藩任组织部长,刘岳生任宣传部长,吴郅堂任农协主席兼执委会农民部长,民主人士黄旗若代理来凤县长。

在张昌岐、杨维藩等人领导下,来凤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区乡农民协会纷纷建立,农协会员发展到4000余人。为扩大革命武装,1927年3月,张昌岐、刘岳生收编范子臣、郑青海的神兵队伍,得枪30余支。在此基础上,张昌岐改编成立100多人的来凤县农民自卫军,有枪50余支。3月底,吴郅堂、李子元、周朗生、吴老九等人到猴栗堡、甜茶坪成立两地的农民革命自卫大队,大队长分别为朱尧阶、杨正仁。接着易海清在毛草滩也建立农民自卫队,并任队长。全县农民武装发展到1000多人,有枪200余支。

在巴东,农民运动以反“复验红契”斗争为中心,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北洋军阀吴佩孚负隅顽抗,在其盘踞的湘鄂两省境内大肆摊派军饷,扩充军力。其时湖北许多县的地方政府借筹措军饷之机,巧立名目,以“复验红契”为名,通告农民:凡原有田契必须交县府“重验”,加盖红印,缴交契税,方才有效,否则按“黑契”处理,没收田产,课以重罚。农民苦不堪言,为保住自己的土地,被迫变卖耕牛、房屋、粮食,缴纳契税。为了打击军阀,支援北伐,中共武汉地委向全省作出部署,号召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反对“复验红契”。回到巴东的宜昌第三师范学生、共产党员黄大祯、黄大鹏积极行动起来,发动群众。8月初,他们在平阳坝八盘山庙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反对“复验红契”,举行游行示威。县长张琨得知平阳坝农民“造反”的消息,立即派兵抓捕黄氏兄弟。在群众的掩护下,黄大祯连夜潜出县城,前往宜昌向上级组织汇报。黄大鹏不幸被捕。张琨亲自审问黄大鹏,黄据理反驳,当堂怒诉张琨“复验红契”是盘剥百姓的阴谋,历数反动政府的腐败和贪婪。张琨理屈词穷,相持不下。此时,江北江南群众闻知黄大鹏被捕受审,立即聚集数百人,直闯县衙,要求释放黄大鹏。张琨慑于群众压力,被迫当堂开释黄大鹏。“复验红契”就此拖延下来,最后不了了之。反“复验红契”斗争的胜利,使人民群众看到自身的力量,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四十三军李晓炎部一个营开抵巴东,举旗北伐。共产党员张华甫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和省农运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同新任巴东县长、国民党左派钱纳水一道主持新政,并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张华甫任筹备处主任,武勤圃任副主任。同月,黄大鹏、廖景坤、陈宗培等受中共宜昌特支的派遣,到巴东协助张华甫工作。张利用兼任信陵书院高级小学公民课、党义课的机会,在青年学生中宣传新三民主义,同时组织宣传队、演讲队到街头演讲、贴标语、办墙报、画漫画,宣传北伐,宣传农民协会,并在县长钱纳水的支持下,在信陵书院高级小学挂出“巴东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先后在城关、江北罗坪、罗溪、大石桥、泗阳桥等地成立农协会,拘捕土豪劣绅20余名。4月中旬,拥有一百多支枪的杨柳池土豪谭继唐对抗农会,县党部及时派兵协助,迫使谭收敛其嚣张气焰,其余团防、土豪劣绅均慑于农民协会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

在恩施县,农民运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在很短时间里,崔家坝和七里坪两个区农民协会成立,原乡公所被解散。接着在全县普遍实行区、乡自治,以农民政权代替土豪劣绅把持的旧政权。农会成立之初,旗帜鲜明地宣布废除重利重租、苛捐杂税,禁止预征钱粮,禁止包佃制;同时反对封建迷信、宗族统治,明令禁赌、禁鸦片烟,禁止虐待妇女,提倡放足剪发等。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农民开始获得了解放,看到了前途,提高了觉悟,全县农民踊跃参加农民协会,会员达一万余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在发动农民运动过程中,十分注意妇女解放,注重男女在政治、经济、法律及教育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公开提出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反对多妻制,严禁抢亲恶习,禁止买卖妇女及蓄婢纳妾,废除娼妓,打破牢狱式的“敬节堂”,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他们还张贴《取缔妇女缠足条例》。在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鼓动下,全县妇女纷纷响应,有的父母亲自给女儿剪开裹脚布,有的年轻姑娘自主放脚。

1927年3月初,以董必武为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省政府为打击反动势力,保障农民的权益,制定《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和《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提交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会上,负责中央农民部工作并被聘为这次大会名誉主席的毛泽东发言支持:“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打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全省。”经大会批准,这些条例即由湖北省政府公布执行。恩施县县党部筹备处主任朱光钦和恩施县长金继烜随即开会贯彻执行,成立以金继烜为主席,朱光钦为常委,徐介如、廖平瑞、金裕汉等十人为委员的“恩施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根据民众的强烈要求,通过决议,拟定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土豪劣绅四十多人。

此外,建始、咸丰、宣恩、利川、鹤峰等县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

1926年3月下旬,聂维祯以国民党建始县党部筹备处的名义在县城西后街学署举办全县10个区、50多名农民骨干参加的党务和农运训练班。聂维祯、聂维尧等给学员们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同时组织学员宣传队,在县城和城郊讲演,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支援北伐。4月初,聂维祯在县城组织两次以农训班学员为骨干的游行示威,支援北伐革命,他们手持小旗,沿街张贴标语,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压迫、打倒土豪劣绅、禁烟禁毒等口号。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加入游行示威的行列,队伍猛增到200多人。不久,农训班学员结业分赴各地,在城关、红岩寺、田家坝、花坪等地建立国民党区党(分)部。花坪、田家坝、红岩寺等10多个区(乡)建立区(乡)农协筹委会,田见龙、严文阶、蒋瑞清等担任农协筹委会负责人,80%的农民踊跃参加农民协会。聂维祯带领农协会员实行“二五减租”,反对封建剥削、惩治土豪劣绅。县党部筹备委员田见龙带头减租减息,免收租课。在县城,农协会还扣押作恶多端的警座卢干臣,在红岩寺逮捕大土豪黄哲仁,召开斗争大会。

1926年10月10日,陈树廉(陈子杰)、杨礼贤回到鹤峰开展筹建县农会和县党部的组织、宣传活动,陈任县党部筹委会主任,杨任县农协筹委会主席。陈、杨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城关、走马、五里等地进行党的宣传活动,并在县城大街上第一次公开挂出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挂起镰刀铁锤红旗,提出创办农民协会,并积极筹办农运训练班。陈树廉首先从家庭开刀,将田产分给新庄、潘溪的佃户和农民,接着将家里所收的租课分为三份,一份作农运训练班的经费,一份作县党部筹备处的活动经费,剩下的少部分留作家用。陈树廉还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县党部筹委会和农协筹委会的办公用房,供开会和党内同志住宿。经费短缺时,他将妻子的金银首饰卖掉,以供公用。鹤峰籍进步学生、共产党员周继武毕业于沙市省立荆襄法政讲习所,受北伐的鼓舞,毅然拒任政府当局委任的法官职务,回到鹤峰接受陈树廉领导,积极串联农民群众,在北佳夹沙坝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革命誓师会,成立农民协会。在北佳麻水一带抗税、打土豪,组织了大革命时期该县第一支受党影响的农民武装。

1927年2月初,共产党员黄兴武、郑乐泉、叶达仁受中共湖北区委的派遣,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和省农运巡视员的身份,回到咸丰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当时,新任县长还没有到任,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黄兴武、叶达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公开打出“一切权利属于党”的旗帜,在城乡四处串联,积极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革命运动,宣传北伐革命,四处张贴省农民协会的布告。他们积极联络各界人士,与共产党员黄子全、进步青年冯子南等10余人在兴国寺公开成立国民党咸丰县党部和咸丰县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等。黄兴武任县党部主任兼县农协会主席,叶达仁任农协会副主席。2月中旬,黄兴武在兴国寺秘密成立中共咸丰县支部,有党员6人。黄兴武等人分头深入到清水塘、龙潭司、店子湾、甲马池、新场、湾田、丁寨、白果坝等地,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召开数百人的大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协。黄兴武、黄子全(黄兴武的侄子)分别打开自家的粮仓赈灾济民,鼓动农民抗租分田。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离开神坛,加入农民协会。不久,城关、清坪、老里坝、龙潭司等地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龙潭司农民协会有会员100多人。在龙潭司农民协会的基础上,黄兴武挑选骨干群众,组织起一支30余人的农民自卫队,并变卖自家田产,筹钱买枪。自卫队成立后,黄兴武根据群众要求,赶走在龙潭司、店子湾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税警,由农协会派人公平收税。4月初,曾效力于北洋军阀的李镜南出任咸丰县长。黄兴武、黄子全闻讯后,带领龙潭司农民自卫队和农协会员黄子明、黄子林、黄明选、黄华清、王必真等30余人,在蒿子坝截住李镜南的大轿,劈头痛打,李镜南仓惶逃回恩施。这一行动大长了农民协会的威风,增强了农民协会的凝聚力。短时间内,农民协会发展到300余人,遍布城关、龙潭司、白果坝、丁寨、湾田、新场、甲马池等地。黄兴武等立即着手建立“廉洁政府”,由农协会推选忠堡开明人士、县总公所代所长蒋菽藩出任咸丰县长。县党部委员、国民党左派徐光壁以县党部视察指导员的身份兼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一批农运骨干和共产党员也分别在县政府任职。

1927年3月,国民党宣恩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在城关成立。4月,李祖锡到覃家坪,吕汉平到马家坪,薛云龙到白果树、大坝沟、大沟塘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农协。不久,城关、祖神庙、玉皇阁、覃家坪、马家坪等地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薛云龙、吴相成、吴瑞林、龙金蜴、吕汉平等分别担任农协会负责人。薛云龙为动员群众加入农协会,大义灭亲,揭露其哥哥、岳父等亲属欺压百姓、剥削农民的罪行,深得群众信任,农协会员一时发展到300余人。5月10日,薛云龙率农协会员500余人到县城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惩办恶霸”、“分田分地”的口号,给土豪劣绅以极大的震慑。

1926年底,国民党左派胡拱辰、郭新甫受省党部委派,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利川,筹备建立国民党县党部。1927年l月5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任命陈石生为利川县长。l月13日,胡拱辰、郭新甫与陈石生联名以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和县长的名义,向省党部和省政务委员会呈送《请免粮发赈,派兵剿匪》的报告。报告较为详细、真实地反映了利川的社会现状,痛述了民众“饥啼号寒,惨不忍闻”的悲惨境况,介绍了利川反动势力强大,工作难以开展的实情,请求派兵绥靖。1月15日,在县长和进步青年方指南等人的协助下,胡拱辰、郭新甫联络利川各界人士20余人,在县府西花厅召开了国民党利川县党部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与此同时,各群团组织的活动也开展起来。

恩施最早建立的工会组织,是1927年2月由共产党员朱光钦、共青团员徐伯坚等人成立的恩施县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有会员300余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工会筹委会在县城体育场主持召开声讨蒋介石大会,会后在恩施城内举行游行示威。5月,因恩施国民党驻军倒戈叛变革命,工会筹委会被捣毁。当时,各县因无大规模工业生产,产业工人极少,分布于小城镇和乡村的工匠艺人均处于分散、个体状态,所以仅恩施、来凤、鹤峰、咸丰、巴东五县筹建工会,正式会员极少。

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恩施各族妇女不仅受到夫权、族权的压迫,而且还遭到严重的民族歧视,她们渴望解放,充满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许多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拥护革命,支援北伐。咸丰、巴东、鹤峰三县相继成立妇女协会组织,全区妇女协会正式会员约千人以上。妇女协会组织动员各族妇女参加革命运动,组织青年妇女放足剪发,反对封建礼教,宣传男女平等,为恩施妇女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恩施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商贸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大革命时期,在各县国民党县党部的努力下,在对旧商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成立了行业性商会,其中,恩施、来凤、巴东、咸丰四县商会规模较大,共有会员600多人。

二、争取神兵及土著武装

20世纪20年代初,鄂西爆发大规模的神兵起义,数万土家族、苗族贫苦农民,头缠红巾,手握刀矛,吞符念咒,斗争锋芒直指军阀、土匪、反动团防和贪官污吏,所过之处,锐不可挡。神兵起义攻势之猛烈,号召之强劲,除恶之坚决,活动之广袤,在全国农民自发斗争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领导农民武装革命提供了契机。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王锡九的黑洞神兵。王锡九,咸丰黑洞(现名黄金洞)人,生于1880年,秀才出身,在黑洞很有名望。1920年9月,靖国军陈绍基团夏参谋带兵30余名从利川来到黑洞,强派军谷96石,军饷5484吊,激起众怒。10月2日清晨,王锡九命祝儒均、刘清太各带数十名农民群众,头缠青丝帕,身穿黑长衫,腰捆白布带,扎着“半边月”(半边胸脯膀子露在外边),手持梭镖、大刀等,直捣夏参谋驻处,击杀10余人,其余四处逃散。祝、刘这边未伤一兵一卒,民心大振。10月20日(农历9月9日),王锡九在精灵宫召集会众,正式宣布成立农民武装,说有“神助”,“刀枪不入”,遂取名“神兵”。主张“打倒军阀,消灭棒匪,取消苛捐杂税”,把农民群众按乡编队,任命祝儒均、刘清太等11人为“带兵首人”。神兵“寓兵于农”,遇有战事,土炮一响,群众云集;战事一完,各自回家种地。11月22日、28日,恩施驻军胡旭安、李德三分别带兵来黑洞镇压,均大败,死20余人。12月16日,神兵700余人打进咸丰县城,击杀官兵200余人。来凤、宣恩、利川等县群众纷纷响应,黑洞神兵又乘胜攻下来凤、宣恩、利川县城,使靖国联军张学济部全军覆灭。神兵纪律严明,所过之处,除向殷实富户筹集给养外,做到耕市不惊,人民群众称之为“除暴禁乱之神”,一时声名远扬。

继之而起的是宣恩乾善统的神兵“联英会”。乾善统,又名乾文仲,宣恩晓关农民,1887年生,为人正直,刚毅豪爽,好打抱不平,自称为大汉陈友谅后裔。于1920年冬倡神兵联英会,供奉“八圣”,主张“三灭四禁”,即“灭兵、灭捐、灭税;禁烟、禁酒、禁色、禁盗”,乾善统自任会长。参加联英会的人都是贫苦农民,作战时勇猛异常,所向披靡,信者益众。当时一支军阀部队盘踞咸丰老寨,乾善统带领宣恩猫山坝、晓关、大岩坝以及咸丰龙坪等地几百名联英会神兵,将该军打败,从此名声大振。

崛起于湘鄂边、实力最强、发展最快的神兵队伍是鹤峰邬阳关陈连振的神兵“大道会”,主要活动于巴(东)建(始)鹤(峰)五(峰)边界的邬阳关一带。这里曾是白莲教的土家族领袖田思群的活动地,也是著名抗英英雄陈连升的出生地。陈连振本是一名私塾先生,但他从小就受到英雄先辈的精神熏陶,勤劳朴实,能文能武,受到乡邻的拥戴。他曾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而得罪了“副衙门”,又杀死建始地方团防区队长曾飞武,受到官府拘捕,被敲诈光洋1200元,因此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后遭受流散军阀士兵抢劫,陈连振父子奋起反击,杀死匪兵一名,被指控“格杀官兵”,再次入狱。数月后,在友人帮助下,陈连振越狱逃回邬阳关,秘密组织“巴建鹤同心会”,决心与官府统治作对。地方政府为扑灭这个群众自发组织,扬言“踏平邬阳,杀绝陈家!”并在邬阳疯狂搜捕,大开杀戒。残酷的现实使陈连振认识到,要自由,必须拿起武器,遂于1926年12月,召集鹤建巴五地区贫苦农民,组织起鹤峰县第一支神兵大队,公开提出“抗捐抗税、抗夫抗兵”的口号。一时,神兵迅速扩大,发展近千人,后自号“农民自卫军”,在巴东、建始、鹤峰、五峰及桑植、鹤峰边界同地方团防展开斗争,在五县边界形成了武装割据的态势。特别是在同五峰、鹤峰边境的大团防孙俊峰部多次激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引起了湘鄂边地方反动统治的仇视和恐慌,同时也引起了鄂西党组织的关注,受到劳苦群众的拥护。

神兵组织在当时是一种公开存在的民众团体,其名称繁多,但绝大多数以“假神灭匪、绥靖地方”为宗旨。神兵的帮会迷信色彩较浓,成份比较复杂,他们无事为农,遇事为兵,仍处于自发状态。

在大革命时期,恩施党的组织就十分注重对神兵的争取、改造和利用,把争取、改造神兵作为壮大统一战线、扩大工农武装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凤、巴东、鹤峰、咸丰等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国民党县党部为此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党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主张,同神兵斗争宗旨和斗争对象基本一致,符合农民(包括神兵群众)的基本利益和愿望,因此一开始就取得神兵武装的理解和支持,这为党改造神兵和土著武装及少部分团防武装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926年7月,共产党员张昌岐、刘岳生在领导来凤板沙界暴动过程中,着力改造原板沙界邓捷先的团防武装,使之成为板沙界暴动的中坚力量。同时团结、利用当地土著武装田步云,收编茅坝团防的部分武装,联络龙山宋民康、刘伯屏、刘子良及陈虎强等民团武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来凤农民革命运动。1927年初,张昌岐、杨维藩、刘岳生来到革勒车、腊壁司、杉木塘一带发展农民协会,扩大农民武装,取得杉木塘神兵首领范子臣、郑青海的信任。范、郑率领30余人,携带全部枪支加入自卫队,改编时,范子臣、郑青海的神兵大部分成了自卫军的军事骨干。同年3月,经张昌岐、杨维藩、吴郅堂联络来凤、咸丰、宣恩、湖南龙山四县民团武装,在来凤成立“来、咸、宣、龙四县联防指挥部”,共同抵御土匪、“滥军”的骚扰,杨维藩任联防指挥部主任。1926年冬,为争取神兵,共产党员黄大鹏到外地请师来巴东“授法”,共产党员刘子泉(名光澡,湖北兴山人)应邀来到巴东,在江北以开设“神坛”为名,扩大神兵武装,为武装斗争聚集力量,“该地学法者数百人。”①巴东党组织负责人张华甫、黄大鹏等人,在大力筹建农民协会的同时,积极开展争取、改造、利用神兵的工作,指示共产党员和农协骨干打入神兵组织,掌握其领导权。通过阶级启发、时事教育、政治宣传、革命鼓动等,很快掌握了几支主要神兵队伍的领导权。黄大鹏任五道垭神兵大刀会队长,刘子泉任五道垭大刀会代表,宋文盛任平阳坝大刀会代表,谭联科任牛洞红枪会队长,高云沛任牛洞双刀会代表,大批农协骨干成为神兵的中坚力量。党所领导的神兵武装声威大震,一时成为左右巴东局势的重要武装力量。1927年初,中共鹤峰支部负责人徐锡如开始做争取邬阳关神兵的工作,进展迅速。

由于有了党的领导,神兵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假神灭匪、绥靖地方”,开始公开抗租、抗捐、抗税、打土豪,并与团防、军阀进行直接的武装对抗。

1927年初夏,驻宜昌的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四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川军杨森与夏相勾结,出兵湖北,进逼武汉,杨春芳、贺森权、白驹、郑顺、马湘等部相继窜入巴东。土匪、棒客、团阀豪绅趁机出洞,竞相骚扰,巴东百姓苦不堪言。共产党员黄大鹏、黄大培、宋文盛、张明良等率领大刀会,联络其他各路神兵,多次抗击兵匪,“曾一度御匪于曾家岭,杀匪颇多,匪益惊惧,又至万户沱,拿获郑顺,解城伏法”,“追杀马湘于兴山境内,就地正法,砍头悬于城东”。①一时,神兵声威大震,川军各部不敢驻足巴东,过境也得先言借道。这为后来巴东暴动的胜利和巴归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在咸丰、宣恩等县,当地党员也不同程度地对神兵及土著武装进行了争取、改造工作。大大小小的神兵组织,全部或者大部先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自发的自卫斗争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武装斗争。

第三章 恩施大革命的失败

一、反动势力的大举反扑

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民运动步步深入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乘机加强右翼势力,加紧控制国民党领导权,其仇视和惧怕工农革命的面目逐渐暴露,终于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蒋介石在东南各省以“清党”名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调集大批军队,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屠杀,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闭塞的恩施山区也随之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恩施的反动势力纷纷举起屠刀,向革命反扑。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成为他们镇压的主要目标。1927年5月4日,驻恩施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军长李晓炎公开背叛革命,倒向蒋介石。他指令谌祖成率部包围恩施县党部筹备处,下令逮捕县党部领导人徐介如、谭大荣、金裕汉、谭秀清等人。徐等闻讯后从屋后越墙逃脱,幸免被捕。谌祖成抓人不成,便捣毁县党部机关。

恩施形势日趋恶化,土豪劣绅王冰如等与反动叛军勾结,进行反攻倒算。王冰如强令施鹤学生联合会常委谭秀清解封他家被扣的房屋,并赔偿银元三百块。他们重新组织反动的县党部,并指名缉拿共产党员朱光钦、徐介如等。朱光钦、徐介如等逃脱后,他们将朱、徐的家捣毁,并对朱、徐的亲人捆绑毒打。5月26日,反动派还将农协会关押的土豪劣绅吕树安、余炎龙等释放。二人遂勾结吕跃先带领团丁10多人,捣毁崔家坝第四区党部,绑走常委徐翰如,扬言“要用洋油活活烧死他”,借以吓唬群众。恩施的大革命运动遂遭破坏。

1927年5月9日,聂维祯、聂维尧以国民党建始县党部名义,在县城西郊教场坝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反蒋介石军事独裁、支援北伐革命大会。中旬,驻建始的黔军公开叛变革命,捣毁县党部和县农协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聂维祯等被迫撤离县城,转移到铜鼓包、田家坝等地。

5月中旬,夏斗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率部叛变,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镇压川鄂交界地区的革命运动。杨森率部进驻鄂西后,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川军一到巴东,即纠集地方势力,联络反动团阀,包围搜查巴东县党部机关,幸好县党部领导人得悉转移。川军搜查扑空,宣布在城关戒严,到处张贴布告,宣称“禁止不良分子宣传共产党,破坏党纲。”活跃在城关的民众革命团体和革命组织遭到破坏。县长钱纳水也以“袒共罪”被关押。巴东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5月14日,宣恩县警备大队团防总公所头子覃子寿、曾洞庭等率数百名暴徒,捣毁县党部和县农协会,逮捕农运骨干多人。段炳麟、朱光辉等转移,农运骨干满继云等失踪,李祖锡连夜离开宣恩赴武汉。

5月23日,蒋介石派胡宗铎为鄂西清乡督办,在施鹤一带厉行“清乡”,疯狂镇压革命。利川、咸丰、宣恩的革命活动均遭到严重破坏。6月8日,团防头子覃子寿以“共产党共产毁灭伦理”为借口,捣毁国民党宣恩县党部筹备委员会。10日,杀害农民协会会长薛云龙,接着对群众进行追捕驱赶。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革命者被迫匿名外出避难。此时,胡宗铎委任范腾霄(利川人)为恩施清乡司令,范与恩施各地土豪劣绅相勾结,变本加厉清党捕人。廖平瑞、金裕汉难以安身,被迫离开恩施,避难武汉。

胡宗铎、马文德等督令各县成立“国民党政务委员会”、“清乡委员会”的同时,组织县团防局、保卫团、常练队等地主武装。他们在驻建始黔军的支持下,捣毁建始红岩寺、田家坝、花坪等地的区党部和农协会。严文阶、黄殿元、蒋瑞清、马子尧等农民骨干被逮捕关押,建始革命运动发生逆转。

7月,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潘季川、陈世松等人回利川活动,不久即遭通缉。

1927年夏,袁祖铭部溃败后,进驻咸丰,派粮索款,公开缉拿共产党员,县党部、县农会被捣毁。蒋菽藩被罢免后,继任县长秦国达一上任就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叶达仁被捕后,黄兴武被迫转移,后辗转回到龙潭司活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来凤的反动势力迫不及待地疯狂反扑。胡宗铎委任马文德为来凤清乡司令,来凤大土匪向卓安、大劣绅向炳焜分别担任来凤清乡支队长和参谋长。他们高举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1日,大劣绅李佐卿的侄子李竹武勾结土匪向卓安,以重金收买、联络湖南团防师新洲、四川酉阳兴隆坪团防杨鸣臬等千余人,围攻来凤县城。张昌岐率领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苦战两天一夜。22日深夜,趁雷雨交加之际,张昌岐、杨维藩、吴郅堂、易海清等率农民军突围,城被攻破,匪军蜂拥入城。农民自卫军被迫解散,来凤大革命遂告失败。

在鹤峰,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活动的陈子杰、杨礼贤也受到通缉,撤离鹤峰。接任县党部领导工作的徐锡如继续坚持斗争,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名,在城南鹤鸣书院秘密举办共产主义训练班,发动青年10余人入党,并于6月建立支部。但不久即被当局察觉,受到监视,被迫转移到燕子坪活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也加入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营垒。

至此,恩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驻恩施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与各县反动势力相勾结,放出被农民协会扣押的土豪劣绅,组织所谓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取代原来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县党部。他们厉行清乡,成立“清乡委员会”,恢复各级反动政权,在各县派重兵把守军事要地。马文德督令地方武装在所谓“施鹤清乡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恩施大地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从军事上、政治上向革命发动进攻;另一方面恩施地方反动势力和豪绅地主也从经济上变本加厉地反攻倒算。各县的豪绅地主,向参加过农民协会的农民凶残报复,施以各种罚款、赔款,并普遍加重租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月捐、田亩捐、团防造枪捐、冬防捐、清乡捐、门牌捐等,不胜枚举。广大农民被搜刮敲诈,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

二、恩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

大革命运动的失败,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吓倒恩施人民。他们在反革命势力复辟的腥风血雨中,不屈不挠,继续战斗,用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悲壮的战歌。

来凤县城被土匪攻破后,向卓安、李竹武率匪进驻县城。县党部、农民自卫军等机关被捣毁,来凤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杨维藩家的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洗劫,杨维藩经湖南常德去武汉寻找党组织;吴郅堂、吴孝烈避难湖南龙山包家垄,易海清隐藏在龙山镇南坝;张昌岐、刘岳生隐藏在龙山鸡公寨孙仲武家里。蒋、汪合流后,来凤清乡司令马文德伙同清乡支队长向卓安、参谋长向炳焜,在来凤大肆捕杀革命者,同时悬赏捉拿张昌岐、刘岳生、吴郅堂。张昌岐、吴郅堂、易海清等人的家被抄,亲人惨遭横祸。反动派明令,谁杀死共产党人一人,赏谷百挑。不久,因叛徒告密,张昌岐、刘岳生在龙山鸡公寨孙仲武家同时被捕。8月4日,李竹武将张昌岐五花大绑,押往来凤茅坝沙刀湾原县团防总公所所长李佐卿坟前,凶残地将张昌岐的双耳割下吊着,在颈窝上戳洞插上蜡烛,两肩戳洞插上香火,并用刺刀划开胸口,取血合酒,然后把一个大猪头放在头顶上,强令他下跪祭坟。面对李竹武的淫威,张昌岐大义凛然,誓死不屈。李竹武丧心病狂,强令手下随从用刺刀把他的双腿戳得稀烂,浑身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衣裤。随后李竹武又把他拖押30余里,回城游街示众。

回城后,李竹武又对张昌岐施以“挑杆”、“抬盒”等酷刑,妄图逼他屈服,张昌岐毫不动摇。8月18日,原县知事、劣绅向炳焜对张昌岐进行所谓“公开审判”,妄图杀一儆百,借以吓唬群众,强迫老百姓参加“公审”大会。张昌岐以法庭作讲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宣讲共产党的革命真理,使在场的群众深受教育,使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面对枪口,张昌岐毫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仅27岁。

鹤峰周继武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受土豪操纵的“改编”阴谋诱骗,在县城被缴械,周继武被残杀。

这一时期牺牲的还有宣恩农协会主席薛云龙,来凤的吴玉林、吴孝烈等。张华甫、黄大祯、杨维藩、黄子全等,分别转移武汉、常德,等待时机与组织联系。但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脱队、叛变。

大革命失败,党领导的恩施农民运动被镇压,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恩施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的反动统治之下。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革命者并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在斗争中他们已开始认识到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艰巨性。恩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决心总结、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振旗鼓,在恩施大地上重燃革命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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