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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历史第一卷(三)

发布时间:2011-09-09 16:55 编辑:州史志办

第三编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第十二章 恩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恩施形势

1935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地方势力相互勾结,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疯狂“清剿”。他们烧毁房屋,抢劫财产,对红军伤病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及红军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各地土豪劣绅在“围剿”红军过程中,借机扩充军事实力,独霸一方,直接操纵支配农村基层政权,私设公堂,任意杀人,私征苛税,强制“征兵”,借口整理田赋,颠倒亩捐,借名“办差”任意摊派,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苏区各族人民没有在高压下屈服,他们在留下的红军和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继续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斗争。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不允许中共组织公开活动,中共恩施党组织被迫处于秘密状态。国民党当局按照“防共”、“限共”的方针,对共产党员采用派特务暗中盯梢监视,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寻找借口驱逐出境,或撤销公开职务等卑劣手段加以“限制”。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为加强对恩施的统治,扩充各县保安队,建立湖北省七区保安司令部,下设11个保安团,分驻恩施8县,还设立团管区司令部和“国民社会训练总团”,强迫农民组成壮丁队伍,每年进行几次训练,在城镇交通要道上修筑碉堡工事,由保安队和壮丁把守。

在政治上,国民党当局增设机构,强化反动统治,把恩施七区监察公署与恩施县署分开办公,恩施县县长不再由专员兼任,重新任命县长,成立抗战动员委员会、商会,还设立地方法院、地方检查处,以及司法处、政警队、警察队等。为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他们采取一系列强化地方统治措施:在各县撤销联保,改设区署,建立较完善的保甲机构,编制保甲户口条例,以便监视和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动;举办地方乡政训练分所,从各县调集保甲人员,实行训练。在社会上招收一些无职人员,训练三个月后,分配到区乡,扩充其统治力量。他们在训练期间,除讲授有关业务课外,还利用抗日旗号对学员进行欺骗宣传,大肆兜售片面抗战和“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谬论,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限制恩施各族人民群众的言论结社自由,公开制定法令进行取缔,1937年国民党七区专员在区政会议上,赤裸裸地提出“要取缔各种形式组织的社会团体,设法消弥,以重政分,而治安业”。

正如中共湖北省委1938年6月20日在《鄂西报告》中指出的:“恩施是鄂西七区政治、文化的中心,学校不多,学生只有一千人。七区一带,因为交通、经济、文化上较鄂中、鄂东,甚至鄂南要落后得多,但是这里在长江南的十几县,因有苏维埃的历史,群众情绪还比较好,抗战前民众在生活困苦挣扎之下,没有机会来接近抗日的活动。抗战开始后,民运仍然受着限制,全部鄂西民众,还是没有参加到抗战里来。鄂西政治还是非常腐败、黑暗。特别是在第七区,下层的保甲人员,多数是地方的地主士绅,经常与农民对立。所以,农民有自发的群众团体,秘密武装暴动的组织――‘神兵’,他们在农民之间的影响正在扩大”。

1938年后,蒋介石竭力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南京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同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西迁,大批机关、学校、团体和难民涌入恩施,恩施成为湖北战时省会和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屏障,这在客观上为恩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其反动统治强化,特务横行,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武汉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特别代表团。1937年12月,在长江局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工委改为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同时,在全省各地开展重建、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开展抗日救亡和发展抗日民族运动,秘密发展组织,并建立恩施党组织的领导机构,积极启发和动员人民群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看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恩施党组织先后由中共湖北省委、鄂湘西区党委、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国民党临时省政府和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统治中心的恩施,党先后派省委特派员雍文涛、何彬(何功伟)等十余名领导干部,在恩施建立特组、支部、总支、特支、区委、县委、地委、省委等各级组织。他们坚定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整个恩施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爱国人士,进行了三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中共鄂西特委(省级党委)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被监禁、杀害,书记何彬和妇女部长刘一清(刘惠馨)在狱中引导难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同年11月在恩施慷慨就义,他们为中华民族和恩施土家、苗、汉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恩施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就是一部恩施党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溶共”、“限共”、“反共”路线针锋相对、不屈斗争的历史。

二、恩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和日军对中国东南地区大举进攻的威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接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0月,在长江局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湖北省工委,后改为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

中共中央南方局民运部长兼管湖北党组工作的董必武,一方面联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高级官员中一大批进步人士,发展建立湖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派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长陶铸前往国民党湖北省合作委员李范一的家乡应城汤池创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教员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教学方法及内容亦按照“抗大”的模式。在这里培养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为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播下了革命种子。

早在恩施党组织恢复之前,已有少数从外地返回恩施的共产党员,积极寻找职业掩护,主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成为抗战初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37年12月,共产党员饶梧松(悟琛)自湖南桃源回到来凤,同当地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组织“青救会”,宣传抗日,为来凤党组织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月,宜昌乡村巡回宣传队到巴东开展抗日宣传,随队的中共宜昌特支委员刘纳在宣传活动期间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发展了第一区署巡回教员崔林(崔德铭、崔神中)入党。1938年3月,崔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党训班学习,4月返回巴东后,积极从事党的活动,成为巴东共产党员骨干。1938年4月,在宜昌“四川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孙德枢(沈许生),受沙(市)宜(昌)中心县委的派遣与简化僧(简肇定,党员)一道回到恩施,简留在巴东以“青救会”为阵地开展工作,后被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境,孙德枢在恩施利用亲族、世交关系,到芭蕉小学任教,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同时抓紧培养进步青年学生,为恩施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1938年4月,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派雍文涛带领汤池合作训练班第三期学员38人(其中党员11人),以开办农村合作事业为由来到恩施(因工作变动,有5人未到恩施,另补充5人)。雍文涛被任命为湖北省第七区督察公署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专员。其余38人分别到恩施8县――恩施:李微曦、陈延熙、朱有绩、臧小实、宋痕;巴东:闵灿西(党员)、李子耘、宋增英、黄音珍、朱粹;建始:刘一清(刘惠馨,党员)、李墨冈(党员)、胡淑善(党员)、许鸣球、黄丽珍、姜云昌;利川:谢文煊(党员)、邱绪金(党员)、许鸣南、赵光弼、徐至善;咸丰:王煜(王宇光,党员)、黄鑫贞、黄宽均、杨德能、唐德贞;来凤:郭大猷、张一豪、田仿宇、苏震(党员);宣恩:张旭昌(杨文祥,党员),张式、王琪、姚锦芬、黄宽成、柳芬;鹤峰:余秋阳(李秋阳,党员)、陈平(党员)。他们一到各县便深入农村,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开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些党员注意发展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组织,从中秘密发展党员。

1938年4月,苏震来到恩施,与孙德枢取得联系,传达省委关于对“中共宜(昌)沙(市)中心县委”的处理决定,宣布“宜(昌)沙(市)中心县委为“自发党”,决定解散其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审查,合格者可以入党,个别履行手续。孙经审查后重新入党。苏震则前往来凤合作办事处工作,任党小组长。不久,张一豪到达来凤,与饶悟琛取得联系,为来凤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了力量。

中共施南特支的组建。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正式建立中共湖北省委。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前段工作,认为“鉴于在武汉省委疏忽了外县工作,加重了我们退出武汉时间的困难,所以决定今后工作主要转向农村,放松城市工作”。随即派出青年干部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会议结束后,雍文涛向省委汇报了施南情况。省委决定雍文涛为省委特派员回到恩施,利用合法身份,大力开展党的活动,负责组建施南特支。接着,从沙市调中共鄂西工委委员彭维西(魏西)来恩施任中共施南特支书记。彭维西在前往恩施前,去省委报到,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和秘书长王翰针对恩施情况指出:恩施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还留有一批红军伤员及基层骨干,要注意寻找这些人,请他们出来工作。派往各县的党员,都有合法的身份,利用农村合作事业,可以广泛接触农民,组织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准备迁往恩施,他们内部的抗战派和动摇派斗争很激烈,这种抗战形势对我们有利,但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要作好充分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发动群众,深入基层,培养积极分子,扎根建党,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1938年6月,彭维西从武汉来恩施,以七区合作事业办事处秘书的公开身份掩护工作,调建始县合作事业办事处指导员刘一清来恩施,组建中共施南特支。刘以七区合作办事处指导员的公开身份主持机关工作兼做党的妇女工作,机关驻恩施南正街。特支组建后,他们深入各县调查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要求党员骨干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们为恩施党组织发展与恢复开创了新局面。6月,巴东建立党支部。同年8月,刘一清发展恩施合作办事处指导员李微曦和进步青年赵宗玉入党,建立恩施第一个党的特别小组。随后在芭蕉工作的孙德枢也在学校里建立党小组。在此前后,建始建立县级特支,利川、咸丰、来凤分别建立特别党小组,党员20余人。

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大举南下,武汉危急。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看到很多失业流亡学生跑往延安,他一方面想方设法设置路障,阻止进步青年学生投往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把全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起来,组成联合中学,自任校长,分别迁往鄂西、鄂北。

193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农本局派员在恩施设立合作金库,组织各种合作社,并办理贷款。宣布撤销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作办事处,解除雍文涛、彭维西、刘一清的公职。雍文涛立即赴宜昌向省委汇报,省委决定雍不再回恩施,并通知各县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已暴露的党员撤离,由彭维西负责实施这一应急措施。

中共恩施工委的建立。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省属机关、学校、团体陆续迁往恩施。分布在机关、学校中的一批共产党员也随迁恩施,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党在学校的基层组织逐步健全。11月,彭维西去宜昌向省委汇报,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听取汇报后,针对湖北目前的形势指出:整个形势都不好,汤池训练班早就成为国民党攻击对象,主持训练班的干部,因工作方式不妥,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分配到恩施去的第三期学员,在毕业前夕就引起蒋介石、陈诚极大注意,曾先后派鄂中行署专员石毓灵、中统局长徐恩曾等以“巡视”身份到汤池调查,寻衅破坏,并下令停办,但遭到进步人士的反对,坚持办完了三期训练班。由此,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施南特支,建立中共恩施工委,任务是领导“学生工作与省政府的统一战线关系”,李声簧任书记(因病未到职),彭维西(魏西)任组织部长,先回恩施工作,他因熟悉情况,可以安定各县干部情绪,派徐远(高山)任宣传部长,调宜昌中心县委青委魏泽同(魏威)任青年部长、代理书记,工委机关驻恩施生活书店。省委还指出:国民党省政府要去恩施,政治形势会发生变化,工委领导不宜过于集中,可划分为三四个片,分别指导,党的支部、小组也不宜过大,上层党员不编入小组,实行个别联系。在农村要选择重要集镇建立支部,注意交通线上的工作,以便联系。彭维西接受任务后,从宜昌出发,沿途深入各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巴东、建始联中分校建立了党支部,传达省委指示。他步行七天来到恩施芭蕉,找党小组长孙德枢了解当前恩施的情况。工委成员魏泽同、彭维西、徐远也陆续来到恩施,在恩施生活书店召开工委会议,大家根据省委意见,针对恩施形势进行了研究,提出:各县合作办事处虽没有宣布撤销,但已引起敌人的注意,故不能依靠合作办事处开展工作,因此应迅速调整干部,加强党组织秘密工作,把工作重点逐步由农村转移到青年学生、机关职员中来,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最后,工委决定按片分工,魏泽同负责恩施、利川;彭维西负责咸丰、宣恩、来凤、鹤峰;徐远负责巴东、建始。

工委会议后,工委成员分别深入基层,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各县特别在学校相继建立支部和特别党小组。但“党的组织发展还远赶不上客观需要”,直到1939年1月,“恩施7县共只60余名党员,发展最慢。”①

1938年12月,省委为加强对恩施工委的领导,派曾一凡(曾杞凡)来恩施任中共恩施工委书记,并带领吴海若(吴松甫)、李廷宏以“抗战教育研究会”之名来到恩施。为方便工作,工委机关对外挂上“抗战教育研究会”的招牌。抗战教育研究会与恩施生活书店在一栋屋里,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党员之间不准发生横的关系。工委以恩施生活书店和抗战教育研究会为联络据点,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员,指导工作。曾一凡主持召开工委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当前工作重点要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缩小领导机关的目标,以蒙蔽特务视线,工委领导进行了分工。

193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中原局决定“取消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恩施工委划归南方局领导。

1939年2月,原省委驻宜昌代表团王致中派王煜(王宇光)到巴东,组建中共巴归兴工委,书记王煜,组织部长崔林,宣传部长徐杰,机关设在巴东县城。王煜深入巴东江北乡村及秭归、兴山等地作组织发动工作,以乡村为依托,在小学教员和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不久,江北建立了牛峒坪、杨家坪、下庄坡、鄢家坡、秭归周家垭等支部。后来,牛峒坪特支扩大成为区委,在巴东城关建立店员支部和公路支部,共计党员50余人。

1939年3月,魏泽同去宜昌向钱瑛汇报工作,钱瑛认为“整个看来只有七区及恩施方面工作有了一些进步和成绩”。强调今后工作:“建立统一战线,扩大统一战线基础,推动省政府的进步;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发动群众帮助前线,加强群众的组织与教育;准备发动游击战,在敌后建立小的抗日据点;彻底改变工作作风,将华而不实作风改为埋头苦干,扩大党的基础和加强党内有系统的工作,大量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健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此时,恩施8县有党员240余人,可以成立4个县委。魏回恩施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钱瑛指示和工作安排,成立中共恩施县委,余日升任县委书记。讨论制定了《三月工作计划》,强调扩大党的基础和加强党内有系统的工作,开展对敌斗争。4月,工委调中共咸丰区委书记孙德枢到建始,组建中共建始县委,孙德枢任书记。接着宣恩也建立了特支。

中共施鹤特委的建立。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调钱瑛在宜昌组建中共鄂湘西区委(即湘鄂西区委,省级),钱瑛任书记,王致中任组织部长,曾一凡调任宣传部长,蔡书彬任军事委员,程时任青年部长,曾惇为委员。5月,湘鄂西区党委派青年部长程时(陈实、晓程)负责分管施鹤7县党的工作,并和李声簧到达恩施,在恩施书店(即原生活书店)开会,程时宣布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恩施工委,成立中共施鹤特委,李声簧任书记,魏泽同任组织部长(后代理书记工作),徐远任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彭维西任农运部长。分工为:魏分管恩施,徐分管建始、利川,彭分管宣恩、咸丰、来凤、鹤峰。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和扩大党的基层组织。机关驻恩施书店,特委负责人驻南正街和西后街。这时特委下属恩施、建始、来凤、咸丰、利川5个县委及宣恩特支,党员280余人。①

此前,恩施县委委员、农专支部书记肖忆文严重失密,将《三月工作计划》和恩施各地负责人名单落入三青团员手中,受到特务追查。特委研究决定,撤销肖忆文党内一切职务,留党察看,转移去宜昌。确定魏泽同负责及时通知有关党的负责人,随时作好转移隐蔽工作,并决定芭蕉区委书记张静娴补充为恩施县委委员。

中共恩施中心县委和中共来凤中心县委的建立。1939年6月,李声簧因病调回宜昌,徐远因暴露身份调任宜昌直属县委书记,此时施鹤特委只剩下组织部长、代理书记魏泽同和农运部长彭维西,因此湘鄂西区党委根据七区情况变化决定成立两个中心县委。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致中在恩施视察、开会,宣布撤销中共施鹤特委,成立中共恩施中心县委和中共来凤中心县委。恩施中心县委下属恩施、建始、利川、宣恩党的组织,魏泽同任书记,余日升组织部长,孙德枢任宣传部长,机关迁驻恩施官坡桔园,主要原因是原机关驻地恩施书店过分暴露,已引起敌特注意。会后不久,王致中到来凤成立中共来凤中心县委,下辖来凤、咸丰、鹤峰3县党组织,彭维西任书记(有时驻鹤峰),田枋宇任组织部长,黄沁缄任宣传部长,机关驻来凤县城居士巷。

恩施中心县委书记魏泽同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采用流动的住宿办法,深入到农村、机关、学校,进行单线联系,教育党员,指导工作。打入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团特别党部的中共党员黎少岑,获得了特别党部“反共通令”密件3份和共产党员名单等重要情报,及时向魏泽同作了汇报,魏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秘密转移,暂停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抓紧做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1939年《鄂西报告》指出:恩施各地的党组织“除鹤峰、宣恩外,皆有组织基础,恩施、建始、来凤为最好。鹤峰县长与我们的关系相当好,有建立基础的可能。在联中的党员有180人。缺点是群众工作不能做到抗战动员,如组织赴前线劳军团、参加军训等,干部间团结不够,秘密工作不注意(如这次农专出的事)”。

恩施、来凤两个中心县委根据中央“要求全党用全力反对投降反共活动”的精神,调整充实党的各级干部,结合实际,教育党员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活动,并作一些适当斗争,在危难中继续发展党的组织。直到8月,各县党员共412人(另巴东60人),其中学生占五分之三,手工业工人占五分之一,农民占五分之一。

1939年9月初,中共在鹤峰、来凤、咸丰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密令省政府逮捕正在鹤峰活动的来凤中心县委书记彭维西和省府机关特支副书记高一宇,密令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内爱国上层人士知悉,他们迅即通知彭、高二人转移,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在恩施七区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计划遭到破产。

中共施巴特委的建立。1939年9月11日,鄂湘西区党委在松滋县邓家铺桐梓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钱瑛、蔡书彬、何彬(何功伟)、王致中、曾惇、曾一凡,列席会议的有王栋、密加凡、孙士祥等10余人。钱瑛传达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文件,作了《政治报告》及《过去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会议就目前的形势指出:中央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洞若观火,国共虽然合作了,但两党的统战关系是不牢固的。国民党从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已走向反动,党中央也有所预料,因此及时发表了《宣言》,提出“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团结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为争取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进行不懈的努力。

会议明确今后的任务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要求党的发展一般应当停止,而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详细审查党员,清刷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加强保卫工作和反奸细的斗争,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关系;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一致。各地党的组织应该从半公开形式转到基本秘密形式,并采取与此相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人员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的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党员被捕后,不得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在万不得已需要承认自己是党员时,也决不能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和组织情况,绝对不能供出其他人员。会议特别强调:为了巩固党的组织,必须改变作风,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还讨论了教育、武装、群众运动等问题。

会议决定撤销两个中心县委,建立中共施巴特委,马千木(马识途)为书记,王栋任组织部长,孙士祥任宣传部长兼秘书。恩施中心县委书记魏泽同调任公南特委副书记。施巴特委机关设在恩施,下辖恩施七区、巴东和秭归、兴山10个县党的工作,领导恩施、建始、利川、咸丰4个县委和巴秭兴工委、来凤中心县委及宣恩特支。同时,选举钱瑛、余杰、密加凡、孙德枢为恩施地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

1939年10月,孙士祥来到恩施,与魏泽同接上关系,办理接交手续后,魏即离去。随即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何彬、施巴特委书记马千木、组织部长王栋、民运部长兼秘书刘一清陆续到达恩施,特委机关设在官坡5号。区党委宣传部长何彬主持召开特委会议,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确定当前特委的任务是深入下去,掌握情况,加强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秘密工作教育。对特委成员进行分工,马千木分管利川、咸丰、宣恩、来凤、鹤峰;王栋分管巴东、兴山、秭归、建始;孙士祥主管恩施;刘一清分管机关兼恩施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为加强领导,将来凤中心县委改为来咸中心县委,书记田仿宇。何彬返回宜昌时,在巴东召开负责人会议,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分析形势,布置工作。决定将巴归兴工委改为巴秭兴县委(后又改为工委),李世荪任书记,原巴归兴工委书记王宇光调往利川任县委书记。

1940年1月24日,《湘鄂西组织现状》记载,施巴特委以恩施为中心,共有党员668人,并指出:“党内秘密工作的不注意,横的关系普遍存在,因此我们的组织活动均在密布的特务监视之中,他们随时都可能给我们以打击”。

1940年2月,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调中共中央南方局,路经巴东检查工作,指出巴归兴工委将“三青团和特务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存在有过左思想”。5月,钱瑛又到巴东,强调要抓好党员教育工作,给李世荪一份《党员气节教育提纲》,并要求迅速传达。钱瑛到施巴特委机关开会传达南方局指示后强调说:“要整顿和巩固好党的组织,认真转变工作方式,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掉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去,使党的工作生根于工人、农民、学生、教员中间,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钱瑛还批评了恩施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暴露党的干部力量,决定转移疏散一批党员和群众骨干。后施巴特委机关迁到五峰山红岩狮一农民家。

6月,日本侵略军沿汉宜路进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湘鄂西区党委机关迁至恩施,其主要工作人员一部分转到重庆,少数去延安,将沦陷区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一部分撤到恩施和宜昌未沦陷地区工作,分别划归施巴特委及松枝宜中心县委领导。区党委书记何彬(同年2月接任)安置好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和宣传干事许宝珍(许云,何彬之妻)离开宜昌,去重庆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随后在来恩施的沿途了解情况,检查布置工作任务,领导区党委对所属组织进行全面整顿。至6月,全区党员由年初的1873名恢复到2044名,此外还领导施巴特委、公南特委、江陵中心县委、宜昌县委和松滋工委。

中共鄂西特委的成立。1940年6月16日,钱瑛回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南方局指示:“宜昌失守后,许多县沦陷区可交中原解放区,宜昌以上的国民党统治区缩小了,湘鄂西区党委可以撤销,在恩施成立鄂西特委,由何彬任书记,王东放(王栋)任组织部长,马千木任宣传部长,何功楷任青年部长,刘一清任妇女部长。”①

1940年8月2日,钱瑛根据南方局指示随地下交通员刘一清到恩施。8月16日,在五峰山红岩狮施巴特委机关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宣布南方局关于撤销湘鄂西区党委及所属施巴特委,成立中共鄂西特委,何彬任书记,②以及王栋、马千木、何功楷、刘一清等人任职的指示。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称:“中共鄂西特委是当时湖北省领导机关,同属于省工委性质,由南方局直接领导”。③后又称“中共湘鄂川特委”,下辖巴归兴宜工委、来咸宣中心县委、建巴中心县委,恩施、建始、利川3个县委以及湘鄂川边部分党的组织(如四川彭水“湖北省立高工学校”党支部),党员1900余人。

三、恩施党组织的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恩施,军警如林,特务如麻,环境险恶。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思想理论水平、秘密工作艺术及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恩施党组织的不断发展,新党员数量增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恩施党组织采取了一些有本地特色的、灵活有效的措施,以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建立书店,利用进步书刊开展宣传教育。恩施山区交通不便,仅有一条巴石公路(巴东至咸丰石门坎),运输困难,通讯落后,学习材料的转运和供应十分困难。而且各县城区狭小,组织的活动难以隐蔽,党员及群众骨干缺乏秘密联系场所,学习受到限制。中共恩施党组织为解决上述困难,积极筹款,开办书店,一是经营出售进步书刊和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二是作为党的活动场所,甚至于直接作为党的机关。所办书店,恩施为“生活书店”(后改为恩施书店、白云书店),巴东为“民生书店”(后改为新涛书店),宣恩为“瓦家书店”,利川为“同益书店”,咸丰为“祥兴书店”,建始为“文化书店”,来凤为“生活书店”。这些书店除恩施的曾为工委、特委机关外,其它各县均为县委机关,并选派县委主要负责人担任书店经理。

共产党员常以到书店看书买书为名联系工作,接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同时也可购买大批进步书刊、报纸,为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提供学习资料,把书店办成党组织的宣传教育机关。工委领导常到恩施书店与一些青年读者交心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政治动向,以交流读书心得为名,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以及抗日前途等问题,教育启发他们。同时也利用书店开展一些党的组织活动,吸收党员,举行入党宣誓,进行秘密联络等活动。

书店除卖一些公开的书籍外,还出售一些秘密的进步刊物,如《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二万五千里长征》、《列宁传》、《列宁主义初步》、《八路军抗日英雄事迹》、《抗日统一战线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抗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延安出版的《群众》、《解放》、《中国青年周刊》,重庆南方局出版的《新华日报》,还有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等。一些流亡学生和爱国进步青年,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战争失败、人民流离失所深感不满和忧愤,这些进步书刊,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各级党组织也组织党员学习进步书刊,有阅读能力的党员以自学为主,写读书笔记,有个党员在笔记中写道:“一个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要学习俄国革命的牺牲精神和美国富兰克林的科学求实精神,督促鞭策自己,克服一切不良习惯和作风,争取表格的洁白”。在召开党小组会议时,互相交流心得,没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在党小组会议上通过听人朗读和集体讨论接受教育。书店为配合学习,及时传送进步书刊。工委还在省公路巴咸段的汽车司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他们利用工作之便,以巴东生活书店作为中转站,把从重庆、宜昌运来的书刊、报纸及信件,连夜装车运往各县。

严格要求,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恩施党组织在发展党员中,为保证党员的政治素质,对发展对象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紧,做得细。对一些要求入党的知识青年,首先给他们推荐、借阅进步书刊,指定阅读文章。联系个人前途,历数国民党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政策的反动。讲共产党的伟大、解放区的光明、革命的正确,以激励他们的斗志,树立起革命的信心和勇气,克服小资产阶级脆弱性,自觉靠拢党组织。然后通过谈心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向他们介绍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指明抗日前途和革命青年的神圣责任。在此基础上,做发展工作的党员结合自身的经历,帮助他们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对工人和贫苦农民,则利用党的一些外围组织,指导他们读书学习,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说明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中国为什么弱的道理。还通过个别交谈,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他们积极靠拢党组织。党组织还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系统地宣传、讲授革命理论,加速培养党员,挑选优秀分子入党。对有些进步青年,通过思想工作,条件逐步成熟,然后由上级党组织及时派人谈话。党组织一方面审查其政治历史,另一方面向其本人讲解党的性质、党员的义务和党的纪律,使之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条件基本具备后,申请人写自传,找两个入党介绍人,经支部讨论通过,上级党组织批准,进行入党宣誓。

党员入党后,必须正式编入一个小组或一个支部(单线联系的除外),定期过组织生活。在正常情况下,规定每半月或每周一次。生活会常以旅游形式为掩护,一般在晚上或星期天,地点随时更换,十分注意保密。其内容大致为:1、布置与讨论发展党员的问题;2、汇报检查工作,互相开展批评;3、学习和听取干部报告;4、阅读党的文件或进步书刊;5、研究抗日战争形势、群众情绪、敌情动态、个人生活作风等等。通过生活会,使每个党员都能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组织监督之下,接受党的教育,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以加强党的战斗力。对于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坏分子、投机分子和奸细,党组织坚决把他们清除出党,断绝与他们的一切联系,或调往解放区进行严格审查,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则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使每个党员都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此外,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加强了对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印发有关文件和《党员须知》等小册子,力求使每个党员在极其恶劣的复杂条件下和生死存亡关头,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强调“如果在政治上或组织上给党的利益以危害,那就是出卖党,出卖阶级,那就是无耻的叛徒,那就是永远自绝于党、自绝于阶级、自绝于人民,事后悔过也迟了,党是绝对不准那些无耻叛徒回到党内来的。”①

举办训练班,提高党员思想理论水平。根据南方局关于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指示精神,党组织为提高党员干部和党员骨干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利用各种条件,不失时机地举办短期训练班。1939年初,工委宣传部长徐远在建始三里坝联中对校内二十几个党员分批进行轮训。徐首先摸清党员的思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写好讲授提纲,讲授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党的性质、组织纪律、统一战线等专题,并结合学生思想实际进行解答。在讲解方法上灵活多样,使大家融会贯通,提高思想理论水平。1939年10月,利川县委派张麟书、吴海若在黄泥坡冉雪樵家里举办了黄泥坡、园堡两地支书学习班。学习班先由县委书记王宇光作学习动员报告,然后结合思想开展讨论,提高认识,接着学习《论持久战》等著作。这一次集中学习了10天,此后还办了一期以党的发展工作为主要内容的训练班,提高了党员骨干对党的发展工作的认识,明确了发展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时所必须履行的手续等问题。1940年1月,为转变作风,巩固党的组织,施巴特委决定利用学校假期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以加强其思想教育,女党员由特委妇女部长刘一清负责在恩施五峰山赵宗玉(党员)家里训练;男党员骨干由特委委员孙士祥负责在建始训练。他们以组织读书会为名,先后在三里坝游家湾、河水坪训练两次。参加学习的有联中恩施高中分校、恩施高农、向家村联中、建始男师等校的支部委员以上党员骨干十多人,学习方法是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主要学习内容为:1、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2、党的基本知识;3、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讲完一个专题以后即结合实际讨论,一共学习了10多天。这些学习为转变作风、巩固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湖北省委派出大批党员随着国民党省政府的西迁来到恩施,通过开办书店建立活动阵地;通过入党前的思想教育保证党员的政治素质;通过党的组织生活使党员遵守党的纪律;通过加强党员的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这样不仅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使广大党员提高了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恩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十三章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抗日救亡运动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中共恩施党组织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发展和领导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恩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恩施党组织为发展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灵活多样的活动原则和方式:1、在坚持抗战和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原则下,找寻每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活上的共同点,和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政府官员、开明士绅实行合作,取得其同情、支持或守善意的中立。2、忠实执行或协助执行政府当局和有关当局的抗战法令和进步措施。3、与其他政党党员及上层分子接触时谦虚和蔼而又不卑躬屈节,违背阶级立场。4、提高警惕性,切戒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提防汉奸、托匪、投降分子、顽固分子对我们的阴谋破坏和打击,要善于揭露并打击投降分子,孤立顽固分子而又不为其所算。①

宣传抗战,形成全民抗战氛围。由于国民党统治区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所以恩施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包括统战工作都只能秘密进行。恩施工委代理书记魏泽同曾经在总结工作时说:我们的统战工作,就像个漏斗,上面可以公开(指中央),下面不能公开,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国民党虽然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对抗战、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还持两面态度。因此,我们还要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他们,即采取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的统战与秘密发展党组织相配合的方针。在组织上则要严格分线,提高警惕,严防敌特混入破坏。党员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通过党领导和影响的各个群众团体,如农村合作信贷社、巡回社会教育工作队、农民夜校、工人夜校、妇女识字班、读书会、抗日剧团、演唱队等,运用识字、办壁报、画展、唱歌、演戏、作文、讲演等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宣传教育,促进恩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恩施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战教育研究会和七县的书店及各级党组织的地下图书室等,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

广大工农青妇基本群众、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常常是通过阅读马列、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周刊来了解时局真相,汲取精神力量,明确斗争目标。一些流亡学生和爱国进步青年目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目睹前方日军步步逼进,后方日机狂轰滥炸,民众恐怖不安,看了革命书报后,发出“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肺腑之声。共产党所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教育工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有力地抨击了敌人,争取了多数,许多人怀着一腔爱国热忱,走上革命道路。因此,各县书店和抗战教育研究会便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眼中钉和重点防范目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批准向全省各个机关、学校转发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和宣传部《密令》,《密令》中说:“学生课外读物,多采用生活书店或其他共产党人或人民阵线所主持文化刊物,影响青年思想行动者至深且巨”,“重庆新华日报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凡该党之宣言、决议案、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之战况,陕甘宁晋察冀边区政府之德政,抗大及陕北公学教育之迈进等等,无不在该报尽量发表,日益放肆。此足以动摇人心之安定,亟应严予防范,切实取缔,以弭后患。”接着,国民党特务郑介民迅急带领五六名军警搜查恩施生活书店,搜出“禁书”100多册,称“生活书店出售的中国出版社发出之团员入团须知,该书标明为重庆支团部筹备处编印,而内容为秦博古之唯物论与历史,显系冒名,请查究。”

恩施工委代理书记魏泽同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让群众继续了解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认为生活书店名称太“红”,遂改为“恩施书店”,经理店员也进行了调整。1939年6月7日,恩施书店遭日机空袭被炸毁,魏泽同又调已暴露身份的建始县委宣传部长姜云昌到恩施,化名姜白云,在割肝坡开设“白云书店”,继续坚守党的教育阵地。同时,巴东、建始等县的书店也遭到国民党的“通报”、搜查,增加了限制,后除巴东书店改名继续公开外,其他书店均转为地下售书和秘密活动。

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积极抗战。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恩施党组织也逐步开展了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曾为巩固和发展湖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商谈合作抗日大计,获得辛亥革命老友、相知有素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严立三(代理省主席)、石瑛(省建设厅厅长、后任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张难先(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民参政员)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打开了湖北统一战线的局面。1938年10月,湖北省政府初迁恩施他们主持省府政务时,人称“贤人政府”、湖北“三怪”,他们主张国共合作,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们和李范一(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李书城(省通志馆馆长)、李四光、周苍柏及所属聂国青、贺有年、林渊泉等,对于督促开发恩施,振兴教育,支持抗战,保护抗日进步青年,掩护、营救共产党员等,做了大量工作。

严立三所部曾因北伐战争中战绩卓著被誉为“模范师”。严本人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陈诚诬陷而被迫辞职。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何应钦请他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他主张国共合作,全面团结,一致抗日。他曾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晤董必武,一同商谈抗日大计,但其行动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郭忏侦知向陈诚告了密,陈诚曾以讥讽的口吻暗示他:“严先生的声望,高出我很多,在言行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露骨地对严施加政治压力。所以严立三在恩施只担任湖北省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石瑛、李范一曾因支持共产党人主办合作干部训练班,引起蒋介石和陈诚的怀疑。当时任省建设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的石瑛热心改造旧的合作社,曾公开说:“国民党是腐败了,我想培养一批像共产党人那样能吃苦耐劳、为民众做事的人,到湖北各县去推广农村合作贷款事业,以利抗战”,还建议训练班请李范一主持,请董必武派人训练,他本人还捐献银元5000块,作为办训练班的经费。对此,李范一极为赞同,他说:“要抗战就要依靠艰苦奋斗的共产党,贪污腐化的国民党是不行了。”陈诚曾特地为此派人质问石瑛,称“共产党打入训练班,应城红了半边天!”石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什么红了半边天,现在是国共合作,你救国,就不许别人救国么?”对方又指责“共产党乘机扩充势力”,石瑛愤然答道:“我宁可死于共产,也不屈于日人!”①陈诚一伙因此说石瑛包庇共产党,撤换其建设厅长职务,只给他一个“省政府委员”的位子,1939年石瑛才被任命为省临时参议会会长。因上述原因,石瑛、李范一等一直同中共保持着很好的统战关系,并对蒋介石、陈诚不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统一战线的主要骨干。

一直追随严立三、石瑛、张难先的民政厅主任秘书聂国清、秘书贺有年、行政科长林渊泉等,亦成为恩施党组织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力量。他们“明知高一宇、肖复初、章致全是中共党员,还介绍到省政府机关任民政厅视察,以便他们的活动。”②高一宇、肖复初、章致全与贺、林是黄冈同乡,高一宇是董必武的学生,董是高的入党介绍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高被捕,由张难先、梁漱溟保释出狱,再由石瑛安排到阳新县龙港区任区长,后调汉口小学教书并任武昌共产党支部书记,武汉沦陷后随迁到恩施,组成“中共湖北省政府机关特支”和“民政厅特别小组”,任副书记兼组长,有党员10余人,这些党员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年龄较大,党龄较长,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一向拥护国共合作和抗日政策,并直接与恩施工委组织部长、施鹤特委农运部长、来凤中心县委书记彭维西单线联系。

高一宇领导的民政厅中共特别小组活动最为深入,他们以民政厅视察员身份,到各县征兵和了解民众抗战情绪,先后到湖北省有关机关和恩施、建始、利川、宣恩、咸丰、来凤、鹤峰、五峰、宜都、宜昌、巴东等县,主要任务是:1、了解湖北省政府和各地县政府上层人员的政治面貌和政治态度,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变化和实施办法,以便中共地方党组织采取对策;2、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重点是作上层的统战工作;3、积极推荐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政府机构,掩护党的工作。但不作发展党员工作,不参加过组织生活,以避免暴露。

1939年1月,高一宇得知鹤峰还缺县长,便报告工委。彭维西为在鹤峰寻找贺龙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开辟党的工作,发展抗日游击活动,经工委研究决定,把省战时地方行政研究员、中共秘密党员段继李推荐为鹤峰县长,高又通过贺有年、林渊泉活动,报严立三批准。段继李1925年读中学时就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和五卅运动,被开除学籍,后考入中央农讲所,1928年入党,遭国民党特务通缉。1934年经研究院院长梁漱溟介绍,同高一宇接上关系,1938年9月随省府迁恩施。1939年2月19日,段继李赴任鹤峰县长,彭维西决定段不参加组织生活,只与高单线联系,高一宇以鹤峰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在鹤峰开展组织工作,彭维西则以鹤峰县府民政科长的身份专做外勤工作。三人到鹤峰后恢复了党的关系,把彭维西派任为县府总收发员,以便注意国民党往来的机密文件,从而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段继李又派彭维西到鹤峰走马坪,以查找一无头案为由,工作半个月,广泛接触群众和乡保人员,找到了两个当年的红军伤员,其中一个是乡政助理员,一个是该区副保长。彭重新吸收他们入党。高、彭在鹤峰活动一段时间后转到来凤、咸丰活动。

1939年3月,高一宇、章致全代表湖北省政府到来凤调查国民党县长周登云贪污和欺压百姓的罪行。事后高、章向省政府写了革职查办的报告,终使周下台。周实际上是复兴社分子,在来凤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企图破坏来凤共产党组织,在形势十分危急的关头,来凤党组织决定由共产党员陈兴仲以乡政助理员的名义,积极串联全县乡政助理员,联名写信向省政府告发周登云,扫除了障碍。

同年夏,民政厅视察员肖复初在建始高店子一带视察乡政,得知区长袁章甫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企图,肖复初在共产党员吴国仪的帮助下,核实其罪行,回恩施通过贺有年、林渊泉向省政府写了查处报告,严立三立即批准将袁逮捕法办,充分显示了统一战线的作用。

在后来的《鄂湘西三月来工作报告》中作出了这样的评述:“在统一战线方面,经过有公开职业的同志及个人关系,上下层都作了一些,如铲除贪污、撤换最坏的县长,普及民众教育,我们起了相当作用。”4月,高一宇又通过民政厅的统战关系,呈报湖北省政府代理主席严立三,任命中共秘密党员章致全为五峰县县长。章到任后,很快任命共产党员邹育才为县府教育科长,不久又任命刘因熙任渔洋关区员。刘以公开身份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中共渔洋关地下联络站,开辟了鄂西与鄂中地区党的地下交通线。高一宇以民政厅视察员的身份往来于恩施、鹤峰、来凤、五峰一线,从事党的联络工作。

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在1939年的《鄂西报告》中说:“统一战线工作,因有省民政厅的几个关系,较从前有进步与发展”,“严主席基本上还是进步的,我们有几个民政厅的同志都已分发各县当县长。”“鹤峰县长与我们关系相当好,有建立基础的可能。”“五峰我们已派了几个同志去了,将来五峰有开展前途。”

石瑛、张难先等进步人士,对陈诚在省政府的心腹柳克述(省府秘书长)十分不满,并揭露和抵制其阳奉阴违、独断专权的政客作风,拒绝与其合作。1939年6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时将其免职。

石瑛住建始时,中共建始县委中负责宣传统战工作的姜云昌,以汤池训练班学生的名义常和石来往,私人关系较好。建始共产党员胡淑善也通过关系和石瑛接触,建立了密切关系。1939年初,孙士祥从延安用拉丁文写信给胡并随寄建团的文件,被县政府扣押,为不让信和文件落入敌手,通过石瑛得以取出。是年初夏,中共建始县委委员、中共建始男师总支书记张多立所写党员教育提纲被特务学生抓住,校方以从事“非法活动”罪名将张软禁,也是县委通过石瑛才救了出来。石瑛还当面批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男师校长:“既然国民党要抗日,就应当允许共产党抗日,怎能扣押呢?”数日后张被“驱逐”出校,撤往恩施,后转宜昌。

9月初,高一宇在鹤峰的活动引起鹤峰县党部书记长徐明澈的怀疑并密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密令省政府逮捕高,彭维西也受到国民党七区督察专员袁济安的监视。上述情报被贺有年、林渊泉获知,立即转告段继李,通知高、彭二人及时撤离鹤峰,二人均从鄂西安全转移。当段继李也受到怀疑时,又是通过贺、林二人为其掩护,调任咸丰县长而脱险。彭维西转移途中在咸丰将已露“红”的咸丰县委宣传部长唐德贞带到宜昌。彭维西撤离鄂西,调任中共江陵中心县委后,由施巴特委书记马千木、民运部长刘一清到恩施接替彭维西领导的统战工作。

1940年1月,省保安司令阮齐与省干训团训导处长郎维汉勾结,在干训团制造武装绑架共产党员陈兴仲事件。此举激起学员愤怒抗议,干训团被迫将陈释放。顽固派不甘失败,又玩弄阴谋,拒绝发给陈兴仲等3名学员(均系共产党员)毕业证书和派令。3名共产党员前往恩施土桥坝省政府谒见代省主席兼干训团团长严立三,严听了他们的申述后,立即打电话给郎维汉,责令郎必须发给毕业证,使3名共产党员摆脱特务的纠缠和迫害。

1940年3月至5月,中共恩施党组织在各个联中学校领导开展长达三个月的“反饥饿、反迫害、要读书、要民主、要抗战到底”的学潮。严立三不仅没有抓一个人,还责令省政府和教育厅撤除学校的军事教官,每人发一套换洗的衣服,准许学生监督食堂,实行民主管理经济。

1940年9月,恩施“白云书店”受特务监视,姜白云准备转移时,石瑛告诉他:“建始已知道你是共产党员,陈诚来了就要马上逮捕共产党员,恩施不易存身,严立三是很同情你们的,但他也很为难,你要立刻离开这里”。当即给姜50元纸币和5块银元劝其马上转移,姜白云趁防空警报之机离开恩施。

恩施党组织能在恩施活动三年之久,与统一战线工作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严立三担任湖北省代理主席期间,运用自己的权力同情和保护中共干部和抗日爱国人士,作了大量工作。他的表现受到蒋介石的责难,攻击他在宜昌、恩施期间对中共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甚至袒护的态度。当特务认为章致全有“共党嫌疑”,要严立三予以查办时,严顶住压力,并说:“尚能在对日抗战上为湖北地方官争一口气,就被怀疑为共产党!”张难先也讽刺说:“能抗日的是共产党,照此推论,只有共产党才抗日!”当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康泽指使三青团今后主要任务为“防共、制共”时,张难先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大敌当前,国亡无日,只有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古人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名训。你康兆民(康泽)用心太深了。”宜昌失陷后,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六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后来到恩施,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在省政府主持会议大发雷霆,指责有人受了“特种汉奸(诬指共产党)的欺骗诱惑,误入歧途”,叫嚷“绝不要暴露出我们的空隙,与人以可乘之机”等等,旁敲侧击,咄咄逼人。严立三愤然辞去代理省主席职务,移居宣恩椿木营的晒坪垦荒种地数年,后赴重庆出席国民党参政会,应董必武邀请拟访问延安,后为陈诚所闻,派人阻止,未能成行,严对延安十分向往,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者在。”

聂国青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他一家人都很进步,次子聂菊生于抗战初参加共产党。聂国青和严立三、石瑛、张难先等关系密切,交情很深。同时,他和鄂西特委负责人马千木、妇女部长刘一清一直保持着联系,外地寄给马千木的信件,也是通过他家转交,他是恩施党组织发展省级机关统战工作的重要纽带。1940年底,马千木分工负责来(凤)咸(丰)宣(恩)的工作,需要在咸丰找个职业作掩护,通过聂的关系将马介绍到咸丰,被派往粮食督办机关办事,这样马千木便经常可以以督办粮食为名,单独外出,从事来、咸、宣一带党的领导工作。

1940年底,李范一从鄂北来到恩施,陈诚请他出任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李以“从事多次,都是不欢而散”为由,坚决谢绝,到建始龙潭坪办起铁厂,为掩护共产党的活动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恩施党组织在省级机关开展统战工作的条件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中共湖北省委(含湘鄂西区党委)对上层统战关系管理过严,致使恩施党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放不开手脚,没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特别是1940年7月陈诚来恩施后,湖北的一批爱国的上层人士,因不愿和陈诚共事而相继辞去省府要职,有的还远离恩施,而共产党无力挽留,客观上削弱了统战力量。当第二次反共逆流袭来之时,共产党才认识到上层统战工作之薄弱。

争取国民党基层的统战工作。恩施党组织也注重在国民党基层行政机构的统战工作,并有相当的基础。恩施八县,除鹤峰外,都在县以下基层政权中发展了一批统战关系,特别是在农村争取了数以百计的区长、区员、联保主任、乡长、乡队副及保甲长。这些基层行政机构的统战关系,为党做了很多工作。

湖北省乡政人员训练班的教官刘子谷(又名刘君复,大革命时期党员,后脱党),在恩施和党有联系。他在训练班宣传共产党的观点,并组织受训的乡保人员成立读书会,在训练班受训的不少人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后被接收为共产党员。

在芭蕉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孙德枢与芭蕉区员、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宋成全建立了统战关系。因孙德枢、张静娴与宋成全是亲戚、世交关系,彼此之间思想性格都很了解,孙、张等到芭蕉小学教书就是宋安排的。宋成全自1936年任芭蕉区员以来,很想有所作为,如强令必须送学龄儿童入学,但又苦于缺少师资,未能如愿。孙、张到校后非常刻苦,提高了教学质量,颇得宋的好感,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也得到宋的支持。

工委魏泽同通过孙德枢约宋成全到恩施谈话时,宋感慨地说:“抗日高于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才能图存,不抗日不能图存,只要有所需要必尽力以赴。”在他的支持下,恩施党组织在芭蕉建立了特支、区委,党员发展到70多人,抗日群众运动发展到学校、集镇和乡村。

1938年底,共产党员余日升和汪云随湖北省建设厅合作处来恩施,团结了进步人士熊世培、刘正忠等。余、汪常利用下午时间到城内活动,引起处内反动分子的注意,对他们暗中监视,熊世培则掩护他们。熊所在的合作指导室,有共产党员李微曦等,他们经余日升(县委书记)的介绍,很快和熊接近起来,加强了联系。指导室有一个反动分子李亚夫,依仗其后台横行霸道,欺压同事。共产党员通过熊世培的支持,查清了李亚夫贪污贷款的罪行,并呈报县政府,将其逮捕,使合作指导室成为恩施党组织的一个可靠阵地。熊不仅在工作上方便共产党员,支持他们的主张、意见,而且对常来常往的赵宗玉及芭蕉、白果、屯堡等地的小学老师(均是共产党员),不加阻拦和过问,当年轻人谈兴过浓,不慎失口泄露了党的秘密活动时,熊听见了也守口如瓶,不向别人透露。省合作处的特务不时向熊打听李微曦的表现,熊在特务面前却赞扬他们能吃苦耐劳,是很好的合作指导员。1939年夏,熊向余日升提出入党申请,余劝他说,现在国共合作时期,做一个国民党的左派,同样有利于抗战和革命。以后,熊调往重庆,共产党员李微曦、赵宗玉撤退重庆,熊还为他们找房子、介绍工作,表现出热诚合作的情谊。

1938年底,湖北省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迁至建始县三里坝(系武昌高级中学、武昌中学、江陵中学高中、宜昌中学高中等4校合并组成,下称三里坝中学或六高)。该校党的力量较强,是恩施党组织的一个工作重点。工委代理书记魏泽同和中心县委书记徐远都十分重视三里坝中学的工作,并派当地学生党员吴国仪去三里坝建立党的秘密机关,住在三里坝其伯父原区长吴玉廷家里。和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李世荪等取得联系后,吴玉廷家就成了他们经常聚会和接待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地方。吴玉廷对这些人非常热情,不仅留吃留住,还常在一起谈论时局。通过频繁的接触,吴玉廷很快觉察到这些学生的真正身份,专门腾出房子,供他们聚会、联系,并为其放哨。因其突出表现,吴玉廷于1939年秋被吸收入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党工作,党的负责人钱瑛、王致中、何彬、何功楷、魏泽同、徐远、马千木、孙鉴章、孙德枢、姚学芝等都曾在他家隐蔽、开会。他还为鄂西特委安排了两次党训班的地址,在敌人大搜捕期间,他沉着冷静,秘密通知学校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安全撤退,巧妙地应付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

1939年夏,党组织派学生党员李介在来(凤)、宣(恩)、鹤(峰)三县交界的沙道沟建立联络站,其时宣恩的石熙之被派往沙道任区长,石和李父(当地绅士)是旧交,亲往李家拜望,要李介出任沙道小学校长,李认为这是掩护活动的好职业,当即答应。李上任后,即利用石熙之这块牌子,首先聘请本地的一批进步青年为教员,并加强和社会青年联络感情,发展校内外的进步力量。县合作指导室的共产党员张旭昌、王淇等也常来沙道指导工作,并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1940年初,沙道有共产党员7人,成立了支部,此后,沙道就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站。鄂西特委派往来凤、鹤峰工作的同志,以及地下交通,都通过这里中转。李介帮助这些同志解决了很多困难,对不能带着孩子出去工作的同志,他们就雇人带小孩,使其在外安心工作。石熙之对李介的其他秘密活动也都是默许和支持的。

中共恩施县委书记余日升和合作指导室的共产党员李微曦组建“抗战剧团”,报经国民党恩施县党部批准,改为“抗敌剧团”,还聘请了县党部书记长张书田为名誉团长,恩施县团管区少校部员徐伯燊为副团长兼导演。李微曦以进步青年为骨干,广交朋友,邀集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机关职员、学校师生、街道居民,甚至还有国民党军官、姨太太、小姐等,参加抗敌剧团,以便于掩护共产党的活动,扩大抗日宣传。徐伯燊原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已脱党),积极支持宣传工作,他导演的爱国戏剧《三江好》,受到观众的赞誉,鼓舞了抗日士气,抗敌剧团因而受到欢迎。张书田把剧团抓在手里,还拿出一笔钱给剧团添置道具,然后向其上级报功请赏,徐伯燊则利用这一点,通过张与县党部打交道,借机掩护共产党的活动。

广泛在学校、机关中宣传抗战。恩施党组织历届工委和特委,放手发动党员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巧妙地利用亲戚、师生、上下级、同乡、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团结一切主张抗日的进步分子,掩护党的活动,尤以学生、教员、公务员和社会青年中的统战工作最为活跃。

湖北省联合中学迁入恩施的21所分校,大都有党的组织。联中学生的绝大多数来自沦陷地区,远离家乡、父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十分不满,抗战、民主、团结的呼声强烈。党组织从关心生活,帮助学习入手,在学生中广交朋友,密切感情,加强信任,灌输进步思想,使其成为党的同盟军,支持和参与党的活动。

恩施联中、屯堡女中、向家村职中、五峰山高农、农专、建始三里坝中学、利川中学、巴东高工和来凤中学等校共产党员同学生交朋友蔚然成风,成效显著。对学生不论贫富、成绩优劣,也不管是进步学生还是三青团员,都主动接近,团结他们。通过组织剧团、宣传队、读书会、学生会、壁报社、同乡会等联络感情,沟通思想,讨论时局,宣传抗日。党员在这些社会团体的活动中,一般不出头露面,不领衔,不挂帅,但积极工作,当好参谋,使这些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在建始三里坝中学,学生中的团体名目繁多,全校高、初中各12个班,千余学生,几乎都被组织在这些团体里,思想非常活跃。该校办壁报成风,整个三里坝街上贴满了壁报,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高中部的共产党支部,联合进步同学办了《谷音》和《墙报文学》,在学生、老师中很有影响,十分吸引读者。《谷音》以共产党员为主,社长、主编由进步同学刘华楞、姜久无担任,党员李世荪、李鑫、闻立志、王建纲等任副职和编辑;《墙报文学》以进步学生为主,负责人是陈以文、仓孝和(二人不久入党),共产党员严文慈加入编辑,把握刊物的政治方向。学校的反动势力虽怀疑这两个壁报的编辑有共产党员,但又查不清是谁,直到1941年大搜捕,他们仍然心中无数,所抓多数是进步学生,党员极少。

恩施高中有一个班,学生30多人,党员就有10名,他们勤学习,勤交友,与同学水乳交融,情同手足,敌人无隙可乘。1939年底,训导主任上公民课时,发表反共谬论,正当他讲得兴起时,被同学们的话语打断了,一个一个地慷慨陈词,斥责反共就是帮日本鬼子的忙,指责《中央周报》发表林桂圃的反共文章,而蒋委员长不能辞其咎,发言的同学并非共产党员,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建始男师(省立师范)反动统治较为严密,党的力量较弱,党支部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顺应学生抗日救亡的要求,通过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办墙报、组织歌咏队,从而发展了进步势力,使全校近200名学生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参加了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

党在教师中的统战工作也是成功的。恩施中小学增加很多,教师队伍增长很快,凡有共产党员的学校,就有党在教师中的统战工作。

建始女师的共产党支部,十分重视教师的统战工作。他们认为,只要为人正派,不满意国民党腐败的教师,就应该热情地去做工作,联络感情,争取他们对党的同情和支持。该校的教务主任朱侣柏,是个老国民党员,因官场角逐不得志,对当局不满。根据她的政治态度,党组织就通过她的侄女,有意与她亲近,在学业上请教她,在政治上帮助她,经频繁接触和工作,她有了转变,并在同学中公开赞扬一名共产党员是爱国有为的青年,要同学们向她学习。

三里坝中学历史教员冯泉九,是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一位忠厚的学者。他对学生提出的历史科学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当他知道这些问题是来自《新华日报》时,担心那是共产党办的,看不得。党总支书记李世荪劝他,搞学问不能有门户之见,博学多闻无害。冯被李说服,从此李常给冯看《新华日报》,并为他代订了一份。党员经常利用他上历史课时进行革命活动,只要带信说是去图书馆,他都不加过问。

咸丰联中事务主任万揆平,是中共咸丰县委宣传部长胡传经的表兄。万虽是国民党员,却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思想进步。他为了掩护胡传经,将胡介绍到学校做录事。胡对万做了很多工作,常常一起谈心,议论国家大事,乘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万明白表弟的政治态度后,暗中予以支持。胡利用这个关系,把学校收到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悄悄带回万家抄录,交县委转上级组织参阅。1942年2月,特务前来抓胡,在万的帮助下,胡安全脱险,转至鄂中解放区。

巴东野三关小学、恩施屯堡和龙马小学、来凤小学等校的党组织争取了校长,几乎团结了全部非党老师,使这些学校成为党的重要掩护所。龙马小学的乡民代表彭明若,是地方青帮的“二大爷”,同情共产党,思想进步,在党的教育下,积极支持党的工作,供吃供住。有一次救出了特委宣传部长孙士祥,后被吸收入党。特别是鄂西特委被破坏,敌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时,野三关小学成为党组织干部疏散的指挥中心,大批共产党员从恩施各地集聚到这里,然后又从这里按照组织的决定奔向重庆或参加新四军。

还有恩施高中、恩施初中等学校很多教师成为党的同情者。恩施初中的训育主任接到特务机关的通知,要他们协助逮捕一个学生党员,他把这个学生喊出来,没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通报特务要来抓他,让这个学生迅速转移。

在机关公务员和社会各界中,党的统战工作也很广泛,党的朋友遍及各个方面。

黎少岑,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30年代被捕失去关系,1938年底逃难来恩施。他主动找到恩施工委负责人魏泽同,要求恢复党籍,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工委只能以统战关系对待,黎乐意接受。1939年3月,黎征得魏的同意,打入省保安处特别党部作助理干事。他在一次空袭警报时取得俞中言制造的“反共启事”和特别党部书记长寒庆写的“特密件”(《关于对异党侦察情况的报告》,内有农专、农校、恩高、屯堡女中等校共产党活动情况),魏看过文件后,立刻通知已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免遭拘捕。

共产党领导的恩施向家村职业中学抗日救亡活动,获得了爱国教师陈海樵、吴乃樾的同情和支持。7月,迫使校方为一病死的学生开追悼会,对该校克扣学生伙食,不顾学生健康的校长,开展了罢课斗争。

中共建始县委书记孙德枢以失学学生身份住在地方开明士绅沈惠卿家中,开办书店,从事革命活动,引起特务的坐地监视,后在沈惠卿的掩护下,孙德枢得以安全转移,保证了党的活动正常进行。

恩施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没有局限于国民党的狭小范围,而着力于社会各界的统一战线,着力于工农兵学商的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党为了使统战工作有利于掩护组织和活动,对待不同的统战对象因人而异,有的则以党员的面貌出现,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有的则以进步分子身份攀亲道友,心照不宣地配合,而后者是主要的。党在恩施统战工作的不断开展,给党的其他活动创造了条件。

湘鄂西区党委对恩施党组织的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指出“统一战线不但做得不够,而且有许多错误。主要是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高,以致做出过左的事。不注意学习国党的一些形式,不讲求小节,往往给人以借口,如许多公开工作同志不会读遗嘱(指孙中山遗嘱)、不唱国民党的歌,开会不挂党旗,写标语不注意字句,写文章不研究旧的词藻,都被人认出为共产”。①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开展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是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恩施党组织的全部活动,都是以加强抗日民主,动员全面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目的。因此,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广泛深入,生气蓬勃,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拥护。

广泛开办农村合作事业。1938年5月,中共恩施党组织以开办农村合作事业的公开身份分配到各县的合作指导员,相继成立县合作事业办事处。8县中只有恩施县合作办事处的主任不是共产党员。有的县还配备2―3名党员,恩施合作办事处因与七区合作办事处在一栋屋办公,就由恩施党组织直接指导,具体合作业务由主任陈延熙领导。

这些工作人员自备行李,布衣草履,跋山涉水,深入农村,和贫苦农民交朋友,一面调查农村经济状况,一面号召农民组织合作社,办理信贷,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到下半年,在8县组成了基层合作社1413个,发展社员53489人,入股56820股,股金达125701元,贷款达194150元。这些贷款可概括为金融救济与春耕借贷,还建立了理事会、监事会和司库组织,配有社长、理事、监事各1人。

在开办农村合作事业的同时,党组织通过办壁报、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对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和抗日宣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入党,使他们成为合作社的中坚力量,领导农民开展合法斗争。当时的信贷合作社以保为范围组建,保甲长在农民中大肆活动,企图把合作社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以便继续欺压和剥削农民。而共产党员和合作社则对农民进行民主教育,指出社员之间不论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理事、监事、司库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由此,农民社员终于可以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致使许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保甲长纷纷落选。

分配到建始的6名合作指导员,走遍了高店子、花坪、石垭子、红岩寺、河水坪、三里坝、龙潭坪、望坪、长梁子等地,把这一带贫苦农民由点到面地组织起来,给以贷款扶助生产。过去的贷款,只有有钱的富户和有抵押品的农民才能得到,贫苦农民是没有借款权利的。合作指导员来到建始,改变了过去的陈规,把贷款送到贫苦农民手里,很受农民的欢迎。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农民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建始马坡乌云观有32户农民,用贷款投资办了以开荒为主的生产合作社。这个社有45个劳动力,集体开荒40多亩,租入田土25亩,养猪24头,羊36只,当年获得丰收,收粮食18600多斤,菜籽250斤,桐子450斤。群众高兴地称这个合作社为“玉米村”,乌云观合作社的示范作用,迎来远近农民参观,并邀请合作指导员帮助办社,先后办起了花园开荒生产合作社,石门横冲湾畜牧生产合作社,河水坪和刘家坪两个信用合作社,高坪茶叶生产合作社,红岩和三里两个纺织生产合作社及城关手工业合作社等。

党组织通过组织合作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社员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和阶级教育,组织农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开展反封建、反剥削压迫、反地保的斗争,还在建始龙坪、高店子、望坪、茅田、长梁子、铜鼓包等地组织起数支农民自卫武装,提出“取消苛捐杂税,推翻不良团保”,“反对强行征兵,反对苛派公债”,“实行二五减租”,“组织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口号。党组织准备把一个个农民武装据点巩固起来,长期与反动派进行斗争,一旦沦为敌后,便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区。

中共恩施党组织通过办合作社,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培养考察,发展农民先进分子入党,在农村建立党的组织,推动农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恩施党组织和党员主要分布在农村,成为合作社和农民武装的中坚力量。此时,施巴特委已拥有党员668人,除学生、手工业者、职员206人外,其余全部是农民,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69.2%。

抗战时期,国民党曾颁布推行减租减息的法令。农村党组织利用这个法令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发动社内外的农民群众坚决要求减租减息,打击地主阶级。在共产党员的组织下,建始马坡周围六十里以内的农民,纷纷涌向大地主、县参议员陈海波家里,提出减租减息,农民和他当面讲理。同时,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和裂痕,从县到区,上上下下给陈海波施加压力,迫使他答应了农民的要求,斗争取得胜利。

党领导农民对地主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如夺佃、高利盘剥等。

随着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党开始深入农村,控制了部分区、乡、保的行政权力,甚至掌握了一部分农村武装的指挥权。

后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在《湖北农民运动与组织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工作的收获,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通过合作社组织了广大的农民,相当改变了老合作社的组织。过去老合作社,农民借款要写7种表册,要有担保人,要打手印等,新的合作社借款手续简便,而且把农民经常组织起来。(2)放了相当大的款项给农民。(3)合作社放款的利息减少了。以前的利息是1分6厘至1分8厘,最近的利息减少到1分4厘,当然还可减。(4)改变了借款的章程。过去规定15亩以上的农民才能借款,改为5亩以下的农民都能借款,20亩以上限制或不借。这样可以保证款子借给贫苦的农民。(5)建立了合作夜校。合作夜校成为团结农村中救亡分子的一个中心。(6)新的合作社干部薪金减少了,每月只10元至15元。过去合作社指导员、助理员每月40、50元至80、90元不等。这样由于党的团结,使一部分真心诚意献身于农村事业的朋友艰苦地在各县工作着。(7)新的合作社的干部在农民中建立了相当的信仰,旧的合作社干部只拿钱在城市内打牌吃酒、堕落腐化,甚至于把合作社的公款赌光。他们下乡要农民杀鸡宰羊,吃了东西不给钱,走路要农民抬轿,借给农民的款子还要向他送回扣,引起农民对这些指导员不满意。新的合作社指导员及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同,不吃农民的东西,不要农民提皮包,不要回扣,使农民亲近这些指导员,从而取得农民的信任。经过这一组织把广大的农民团结在合作社的周围。这些收获完全是由于抓紧了上层同上层建立统一战线后才取得的成绩。

教育鼓动妇女投身抗日救亡。党在恩施的妇女工作,主要是通过合作指导员中的女党员和联中女师、女中毕业的女党员这两支力量发展起来的。

1938年下半年,咸丰女党员唐德贞、黄鑫贞,为在妇女中宣传反对封建礼教,倡行男女平等,使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们不辞辛劳,主动和民主教育馆联系,决定开办一个妇女识字班,从帮助妇女识字入手,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很快动员了30多名青年妇女前来参加学习,识字班除识字外,还学习报刊上的抗日文章,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指出妇女在抗日中的责任。识字班的组织者还团结了识字班的一批进步的青年妇女,组织他们学习《新华日报》,讲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故事,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的知识,使许多青年妇女和童养媳走上革命道路,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刘同森是识字班学生,她和唐、黄结下深厚友情。1939年初,唐德贞获悉县政府要派人前来搜查她的寝室,她随即将进步的书报交给刘同森转移。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将书报转藏到自己房屋衣柜里,使特务未找到只字片纸。

唐、黄还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协助县城家庭妇女戴桂芳等人,成立妇女联谊组织――姊妹会,成员多为已婚妇女。唐、黄二人在姊妹会里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姊妹会的成员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不能动笔的由她们代写。

宣恩县女党员柳芳、姚晋奋,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起有20多名妇女参加的识字班。她们省吃俭用,给学生发书发油,教的是《民众课本》,还教唱《打倒东洋》等抗日歌曲,排演《木兰从军》等剧目,和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国民党县长闻报,派人突然搜查姚的寝室,特务虽没有抓到“把柄”,但组织上考虑到姚的安全,便指示姚立即撤退,识字班的学员为她赶做鞋子,依依送行十余里。

l939年6月,来凤女党员张一毫、查静梅开办妇女夜校,动员很多青年妇女参加。并且经常给学生教歌:“打铁打到正月正,农民做得好伤心,农民做到三十晚,买米买油都无钱。”夜校结合实际,讲得生动,妇女进步很快,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道理,因此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恩施、建始女党员张静娴、周慕仪、胡淑善、黄丽珍等在农村集镇芭蕉、红岩寺等地组织起姊妹会和妇女识字班,通过开会、读报、教唱抗日歌曲、演戏等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宣传抗日救亡。恩施芭蕉的妇女识字班,从1938年3月开始至1939年6月,共办了3期,参加学习的有50人左右,多是一些贫苦家庭妇女和难民妇女。识字班实行义务教育,不收学费,她们根据妇女家务劳动的不同情况,灵活组织,有的上午学两个小时,有的下午学两个小时,大多数是晚上参加,还为个别孩子多家务忙的妇女登门讲课。除了按照课本识字外,还结合课本进行讲解,宣传科学和革命道理,有篇课文是:“糊涂佬、糊涂佬,糊里糊涂生病了,拿把香灰哪能病治好。糊涂佬、糊涂佬,莫把神仙来信仰,神仙本是木头雕,哪能把你病治好。”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党在恩施的妇女工作,通过办妇女识字班,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文化素质,而且激发了她们的抗日热情。各地还发展了一批妇女党员,成立了特别小组,为恩施妇女的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宣传动员青年学生争取民主、抗日救亡。党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领导学生开展了反迫害、争民主、反饥饿、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合法斗争。湖北联中分校迁来恩施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强统治,限制学生的自由,使学校成为“集中营”、“修道院”。另一方面为了限共反共,学校为三青团、CC(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派系,下同)等反动组织大开绿灯,任其猖獗。他们任意拆检师生信件,搜查日记、书报,监视跟踪,书写匿名恐吓信,甚至大打出手,对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实行种种迫害。联中分校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步掀起的。

1939年1月,恩施第七女子中学共产党支部了解到该校学生在学校受到非人待遇,吃不饱饭,有病无药医,死了无人管,校长刘礼琼不仅贪污克扣,还任意拆检信件,干涉学生人身自由,早已引起学生不满。党支部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学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支委严启明召开各班学生代表会,讨论起草了《全校同学给刘礼琼的公开信》,提出十项条件,主要内容是:要给予同学通讯、探亲会客的自由;不准拆检信件;废除一切清规戒律;迅速正式开课,购齐各种书籍练习本,聘齐各科教师;迅速成立膳食委员会,学生参加伙食管理,不准贪污克扣;要求供给热水洗脸洗脚;对患病的同学给以照顾开小伙;迅速配备医务人员,设立医务室,购齐药品。她们把《公开信》张贴在壁报栏内,要刘礼琼立即答复。刘虽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被迫接受了部分要求,聘请了一名医生和几位教师,成立了膳食委员会,学生推选严启明领导,由她安排每天的粮食、菜金、食谱,解决了病号小伙饭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9年1月,建始女子师范毕业班同学即将毕业离校,但省教育厅通知延长半年时间,引起毕业班学生的强烈不满。共产党员许宝珍团结班上积极分子,提出“反对延长毕业时间”的口号,发动和组织全部同学与校方进行斗争,要求去教育厅请愿。同时与建始男师毕业班学生密切联系,采取共同行动。迫使校方及省教育厅答应按期毕业,使斗争取得部分胜利。同年秋,建始女师党支部发动群众要求学校当局公布伙食帐目,要求民主办伙食,改善学生的生活。女师掌管伙食的是校长段奇璋的妹妹,她大肆克扣伙食费,把伙食办得很糟,学生吃饭缺油缺菜,身体拖得很虚弱,长疮、生病的人很多,学生强烈要求查帐、查仓,让学生参加管理伙食。斗争进行了三天,段氏姐妹指使学生中的走卒挑拨离间,进行破坏。同学们不听信他们的诬蔑中伤,情绪更加激愤,段奇璋惧怕事态扩大,被迫答应学生的全部条件。

1939年底,建始男子师范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起来,以校长夏伯初为首的反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撕毁学生壁报,阻挠进步师生演出抗日戏剧,进步学生就找他们讲理,党支部领导进步学生同校方展开了一场全校性的辩论。反动学生李昌茂等对进步同学进行盯梢,搜抄课桌和箱篮,凡被抄了的学生都留有一张猪血打点子的恐吓信,限其离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发动罢课,反对迫害,通过学生代表向学校提出四条要求:1、保障全校同学的生命安全;2、开除李昌茂等人学籍;3、立即召回历次被迫害离校的同学返校;4、保证学校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学校当局被迫接受,罢课斗争取得胜利。

同期,建始三里坝中学的三青团区队长叶长儒,突然搜查初中部共产党员王勰的宿舍,抄出了一些进步书刊,并连夜审讯。此事还牵连到党小组长肖重庆和党员王振纲。校长郑万选签署布告,将他们3人开除。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李世荪,一方面以王勰等3人的名义写了《告全校教师同学书》,在校内外广为张贴,甚至贴到校长办公室门上,争取社会的舆论和同情,对校长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发动学生参观天鹅观古碑,给学校当局造成学生在天鹅观开会的假象,以转移学校对共产党员的监视;三是对学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明哲采取先发制人,因他是鸦片鬼,而国民党又明文禁烟,党组织便大造舆论,指名要抓明哲的鸦片,将他送往政府法办,他听了很害怕,不敢在学生中过分胡为。联中学生的膳食费,按规定是每月5元。1938年底,建始三里坝中学的校长郑万选勾结总务主任鲍绍武贪污。学生只能吃到3元一月的伙食,党支部书记李世荪和几个学生代表秘密开会,提出算清伙食帐、改善生活、搞好医药卫生、准许学生开展抗日宣传等项书面要求,送主任军事教官郑瑛转呈校长答复。郑瑛(复兴社成员)认为学生的要求并无不合理之处,欣然同意。郑万选接到书面要求后,便电告省政府,指控郑瑛“煽动学生闹事”。数日后,正值全校学生集中大操场做纪念周时,突然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郑万选杀气腾腾地吼叫:“谁有意见站出来提”,还发表演说指责学生闹事。他又当众通知郑瑛调职去恩施。学生哗然,代表们又开会研究,一致决定,给郑万选一个下马威,当郑瑛离校那天,全校同学列队夹道欢送,一时鞭炮齐鸣,显示了全校同学的团结和不甘屈服的决心。对学校反动势力中的顽固分子,党组织采取孤立搞臭、各个击破的方针。教师汤化容,是建始县国民党县党部派来搞思想控制的,是学校反动势力中的军师人物,为学校当局迫害进步势力出了不少坏点子。但他不学无术,讲不好课,学生很不满意,大家以“党棍”的臭名相赠,把他轰走了。

1940年初,由于建始男子师范学生李大同不医而死引发了一次轰动恩施的学潮。该校校长夏伯初为CC特务分子,不仅政治上反动,迫害进步同学,而且贪污、克扣学生的膳食费、医药费等以饱私囊。李大同的死亡,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怒,党支部支持进步同学,组织了罢课委员会,向学校提出条件:1、用白绸做装殓衣,用楠木油漆棺材厚葬;2、夏校长披麻戴孝送上坟山;3、清算学校医药费账目;4、应对今后在校学生的身体健康作出保证。夏认为条件苛刻,拒不答复,借口开会逃往恩施。这一下激起学生更大义愤,决定举行抬尸游行,以示抗议。在同学们齐心协力的威逼下,总务处只好听命于罢课委员会的勒令,买回白绸和楠木棺材,连夜缝制和油漆,安葬时,全校同学结队送到坟地。夏伯初在恩施不敢回校,却向省政府控告“异党”分子从中操纵,省教育厅派督学前往调查,最后也只得各打五十大板,在开除4个学生(其中党员2人)的同时革除夏的职务。

此时,恩施屯堡女中的党支部,也发动了一次反饥饿斗争。党支部团结了一部分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秘密开会,起草了改善学生生活待遇的公开信,要校长限期解决,恩施中学的学生也前来支援。省教育厅派人来解决,不得不满足学生的部分要求。1940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为了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对建始三里坝中学的初、高中部分而治之,借口宜昌危急,巴东、建始将处于前线,下令三里坝中学的初中部迁往贵州。党组织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反对迁校,选出5名学生代表赴恩施到省教育厅请愿。教育厅迫于学生压力,不得不将校址改为宣恩高罗。党组织趁机加强了初中部党的力量,充实了领导骨干,成立了总支。

3月,恩施联中各分校开学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学生生活上的克扣有增无减,终于导致恩施联中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中共施巴特委认真总结领导学生运动的经验,全力投入对此次学生运动的领导。特委兼恩施县委书记孙士祥深入金子坝联中分校,指示高中二部共产党员通过进步学生王展、李模秉等办《活力》、《老实报》,大造舆论声势。教师肖萸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身份,鼓动学生起来斗争,使该校大多数师生甚至包括三青团员也都发动起来,响应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小龙潭中学初中部的党员还组织学生发起反贪污、反克扣运动。

向家村联中支部宣传干事周维新(李书)以“全省学生联合会”名义写了《告全省流亡学生书》,寄发到鄂西、鄂北各分校。该校学生在“吃饱、穿暖”的口号下自发要求清算校长刘基石的贪污克扣罪行。五峰山农专党员、学生会主席倪汝海带领同学查清校长贪污行径,当众摆事实,公开揭露校长种种贪污行为,打击了学校反动当局的气焰。

五峰山大学先修班和三步岩农校以及建始、利川、咸丰湖北联中各分校的学生运动从3月开始持续到5月。特委领导通过党的基层支部发动党员,依靠积极分子,把斗争矛头直指省政府和教育厅。推选学生代表组成联合请愿团,把《请愿书》和《快邮代电》送到省政府和教育厅。当局拖延不理,并派出军事教官到校镇压学生。请愿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露陈诚欺骗学生的阴谋,用陈诚给学生作过的许诺,要求省政府教育厅的官员兑现“陈校长”(陈诚)的“诺言”。经反复据理力争,省政府和教育厅终于被迫答应撤除学校军事教官,每人发棉衣一件,课本由每四人一套改为两人一套,准许学生监督食堂,提高伙食标准,每餐增加一个菜及改善卫生等条件。学生运动的胜利,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锻炼和造就了干部,同时也证明了恩施党组织转变作风的成效。

走向社会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抗战时期,为了动员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恩施党组织全力以赴地在城乡各地广泛组织剧团、宣传队,通过戏剧、演唱、壁报、漫画形式宣传抗日。

1938年下半年,恩施芭蕉共产党员孙德枢、张静娴、周慕仪等,在芭蕉小学组成“抗战剧团”,参加的师生有40多人。每逢芭蕉的场期,剧团就整队上街演出。先后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枪口对外》、《奋起救国》等话剧;还演唱了《保家乡》、《八百壮士》、《黄河谣》、《流亡三部曲》、《九一八小调》等歌曲。当观众看到舞台上国土被践踏,房屋被烧毁、人民被杀戮、妇女被侮辱、老人儿童无依无靠流浪行乞的情景时,泪水盈眶,群情激奋,纷纷捐款,救济逃到芭蕉的40多个难民。芭蕉“抗战剧团”还利用晚上和寒暑假的时间,深入恩施城郊及黄泥、甘溪、天桥、朱砂、大吉、白果等乡演出。

孙德枢、张静娴、周幕仪等以芭蕉小学为阵地,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组织了各种爱国救亡团体,广泛推动当地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一是设置图书室,向农民进行宣传。沈??从宜昌带回一百多册革命书籍供学习借阅,其中有《列宁主义概论》、《毛泽东自传》、《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七将领》、《大众哲学》等。他们还口头宣传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等战斗及敌后游击战争的故事。讲中国为什么弱?穷人为什么穷?为什么要抗日?等等。二是实行“小先生制”,贯彻著名爱国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在校把书读,回家教父母”的扫盲、抗日宣传活动。三是组织歌咏队和晨呼队,教唱、普及抗战歌曲,特别是《救亡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借以唤起民众革命热情,提高抗日情绪,振奋民族精神。

孙德枢为进步团体“孩子剧团”填写团歌歌词:

我们是贫寒人家的子弟,

我们父母祖先都是种田人,

从小就给饥寒磨炼成铜骨钢筋,

更苦些生活吧,也不求人哀怜,

我们是硬气汉刻苦学习自己干,

站起来,同学们,

在这抗战的大时代,

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咸丰党员王煜、唐德贞等,发动和组织了由进步学生、教师和社会知识青年组成的抗日义务宣传队、巡回演出队,利用赶集和纪念日演出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激发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党员一起登台,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当唱到“中国军队几十万,恭恭敬敬退出沈阳城”时,观众义愤填膺,泪流不止。

1939年初,中共恩施县委书记余日升,以业余爱好者的名义,在城里组织起“抗战剧团”。他以共产党员谢鼎(又名谢文生)、孙天铭、刘凤山、徐绳武、赵宗玉、李微曦、帅启刚等为骨干,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业余剧团。由恩施团管区的少校部员徐伯燊任导演,国民党省党部大员梅??的妹妹人称“梅三小姐”担任女主角。由于梅的作用,和省党部挂上钩,由他们出钱作为演出津贴。剧团除公演抗战话剧外,还教唱抗日歌曲,出抗日壁报,非常活跃。

咸丰联中党支部书记龚德新向校长慷慨陈词,说服校长组织了一支宣传队,他们利用暑假,敲锣打鼓,到杨洞、丁寨场上唱歌、演戏,进行宣传。

来凤共产党员田仿宇、查静梅、黄舜忠等,把来凤民教馆和社教团(系省战时服务团和乡村巡回宣传队合并组成)14队联合起来,宣传抗日救亡。他们或以“民讯处”的名义,编壁报,演抗日戏,教唱抗日歌曲;或以宣传队的名义作街头宣传,并到区乡巡回公演,慰问抗日军人家属(送慰问信一封和银币一元)。抗日宣传搞得热火朝天,在他们的鼓动下,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救亡,纷纷出钱出力。

联中各分校,大部分成立了宣传抗日的团体和组织,并由校内宣传转向校外宣传。建始三里坝中学组织了歌咏团,建始女师成立了歌咏队,女师共产党支部书记许宝珍给同学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声冲出沉闷的校园,振奋了青年人爱国图强的精神。

建始男师、恩施高农、农专、职中等校党支部,都先后组织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队伍,农专成立了“起来剧社”。1940年春,建始三里坝中学的党组织在学生中组织了“建中剧团”,先后在校内外演出了《塞上风云》和《雷雨》等剧目。

是年12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的名义,派出赈抚宣传队来恩施。全队14人,有6名共产党员。他们一到恩施七里坪就公演《家破人亡》,并散发自己编印的刊物《林园》,轰动恩施。

党组织还在恩施的联中分校和城镇知识青年中组织“读书会”,通过组织学习《新华日报》和抗日的进步书籍,广大知识青年弄清了日寇侵略中国的原因和暴行,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节节败退,为什么存在投降的危险性,以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等等,从而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中共恩施党组织许多基层支部如建始男师党支部,结合教学实习,动员同学到农村开办群众夜校,对青年农民和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同时利用这些阵地,向男女青年农民和失学儿童宣传抗日,讲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故事以及苏联集体农庄的情况,农民听得入迷。

恩施向家村社教工作团的共产党员赵贯一等,在龙凤坝开办两所夜校,他们给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伤兵讲抗战形势,讲抗日英雄,讲抗战必胜的前途。

恩施芭蕉党组织负责人孙德枢、张静娴,先后派党员深入戽口、黄连溪、黄泥塘和茶厂办夜校,教农民、工人识字,为茶厂的共产党员讲授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引导工人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1939年5月1日,茶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反对剥削的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

党在恩施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教育运动,声势大、效果好,唤起了广大工农商学兵的觉醒,激起了他们对日寇汉奸卖国贼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准备投降的愤怒,坚定了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真心实意地从各个方面支援抗战的决心。

第十四章 恩施党组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的恩施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对中国共产党持两面态度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仍然执行着“秘密反共,公开防制”的政策。1938年4月以后,陈诚发现在全省各地的合作指导员中有共产党活动,为了防制中共活动,他特派湖北省(国民党)党务督导委员兼第七区党务督导委员胡国亭,带着一帮人打着督导“民众动员”工作的幌子,轮回到各县区乡监视、防制中共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从汤池训练班分到恩施县的合作指导员在县政府报到时,就受到县长余廷襄的“警告”:“你们办农村合作事业可以,但不准搞政治运动!”省委特派员雍文涛视察建始合作办事处时,发生了建始县长许莹涟扣留合作办事处信函的事件,结果七区合作事业办事处被撤销,雍文涛、彭维西、刘一清被当局解除公职。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陈诚控制的湖北各种特务机构忙于西迁恩施期间,中共恩施党组织得到初步发展。但因公开工作(抗日救亡运动)与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联系的经验少,实际已处于半公开状态,许多在合作社的中共党员已暴露。只是由于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暂时不敢公开反共,而未受到大的破坏。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侵华日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国民党统治集团将进攻重点转向中共抗日根据地,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蒋介石对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越战越强,中共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感到十分不安,竟称“日本为癣疥之疾,共党乃心腹之患”,从而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制定和开始贯彻“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开始在大后方强化法西斯特务统治,并令陈诚、朱家骅、张冲、戴笠、徐恩曾为委员组成“最高特种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反共特务活动。会后连续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加速对日妥协投降、积极反共的步伐。紧接着,陈诚在恩施开始“防共”、“限共”,制造许多局部性的“限共”事件,开除进步学生,解聘有“共党嫌疑”的教师,查封书店,传讯、拘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向恩施各地的联中分校派任军事教官。三青团开始渗入联中分校,他们同复兴社、CC等反动组织一起,窥探、密报、搜查、打击学校的进步力量,把恩施高等学校(如农专)作为特务侦察的重点。

从1939年l月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开始以陈诚的名义连同省教育厅、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对联中分校频繁发出“限共”训令,称“据报迩来大批共产党来施活动,以联中为活动目标,希严密注意……”函称“施鹤21联中均有共产党派来陕北受训之学生,务应妥慎防制,严密处理”等。4月6日,又转发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查共党活动原则六项》。这些训令、文件、指示,推动了恩施“限共”活动的迅速升级。其具体手段为: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撕毁《新华日报》和进步壁报;任意拆检信件;潜入教室偷看学生日记,检查学生课外读物;搜查学生宿舍;传讯学生等等。凡被认为有“异党”嫌疑者,即向上密报,或写匿名信恐吓,逼其自动离校。不从者,由校方强令请假、退学或开除,从而造成大批学生失学。国民党省党务督导委员胡国亭亲自出马,威胁芭蕉区委、第七女中支部负责人“不要误入共党歧途。”

同年2月,恩施三青团主任筹备员黎孑遗向重庆中央团部密报说:“共产党以各县生活书店为总机构,恩施方面以北门103、104号及西后街为集会地点,农专活动最烈,以毛奇、闻立训、徐汉香为首领,中共对湖北学运之方针为学生运动,先把握群众,然后徐徐作政治上的表示。请查究、办理,具报为要。”

1939年5月,七区专员袁济安密令各县:“施之共产党总机关,一在南正街民教馆附近的春发永五金铺后的小房,住有魏威,又名魏泽同,武大学生,再一个徐远。第二在抗战教育研究会,住有曾杞凡,还有吴、李两干事,终日坐在屋里写文件、传单、文章。大本营在春发永后宅。赵宗玉负责妇女,在屯堡女中二年级,吸收新党员有陈萍、徐平、包继云、严其明、帅启刚、吕秀英、膝少芬(已被开除)等20余人。农专是倪如海等10余人,金字坝是高三下、吴子中等20余人。曾经中央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层转遵守在案,严密防制为要。”

7月,国民党湖北省执委又发出通告“停止中共一切非法行动,各级军政机关,中共均不得有组织及派员秘密活动,并将遵照具报为要。”因而,恩施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共”活动迅速升级。他们查封恩施党组织先后在恩施、建始、利川、咸丰、来凤、宣恩等七县成立的生活书店,在巴东、咸丰还发生了搜查和逮捕共产党员的事件,但被捕者很快获释,党的组织幸未遭到破坏。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39年7月发出秘密工作的指示,要求恩施党组织在湘鄂西区党委的帮助下,一方面组织各地已经“红”了的党员撤退,另一方面把各地组织由半公开转入基本秘密的形式,并改变工作方法,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这些措施及时断了特务机关的情报线索,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事变和损失,保护了组织和党员。以后,党的秘密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但党内的急躁情绪和活动方式还转变得很不彻底,一部分党员仍然锋芒毕露,领导和组织群众斗争,客观上给特务的侦察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9年7月,胡国亭派特务到咸丰秘密逮捕共产党小组长周光英、党员杨光祥,关押在恩施,严刑逼供。但周、杨二人经受了20多天刑讯逼供仍守口如瓶,特务被迫宣布无罪释放。

同年10月,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函告各厅:“来凤县异党活动主持人田仿宇,机关设南门外生活书店推销处,以文化服务为幌子,对于学生多用免费借阅,开会无定址,曾在山坡、土堡及溪边、山林等处;来凤初中学生许涛、载经武、熊汉臣、毛先基等亦有重大嫌疑。”

1940年1月6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密令各区督察专员公署及第七区所属各县政府遵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理论,纠正青年一切不良思想”,妄图独霸天下,实行强权政治。同月,湖北省干训团在举行毕业晚会时,该团训导处长郎维汉勾结省保安团特别党部处长兼特派员阮齐,在毕业晚会上肆意制造一起武装绑架事件,逮走乡政学员、中共党员陈兴仲以及国民讲习班学员、共产党员文振鑫、张单武。同月,由重庆发往恩施的《新华日报》也全部被军统拦截扣压。

由于日寇进逼,宜昌告急,留在宜昌的国民党中央和省级机关先后涌进恩施,恩施的反共势力得到加强。特务机关对各地密报的所谓异党案件,加强督办。

1940年6月20日,湘、鄂、川、黔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转发陈诚的密令:“近查获狡匪南方局紧急通告一份,内容关于狡匪组织问题与具体工作部署、计划、方针,引述甚详,殊关重要,除分电外,亟抄发原通告,希转饬所属严密查办至要”。18日,转中央教育部训令:“报告各级学校往往有异党潜伏活动,甲校辞退,复蒙混乙校聘用。对于因是项原因,解聘之教员,应即开具履历,并申叙解聘缘由,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审核,由各校主管机关密令所属各校一律停止使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恩施的秘密反共迅速转为公开反共。

1940年6月,国民党自襄河会战、宜昌沦陷败退恩施后,在恩施成立第六战区,不久,陈诚赴恩施亲政,正式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长官司令部驻恩施城郊谭家坝和土桥坝两地。国民党军委会行政院特会划定,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共10个专区81个县的党、政、军统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恩施成了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和湖北省属特务机构的麇集之地。为此,陈诚坐镇恩施,加紧破坏湘、鄂、川、黔共产党的活动,而其重点则是恩施的共产党组织。7月5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出通令,命令各军队党部密切合作,更加坚决地进行反共破坏活动。蒋介石对恩施的政治形势极为关注,并亲自授意陈诚,发表“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训示,指示陈诚放手反共。蒋介石面授机宜,陈诚心领神会。

8月5日,陈诚在恩施召开第六战区军事会议上,亲自宣读蒋介石的手令,并声称“严格整顿地方保安团队及政警,救济失学青年,使不致误入歧途,严厉禁止各级相互利用及参加汉奸组织之党员、团员。”

9月10日,陈诚在恩施召开的第六战区各专员、县长会议上,诬蔑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煽动说“本战区负有拱卫行都安全之重大使命,责任自较其它各战区为尤重”,授意严厉打击共产党组织。陈诚指使特务机关在湖北联中各分校密选学生1人集中接受特务训练,回校后侦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同时,每校抽调三青团学生2人到恩施三青团湖北支团部受训,回校后扩大成立三青队或分团部,大肆发展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并监视学生、密报“黑名单”。其反共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10月,恩施的政治潮流和全国一样,在共产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广大爱国民主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妇女、青年学生和民众团体的热情不断高涨,抗日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而陈诚诬蔑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救国是“假借革命的美名为号召欺骗青年的手段,而许多纯洁的青年,亦往往受其利用,误入歧途”,竭力煽动“反共锄奸”,强化一党专政,疯狂镇压抗日民主运动。10月31日,陈诚在恩施长官部大礼堂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大骂共产党是“特种汉奸”,他叫嚷:“从今天起,我们第六战区里面绝对不能有特种汉奸存在。”

在充分利用宣传机构的同时,陈诚还以整顿联中校风为名,广泛印发《告联中学生书》、《告联中家长书》、《告联中教职员书》,加强对学校的控制。10月下旬,陈诚首先向恩施农专和宣恩高罗初中发难,宣布解散农专,改办农学院。学生对此强烈不满,进行集会抗议。陈诚断定是“共党潜滋”,派武装去学校公开逮捕学生7人。同时,高罗中学学生要求增加教师薪金和改善学生生活,举行罢课活动,陈派特务头子刘培初带武装前去公开镇压,逮捕教师、学生多人。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举动,预示着更大的反共逆流即将来临。

为破坏恩施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特委任军统局训练科科长、督察室主任刘培初为少将组长,带领上尉级以上的军统特务38人来到恩施城,驻鼓楼16号,成立第六战区军事谍报流动组,代号为“陆胜赢”,以“军令部驻第六战区高级联络参谋室”为公开掩护机关。刘培初任少将室主任兼组长,阎夏阳任上校室高参兼副组长,其他特务均以联络参谋的公开名义对外。这个特务机构是陈诚镇压湘、鄂、川、黔边区共产党,维护蒋介石法西斯反动统治最主要的特务工具,其内设有临时监狱,号称“阎王殿”。

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研究室,是陈诚自成体系的特务机构,原名叫参谋处情报科,对外称“第二科”,于1940年9月从巴东迁到恩施城南门外11号。陈诚为了搜集所谓“前方军事情报和对后方防奸防谍,保卫安全”,特将情报科扩大,改名为研究室,张振国任少将高参兼研究室主任,阮成章、胡孝扬任研究室副主任。特务机构内勤驻恩施谭家坝长官部内,外勤驻在恩施城南门外11号。并在所属战区派出31个情报组,掩护名称为“通讯站”,配有站、组长77人。电台台长31人,各站情报人员10―15人;后方的情报机构设在南门外11号,掩护名为“警卫班”,警卫班的特务配有特务证和手枪,可随便进入公共场所对可疑的人进行监视、跟踪、逮捕、搜查。研究室为了加强严密活动,还在恩施城内吸收一些外用人员,潜伏在恩施的十字街口、洗澡堂、饭馆等地方,如遇可疑情况,随时报告,由研究室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室先后在恩施谭家坝、五峰山、赵家坝等地开办3期特训班,培训谍报员和通讯员172人,受训人员被分配到研究室本部和所属各站、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

1940年冬,陈诚将恩施的所有特务机构集中起来,统一领导,成立了恩施高级干事会(简称高干会),化名“高光华”,会址设在恩施城鼓楼街16号军流组内,其成员是驻在恩施的第六战区和湖北省级的党、政、军、警、宪、特、团头目,它实际成了第六战区反共力量的决策和指挥的首脑机关。

在恩施的所有特务机关的具体分工是:由军统湖北站、中统湖北调查统计室、三青团湖北支团部社训组、恩施邮电检查所等特务机构负责搜集情报;军流组、研究室、军统湖北站等特务机关负责侦察、跟踪、盯梢、逮捕执行等。对于中共地位高的人由“干事”共同会审,对一般共产党人和嫌疑人,只要阎夏阳、马汉云审讯、处理,必要时利用叛徒助审。恩施的特务机构、特务网点,渗透到农村、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以及公共场所各个角落,同时,还建立发展了一些外围团体,在城乡严密保甲组织制度,及时传递情报,令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法”。

恩施山城监狱林立,有鼓楼街16号、南门外11号、东门福音堂、大阳沟拘押所、西后街24号、城南郊赠渔塘、鱼泉坡管理所、城西郊的母猪笼管理所、城北郊的方家坝和长沙田管理所、城东郊的土桥坝和鸭子塘管理所等大小17所监狱。

湖北省立联中农业专科分校是恩施抗战时期最高学府,有师生100余人。由于恩施工委的积极工作,建立了农专共产党支部,有党员18人,书记肖忆文,组织干事徐汉香,宣传干事彭维城。党员倪汝海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后,发动进步学生成立了外围团体――起来剧社,何品成、肖忆文分任正副社长。他们通过办墙报、演戏,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团结师生同学校当局斗争。这一系列活动引起国民党学校当局的注意。校长、复兴社成员刘发煊和训育主任何清铭为对抗进步势力,纠集三民主义青年团农专分团成立歌咏队和剧团,同时,国民党特务还经常窜到该校监视进步学生,搜集情报。

1939年3月19日,中共恩施县委委员、农专支部书记肖忆文不慎将《三月工作计划》丢失,落到刘发煊、何清铭手中,肖忆文被校方开除学籍。三青团组织大肆攻击起来剧社“为共产党所利用,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产党员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活动更困难。正在恩施视察工作的湘鄂西区党委青年部长程时与魏泽同研究决定,农专支部暂时停止一切活动,撤销肖忆文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并转移去宜昌,还通知有关党的负责人随时作好转移准备,但党员倪汝海在领导学潮过程中又暴露了自己。7月,一名党员叛变,投靠国民党干战团,充当中统特务,出卖同志,陈诚由此认为农专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于是决定首先从农专开刀,宣布解散农专,成立农学院,将学生重新登记,“甄别”考试。此举引起学生强烈抗议,呈文请愿。彭维城在大会上演讲,提出“失学就是失业”,“要求全部学生转入农学院”。会后几名党员又联名写公开信,要求省政府立即答复。陈诚指令特务军警包围农专,搜捕数十名学生,并将彭维城、倪汝海等7人关押在土桥坝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特委派地下交通陈仁谦等以亲戚、同乡身份为掩护探监,鼓励他们坚定立场,告诉他们党组织正设法营救,后因统一战线关系已被破坏而无法实施。

10月底,陈诚又以宣恩高罗初中“闹学潮”为由,指使军统谍报流动组少将组长刘培初逮捕22名学生,制造又一起镇压共产党的事件。教师吴性初、罗冰叔和16名学生被押送恩施,关进集中营。三青团骨干分子搜查学生宿舍,根据所谓“证据”又开除6名学生。

二、党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在恩施的贯彻

1940年8月16日,钱瑛在恩施五峰山主持召开的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关于在大后方肃清内奸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南方局要求“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定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方法上实行转变,认真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反对急性暴露”。明确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三有”(有理、有利、有节),以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下层,既互相区别分开又紧密配合等一套行之有效的秘密斗争工作方式、方法和策略原则。

特委讨论了宜昌失守后恩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总结工作,研究贯彻执行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方法和斗争策略。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特委机关尽快上山,迅速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网点站;已暴露的党员坚决撤退,独立作战,个别联系;审查、调整干部,清理组织,甩掉不纯分子和嫌疑分子,以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学校党支部在工作中应注意功课、操行,环境恶劣时少开会或不开会,党员多的学校设平行支部,学生中的合法团体一般不要与学校当局对立;抓紧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会后,特委迅速调整干部,决定孙士祥撤离恩施,何功楷由建始调任恩施县委书记,将已暴露的恩施县委宣传部长卢福转移到巴归兴宜工委任组织部长。钱瑛随同卢福到巴东向工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和特委会议精神,随后回南方局。

鄂西特委为贯彻南方局指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缩小领导机关目标,决定以恩施为中心,将工作区域分为南北两路,马千木负责南路,王栋负责北路,刘一清负责机关工作兼与南方局交通联系汇报,许云担任特委驻重庆南方局联络员,张翼继续以官坡农场为据点,为特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与南路的联系。

何彬根据会议决定,立即将特委机关迁到核桃坝一户农民家里,化名“老贺”,马千木化名“老张”、“马鸣盛”,持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主任秘书聂国青(统战关系)的介绍信到咸丰田粮处当会计。不久,马千木为活动方便,在咸丰县长段继李(中共党员)帮助下改任督粮员。王栋化名“小黄、黄松、小汪、王东放”,除负责北路党组织转移外,还积极协助何彬作些党的联络工作,刘一清化名“小林”留守机关。

特委在部署转移、隐蔽工作的同时,确定“分散布置”和“向上发展”的原则,挑选一批忠诚可靠的党员干部,以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战斗在巴、咸运输线和川鄂湘等地联络网点上。除书记何彬亲自负责外,还决定王栋具体分管交通工作。1940年8月,相继建立8个地下联络站:

恩施茅坝清江中学地下联络站――特委书记何彬调建始县委书记郑建安到特委任秘书,其公开职业是清江中学教务主任,其住处距恩施城20华里,距何彬住处6华里。郑的任务是负责抄写党的文件,保管特委的财务和书籍,个别与恩施邮政局地下交通员向仲亚、沈及自夫妇联系,接转由重庆寄来的信件。同时,和王源贞、赵能寿、徐杰等保持联系,共产党员毛仁村协助郑的工作。

恩施通讯处地下联络站――地址:西后街党员向仲亚住所,由向仲亚负责联络,按郑建安约定时间,转交重庆寄来的信件。暗号为:窗上搭有毛巾,表示可以进屋联系。

乡村小学地下联络站――地址:恩施土桥坝店子坪小学代课教师尹树基(中共恩施县委委员、原宜昌区委联络员)住处。由特委何彬、王栋单线联系,其任务是到何彬住处刻、印、送文件和学习资料,单线联系恩施、建始、巴东的个别党员。何彬、王栋有时在此住宿,研究工作。

严家湾小学地下联络站――地址:向家村严家湾小学。负责人陈仁谦、冯昌惠,由何彬、刘一清单线联系。主要任务是为特委开会放哨,保管文件,接待避难同志。暗号是摘一柏树枝放在路边,树叶叶尖指向小学即可进屋联络。

龙凤坝西药文具商店地下联络站――地址:龙凤坝中街西药文具商店,负责人张麟书。接待南方局和外地来人,由王栋预先告之来人特征和暗号,张接头后通知严家湾小学联络站。

城内中心小学地下联络站――地址:中心小学;负责人:姚学芝,兼恩施县委总交通、中心小学共产党支部书记。

红岩狮防空电台地下联络站――地址:红岩狮彭松斋大院;负责人:防空电台台长、中共党员范真。

特委驻重庆地下联络站――地址: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负责人:何功楷。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副部长孔原单线联系指导。

此外,恩施县委委员徐杰受特委派遣调鹤峰城关小学,为特委机关转移鹤峰作准备工作。

在五峰渔洋关,中共秘密党员刘因熙以区员的合法身份建立联络站,开辟了鄂西与鄂中地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线。

各县、区的地下联络站和交通员亦有不少建立和委派。

这些联络站、点的设置形成了恩施党组织的联络网,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掩护党的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9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召开南方局常委会议,讨论湖北党的工作问题。博古、凯丰、叶剑英出席,孔原、刘晓、高文华、钱瑛、方方列席。钱瑛在会上汇报了湖北省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在总结时指出:湖北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比较薄弱,在事变中不能当机立断,以致有时坐失良机。党外的混乱情绪反映到党内来,党员中产生悲观情绪和等待上山打游击等思想,应抓紧教育,在全党范围内反对悲观情绪。今后要充分利用合法的方式进行工作,开展群众运动;对四六减租应无条件的拥护,揭露地主的欺骗行为,争取农民。打入三青团工作争取群众;党的干部一定要注意隐蔽,待机行动。并指示南方局同志分别就鄂西的干部工作、群众工作、交通工作等进行检查研究布置。

9月下旬,特委派地下交通刘一清到重庆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了恩施党组织的工作。周恩来选派杨弟甫、陈素夫妇到恩施加强农村工作,临行前对刘一清、杨弟甫等传达了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分析了当前形势和恩施的情况。指出:目前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是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蒋介石派陈诚到恩施设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就是要守住重庆的门户。恩施是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地区,是红二方面军贺龙所创建的老苏区,地形好,群众条件好,也是我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你们去那里,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贯彻中央指示,首先要把建立农村支部作为工作的重点。所有干部都要社会化、职业化,干什么就要像什么,而且要是本行业的能手。譬如学生,就要是优才生,要以自己的学业和品行,树立威望,团结同学。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他这次带了总政治部一些特务去恩施,他抱有所谓“建设新湖北”的野心,会对我们党下毒手的,你们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但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坚持鄂西工作,不要跑到这儿来。①

刘一清、杨弟甫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回到恩施,向特委书记何彬汇报。特委决定杨弟甫去开辟湘鄂西老苏区,首先健全咸来中心县委,然后向湘西的龙山、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发展。何彬派地下交通李瑞阶带杨先到咸丰找特委宣传部长马千木,汇报研究后再具体实施。

10月,何彬遵照周恩来关于“鄂西是我二方面军贺龙同志所创建的老苏区,地形好,群众条件好,也是我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的指示精神,决定调利川县委书记王煜(王宇光)接任特委刘一清的工作。何彬在恩施核桃坝一户农民家里向王煜详细谈了特委的部署和对恩施政治形势的分析,准备把领导中心转移到鹤峰,建立中心县委,适当分散。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特别是边沿山区,如鹤峰、五峰、咸丰、利川等川鄂湘交界处。并要王煜复述记熟,到重庆南方局向钱瑛汇报,并把指示精神带回来。王煜接受任务后,迅速回到利川老屋基联络点,向代理书记闻立志(黎智)交待了工作,然后去重庆。同时,何彬又将恩施县委委员徐杰由芭蕉转移去鹤峰,并介绍鹤峰两名党员交徐领导,并告诉徐一个月以后组织上将派人联系。徐杰接受任务后,通过鹤峰小学校长龙汉卿的关系,安排在该校任音乐教员。特委和恩施县委虽然抓了对已暴露党员的转移隐蔽工作,但对没有暴露的党员还未作出安排。因此,许多基层党员对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和党员教育提纲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发展党员,坚持党的活动,因而暴露了自己。建始县委代理书记孙士祥、巴归兴宜工委书记李世荪分别到恩施龙凤坝地下交通联络站向省委书记何彬汇报了转移隐蔽情况。何强调指出“形势更加紧张了,学校支部问题多,要先抓,一是撤退,二是阶级教育,农村放一下再说,要注意安全,撤退转移要坚决,没有狠劲会吃亏的!”此后,何彬在会见党的各县负责人时,多次强调要注意隐蔽斗争,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在南方局领导下,鄂西特委紧急行动起来,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抓紧调整转移干部党员,作应急准备。在政治形势十分恶化的情况下,何彬抓紧联系撤退转移工作,批评特委秘书郑建安活动太少,影响工作。而郑置严重政治危机于不顾,反认为:“端了别人碗,就服别人管!当了清江中学教务主任走不开!”于是特委决定改由恩施县委委员尹树基,化名李同志与向仲亚取得联系。

11月,特委继续调整各级领导。原特委青年部长兼恩施县委书记何功楷调重庆南方局担任特委地下联络员,特委组织部长王栋指定恩施县委组织部长张麟书继任县委书记。原何功楷分管的联中恩施各个分校党组织,交由恩施县委宣传部长冯夷单线联系领导。农改所油桐训练班党的直属小组长张人孝结业后转移去咸丰工作,党员刘大尧、袁亮转移去建始工作。

12月,恩施县委书记张麟书化名李同志到芭蕉黄泥塘消费合作社联络站与直属小组长贺朝宗联系,传达中央“十六字”方针和毛泽东在延安准备召开党代会的文件精神,收缴党费。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发现社教工作团有共党嫌疑,宣布撤销,其职员由省教育厅审查后安排到各地教书。向家村社教工作团恩施第五队共产党直属小组长赵贯一被安排在龙凤坝小学任校长,王栋指定赵与龙凤坝党支部书记张慎琰单线联系。特委妇女部长刘一清,由五峰山红岩狮特委机关迁往夏家湾农民李伦惠家。不久,刘一清临产,在五峰山洋湾医院生下一女孩。这时,何彬为转移工作日夜操劳奔波,不幸腿被狗咬成重伤,只好进城治疗。何一面指示城关中心小学教员、恩施县地下总交通姚学芝去五峰山洋湾医院刘一清处拿回文件,一面通知刘的丈夫、特委宣传部长马千木赶回恩施,汇报工作,顺便照顾刘一清。不久,何彬到洋湾医院治疗腿伤,顺便将刘一清母女接出医院,送回五峰山夏家湾特委机关。嗣后,马千木回到恩施照料刘一清母女,同时向何彬详细汇报了南四县的转移隐蔽工作。此时何彬住在五峰山红岩狮国民党中央情报所恩施第九分台台长、中共秘密党员范真处,内外由王栋单线联系。

鄂西特委领导受命于危难之际,躲过特务的严密监视,奔波于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到1940年底,党员通过转移、调整、清理,已经恢复到1900余人。

三、鄂西特委的紧急疏散和撤退

陈诚虽然急欲破坏恩施的共产党组织,但在恩施农专事件和宣恩高罗初中事件之后仍无大的进展。他一方面加紧“防奸”宣传,一方面强化特务组织,抓紧对共产党的侦察。

1940年11月27日,陈诚向各县、区、乡联保下发训令,叫嚷“鄂西地方共党猖撅,应注意防范”。12月21日,军统恩施邮电检查所在检查中多次发现由向仲亚收转的信件,来信中多是关于丧事的安排(共产党联络用语),很快就了解到向仲亚是一名重要嫌疑对象。22日下午,第六战区研究室少将特务张振国派上校特务副主任阮成章带人逮捕向仲亚、徐??及曾鲁夫妇,关押在南门外11号进行突击审讯。24日晚上,沈及自被捕。紧接着特委组织部长王栋派姚学芝到王源贞伯母家取回特委文件,王源贞汇报:“向仲亚被捕!”姚学芝明确指出:“你也会被捕的!特务暂时麻痹大意,但事后会追查,你要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一个革命者要坚持革命气节!”25日中午,姚学芝到五峰山特委机关,把文件安全地送到特委书记何彬手里。姚学芝汇报了向仲亚被捕和教育王源贞要坚持革命气节等情况。何见文件安然无恙,感叹地说:“这个文件关系到整个鄂西组织的存亡啊!你也要作撤退的准备!”姚坚持留下继续工作,要何赶快撤退。何说:“等我把这里撤退隐蔽的任务完成以后再说吧!”姚走后,何想到向仲亚熟悉巴东等地的党组织情况,便立即写了一张小纸条:“仲亚被捕!速走!”夹在火柴盒里,通过地下交通迅速送到巴归兴宜工委组织部长卢福手里,卢看了纸条后立即通知各地,抓紧作转移隐蔽工作。

12月26日夜晚,经特务几天的轮番严刑逼供,向仲亚终于写下自首悔过书。他出卖了入党介绍人崔神中和宜昌、恩施党组织领导人何彬、王宇光以及董童刚、张家训、吴锦渊、郑建安、尹树基,尤其是供认了他担任通讯联络任务。特务如获至宝,将他释放回家,作为诱饵,派便衣监视、跟踪、盯梢。27日,向仲亚假释回家后,和往常一样仍在邮局工作。特务刘裕绥、杨?到其家面授机宜,向心领神会。不几天,党支部书记陈沫潮和队长程翰带领原宜昌移动宣传队14人(其中党员7人)转移到恩施隐蔽。陈沫潮路过巴东时违背党纪,与鄂西特委地下交通董童刚发生联系,陈到恩施后,受董童刚的委托前去看望向仲亚。陈沫潮一行到达恩施,住七里坪小学,感到恩施的政治空气紧张,便邀队员万兆华进城到西正街看望向仲亚,向仲亚假装生病,骗过陈沫潮等,陈、万走后,向就把陈的党员身份和在宜昌宣传队同过事的共产党员齐??、张静娴、周慕仪等向便衣特务全部出卖,陈沫潮等工作队员14人因之受到便衣的严密监视。28日清晨,阮成章带领便衣将王源贞秘密逮捕,关押在西正街一间民房楼上,王源贞经受住三次突击审讯和假枪毙,终以“我不知道”这句话,应付了特务。当天上午,特委秘书郑建安在清江中学听到校长朱洵雅和一些教师议论城内搜捕共产党的情况,郑闻讯后无动于衷,未向特委报告。他认为不认识曾鲁,王源贞不知道他的姓名、住地,不必惊慌。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其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反共摩擦推到顶峰。陈诚紧步其反共后尘,加紧制造白色恐怖,全面布置和动用党、政、军、警、宪、特、团等反动机器,大肆破坏恩施的共产党组织,妄图肃清湘、鄂、川、黔的共产党。

他们根据叛徒的口供,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义,电令贵州省政府:“盘县卫生院吴锦渊有汉奸嫌疑,着即逮捕”。吴被捕后,英勇不屈,惨遭杀害。后又以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的名义电令公安、宜昌等地逮捕王延爵、沈光厚,又派特务军警到巴东逮捕电报局职员岳哲民,并将他们押到恩施关押审讯,妄图突破缺口。还派一大批特务军警包围金子坝联中分校,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伫立操场。然后大肆搜查课桌、床铺、箱子,见到可疑的日记、笔记、信件、进步书刊全部搜走,并当众逮捕进步师生肖萸、冷裕保,关押到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简称鄂调室)刑讯。校长李叔熙威胁共产党支部书记夏木三:“冷裕保都逮捕了!有人报告你是共产党,你要自首!”夏认为冷并非党员,特务未搞到秘密,断然否认。李强令夏考虑后再自首。夏趁机逃跑,找到县委宣传部长冯夷,冯随即引夏会见特委组织部长王栋。王栋说:“组织上已经知道你被敌人注意,决定撤走!”便给了去宜昌石牌的组织暗号和路费30元,互换了棉衣算是简单化装,指示夏到宜昌后找个公开职业掩护,以作长期打算。接着,王又指定联中支部由夏志夫负责,停止一切活动。此后一段时间内,一批得到通知的党员经组织安排安全转移。

鉴于突发情况,原定的特委会议改在五峰山特委机关刘一清住处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何彬、王栋、马千木、刘一清。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不管怎么样,要坚持鄂西工作”,决定将特委机关迁到鹤峰。改组来(凤)咸(丰)中心县委,杨弟甫任书记,张思载任组织部长,刘一清任宣传部长,陈素任妇女部长。计划刘一清送小孩回忠县后,由何彬写信通知许云把小孩寄养在忠县,然后随同马千木、刘一清去鹤峰。

1941年1月8日下午,军统上校秘书阎夏阳指令少校参谋刘裕绥带领便衣四人密捕郑建安。接着,阎夏阳又派便衣4人赶到清江中学,搜查郑的寝室,连同郑妻毛仁村及其婴儿一起逮捕,分别押送到西正街24号军统湖北站驻城办事处和鼓楼街16号高干会特务机关。经特务头子几天的突击审讯,均未能突破。军统湖北站长朱若愚审讯毛仁村时拿出特委何彬半身照片,要毛交代何的住址,毛答不知道。朱若愚审讯郑建安时,将向仲亚押出指认,逼郑交代出何彬和刘一清。16日下午,阎夏阳派4名便衣带着郑建安,去五峰山洋湾医院。途经大垭口时,郑建安突然发现特委宣传部长马千木迎面而来,郑有意地向特务们说:“时间不早了,不快走几步,回来晚了,不好过河!”而马认为自己与郑没有直接关系,按党的组织原则,碰见了也不准打招呼,所以没有理会,径直到咸、来、宣一带去了。郑建安随特务到洋湾医院扑了个空。郑回到特务机关心存侥幸,认为只要马千木能回去通知,何彬、刘一清就会安全转移。18日,军统特务刘裕绥化装成大学生到洋湾医院搜寻刘一清,他冒充刘一清的弟弟,骗过医生护士,终于刺探到何彬还可能来医院拿药的线索。20日,刘再次窜到医院,潜伏等待,跟踪何彬到官坡,将何彬秘密逮捕,押到鼓楼街16号高干会特务机关,并带郑建安出来辨认,郑建安承认被捕者就是何彬。阎夏阳立刻派军统湖北站的特务夏廉协助刘裕绥,带了七八个便衣特务,奔回何彬进出过的那栋民房。刘一清立即将收藏的文件、书籍投入火炉焚毁。刘裕绥等一窝蜂扑向刘一清住房,猛力撞开房门,只见刘一清抱着婴儿镇静地坐在藤椅上怒目而视,火炉里还燃烧着未烧烬的纸灰。特务搜查了房间,仅仅找到三本书――《死魂灵》、《资本论》、《唯物辨证法》,然后强行将刘一清连同刚出世的婴儿一起逮捕,押进了城。特务刘裕绥、夏廉又持枪威胁刘一清的房东交代出这间住房的介绍人是张翼,于是窜到农改所农场,将特委地下交通站农学院讲师张翼夫妇及其七岁的小女孩一并逮捕。

农改所地下交通陈仁谦得知特务要逮捕他的消息后,匆忙撤离恩施。

地下交通李瑞阶(原来凤三胡区委书记)闻讯后,连夜赶回来凤向来咸中心县委书记杨弟甫汇报。杨即以春节拜年为名,去来、咸、宣各县布置紧急应变措施。

在特务头子朱若愚、阎夏阳、阮成章、蒋膏生的多次讯问和引诱下,郑建安彻底叛变,还主动劝其妻毛仁村自首,交出藏在清江中学未被搜出的党内文件和白云书店放在农民家的存书,并出庭作证,和特务一起会审共产党人。

何彬被轮番会审。阎夏阳把郑建安喊来对质,这个贪生怕死之人竟指着何功伟说,我是为他“转过信”,还装腔作势地骂何,说“你们自己都隐蔽起来,也不通知我,我再也不相信你们共产党了。”朱若愚借郑的指控诬蔑诽谤共产党,打骂何彬,何彬泰然自若,针锋相对,陈述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揭露反共顽固派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的罪恶勾当,气得朱若愚暴跳如雷。

刘一清被审讯时,郑建安也出来作证,他厚颜无耻地说;“现在不承认是不行的!要嘛,你坚持下去;要嘛,就像我一样当个叛徒吧!”刘一清横眉冷对,一字不吐。

特务头子会审张翼时,拿一张被搜出的“共产党游击队照片”,质问张翼“这是什么东西?”张翼慷慨激昂,理直气壮:“我是共产党湖北农学院支部书记,要杀就杀,不用多问!”

郑建安彻底叛变以后,化名郑新民起草了反动文章《告青年书》,先后出卖省委、特委以及恩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党员的活动情况;写信“劝告”何彬;到监狱游说、自首、助审、对质等等。由此获得特务的优待和宠信,被封为恩施高干会中校审讯专员,致使鄂西特委及其下属组织面临着彻底遭受破坏的危险。

1941年,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以后,金子坝联中恩施分校学生、中统特务金宗瑜,伙同鄂调室特务搜捕校内外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学生,把同学叶??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登在《凌风》壁报上,并声言要追捕夏木三。这时,《新湖北日报》也有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出现。学校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有的学生被抓,有的逃跑,有的失踪。反动校长李叔熙还在早晚的学生大会上威胁共产党员自首,一个叛徒主动向校长承认了党员身份,并在自首书上出卖了夏木三等7名党员,使他们落入虎口。打入特务机关的中共秘密党员赵宗一虽然没有暴露,但与党失去联系,“休学”回家。

l月23日,刘裕绥根据叛徒的供认,带领特务军警到七里坪逮捕恩施第十救济队党支部书记陈沫潮等队员7人,其余7名队员也受到特务的严密控制。队员杨效兰气愤不已,她拿起菜刀要同特务拼命,被队员阻拦。她编了一首歌曲和其他队员一起在特务面前高唱:“一、二、三,永远不能忘!同志们一去不复返,这样的事怎么叫人心甘……”关押期间,她坚持写日记,专记特务的罪恶行为。陈沫潮在特务阎夏阳会审时,被迫供认了党员身份和队员情况,致使其余的7名队员又遭逮捕。

1月下旬,军统湖北站秘书凌照侃带领特务军警一个排,到巴东逮捕特委地下交通董童刚、崔神中、汤英等8人。在押解恩施途中,8名同志被特务施以法西斯的残暴手段,捆绑吊打、烟熏、灌辣椒水,刑讯逼供。2月,军统湖北站长朱若愚又派特务军警到巴东逮捕共产党员15人,押解至恩施。同月,朱若愚带特务军警逮捕湖北省银行党小组长邓思群及进步青年7人。2月14日,特务根据叛徒郑建安的供词,又破坏了恩施五峰山农专共产党组织。原恩施县委宣传部长倪汝海两次供出党员52人,致使恩施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时,特务根据郑建安的出卖,逮捕恩施教育所特委地下交通赵能寿,迫使赵又供出咸丰共产党负责人黄鑫贞、张维新等6人,从而为特务破坏咸丰、宣恩、来凤、鹤峰四县共产党组织打开了缺口。

2月28日,打入国民党第六战区政治处宣传队的共产党员周予先和进步青年3人,分别在万县和利川被捕,押解恩施后,特务妄图以假枪毙威胁逼供,均未得逞。同时,中统鄂调室主任陈鹏带领特务军警到秭归、宜昌、沙市、蕲春、黄冈、武昌、汉阳等地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除有的就地处理外,大部分都押到恩施关押审讯。军统特务阎夏阳又派特务张闻达、田冬山赴四川丰都逮捕了共产党负责人章国斌(即张国栋、张家祥),关押在鼓楼街16号。是月底,特务军警准备搜捕三步岩农校共产党,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三青团员将逮捕名单转告了该校党支部书记闻立诗,闻等得以逃出虎口,幸免于难。革命友人黎少岑冒着风险,将无处躲藏的共产党员韩玉振接到家里,以表妹身份上了户口,掩护下来。有的学校师生还积极捐赠路费,帮助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逃出魔爪。3月,阎夏阳又派军统中校参谋姚恺如和少校刘裕绥带领特务军警,到宣恩、来凤、咸丰逮捕省直女师、女高等各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文振鑫、崔家兰、熊先珍等共39人,将他们一并押到恩施。由于郑建安之妻毛仁村的对质,崔家兰又供出恩施芭蕉共产党员魏法文等11人。

1941年1月20日,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极为关切,迅即发电报指挥撤退并布置接应撤退同志的工作。打入国民党上层机关的中共党员也紧急行动起来,以合法的公开身份进行了反迫害、反破坏斗争。很多爱国民主人士乃至国民党上层官员都表示抗议陈诚的法西斯特务统治,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党员。22日晚,特委组织部长王栋到红岩狮防空电台地下联络站,找范真探听特委书记何彬的下落,两人一同查实了郑建安被捕的情况,很快又证实何彬、刘一清被捕的消息。王栋指示范真继续埋伏,作为坚持在敌营心脏的内线搜集情报。王栋很快又到龙凤坝地下联络站,安排张麟书撤销联络站,化装转移,然后赶到严家湾小学联络站,取走文件书籍,命联络站负责人冯昌惠迁居五峰山。2月初,王栋到利川会见特委宣传部长马千木,两人交换了情况,研究应变措施,决定分头组织南北两路党组织的紧急疏散工作,派王宇光去重庆汇报。撤退疏散的原则:一是凡需撤退的尽可能撤退,可去重庆,也可去新四军;二是各级组织暂时停止联系,注意隐蔽。会后,代理利川县委书记黎智安排了利川的工作,又去来凤通知中心县委疏散撤退。王栋即往北4县,在巴东遇见建巴中心县委书记陈克东,两人又分头奔走巴、归、兴、宜各县,指挥撤退。有的取道公安、石首去投奔新四军,有的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的就地埋伏。

2月7日,中共中央给身处重庆的周恩来发电:“甲,中央已令重庆方面陆续撤退党与非党干部,在交通统制及国民党监视下,他们只能向你处撤退,望即通知鄂西负责同志立即进行接收重庆干部工作,如果在渝鄂间沿途组织秘密交通站,每站均得到地方党的帮助,每站有人带路和住宿等等。乙,鄂西电台即介绍与重庆周副主席联络。丙,鄂西区应即派一干部秘密往重庆与周面谈一切。丁,此项工作须严守秘密,执行情形望告”。①2月25日。周恩来得知何彬被捕的消息后,亲拟电报发往延安中央书记处:“关于清共事件日益扩大,现在所得情况。1月20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凡有进步书籍之公务员、学生多被捕,计共捕去四百多人,内党员仅十数人。唯省委书记何彬被捕。现在设法补救中……”②接着周恩来与董必武研究了具体营救事宜,决定由董发电恩施请李范一和石瑛先生等设法营救。2月28日,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给中央电述:“l月20日,陈诚在恩施大检查、大逮捕,凡发现左倾分子得报者都已逮去,共捕四百余人,何彬(书记)、刘一清(女秘书)被捕。此外都系非党的市民公务员和学生,我们正布置善后中,前送交组织部的恩施通讯处作废”。

1941年3月,南方局通知许云回重庆在南方局机要科工作,周恩来告诉许云:“组织上正在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何彬同志,革命总会有牺牲,要作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后许云转移去延安,马千木去投考云南西南联大隐蔽下来,王煜转移去成都,陈克东去贵州实业公司以职员身份隐蔽,作川、桂、滇中转交通站工作。

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得到中央的电报后,即派松枝宜中心县委书记李东波回恩施,负责转移一批暴露党员去五师,后由李镇接替李东波到恩施龙凤坝,因未接上关系而返回。

5月初,南方局指示:“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关系,完全转入地下”。

1941年2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根据叛徒的口供,急电五峰县政府“速缉拿共匪张智群(即张静娴,五峰渔洋关特支书记,原恩施县委委员兼芭蕉区委书记)、周建红(原芭蕉区委组织委员)。”时任五峰县长的中共秘密党员章致全接电后,立即派教育科长、共产党员邹育才,连夜赶到渔洋关秘密通知张、周迅速转移。为掩人耳目,章于次日上午令警备队到渔洋关去捉拿“共匪”,结果扑空。3月,章因捉拿“共匪”不力,引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五峰县反动当局怀疑,被解职。章返恩施后,经爱国友人活动,打入到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部任秘书主任。

3月,军统特务刘裕绥在咸丰逮捕黄舜忠等8名共产党员,关押在县政府。时任咸丰县长的中共秘密党员段继李趁特务不备,向他们暗示:“你们不是共产党就说不是得了,希望你们谈完了就回去!”黄等明白特务没有证据,受审时拒不承认。结果除黄舜忠因恩施叛徒出卖外,其余7人全部获释。6月,段继李因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咸丰县反动当局怀疑被解职。段返回恩施后又受到第六战区民训会副主任朱怀冰的多次追问,说段是“共产党人”,段坚词力辩,拒不承认。朱深知他与严立三等人关系密切,未及贸然下手,段趁机通过统战关系打入到湖北省政府任秘书。

通过中共秘密党员的反迫害斗争,还导致国民党内部发生一起重大事件。远安国民党反共县长、国民兵团团长、县党部常委、参议员、科长、乡长、联保主任等60多人遭到逮捕,关押在恩施清鱼塘管理所,经严刑逼供,方知系一“冤案”,从而阻止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远安共产党组织的阴谋,保护了党在国民党一七九师中的秘密党员和远安的党组织。

陈诚的法西斯残暴行径,不仅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也激起国民党爱国著名人士和高级官员的强烈不满。

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参政员、省政府委员张难先,亲自出马质问陈诚:“参加共产党这些青年,都说国民党政治腐败,你陈诚是湖北省主席,说这些青年思想分歧,思想分歧是教育不好,教育不好你陈诚是联中校长”。质问得陈诚理屈词穷,无话可答。

当湖北省参议长石瑛接到董必武请他设法保全被捕的何彬等同志的人身安全的信函后,石瑛一再向陈诚和主持其事的朱怀冰谈了此事,陈诚表面“唯唯”,陈诚深知石瑛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多方维护革命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但碍于石瑛是国民党的元老,未便轻率提出责难,反以探问口吻说:“恩施共产党活动厉害,石先生,你看用什么方式处理为宜?”石瑛率直地说:“我们湖北的元气,曾大伤于1928年胡宗铎、陶钧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杀暴行。人各有志,年青人富于激情,希望辞修(陈诚)主席多保存湖北青年一代的元气。”

陈诚又电请重庆了解湖北问题的民主人士刘叔模,到恩施交谈抗战大事。刘对蒋介石的措施,直言不讳,劝陈说:“胡、陶在湖北乱杀青年是湖北的罪人。要保存湖北青年元气,你在这一点上应力反胡、陶所为”。陈假惺惺地说:“我确是关了一些共产党青年,但待他们很好,决不杀一个”。

陈诚明知爱国著名人士李范一先生是同情支持共产党的,仍强令他由建始龙潭坪铁厂回恩施,逼他出任建设厅长。李先生认为这实际上是被控制,气愤地说:“同你们共事多次,都是不欢而散,我是个野人,野惯了,你不必勉强我吧?”陈诚恼羞成怒,质问:“你在鄂西北办的什么事?”李先生理直气壮,愤然回答:“那里都是些流离失所的爱国青年学生(即共产党员30多人遭逮捕),不愿做亡国奴,做工靠工资维持生活,这有什么错!”陈诚无可奈何,只是说:“你既不愿同我们合作,那你就不能离开省政府所在地。”后来,李范一接到董必武来信,请求设法保护恩施党的组织时,方才接受石瑛、李四光的聘请,任湖北省参议员。他在恩施龙凤坝水沟上搭草棚开办水碾场,以代人碾米、磨面、弹棉花、纺纱织布为掩护,接待共产党员。当特务将在鄂西北逮捕的共产党员吴显忠、肖良恺押解路过龙凤坝时,李先生夫妇给他们照顾,并派人送菜到保安处监狱看望,给他们以安慰。

同时,李范一先生还把陈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严刑拷打的情况,迅速转告给建始龙潭坪铁厂共产党员陈鸿儒,陈与党员吴附等进行研究,决定分头去建始、巴东找领导汇报,通知党员转移隐蔽。

在石瑛的帮助下,湖北省参议员、共产党员董冰如、建始六高校长郑尧夫、党员石克济等,或被掩护安全转移,或被保释出狱。

湖北省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在陈诚疯狂镇压恩施共产党的情况下,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帮助共产党员转移和出面营救,有的在高层的聚会场合公开表示对陈诚的倒行逆施不满。一次陈诚在会上批评有人不愿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时,湖北革命老人、省通志馆馆长李书城针锋相对地说:“很多地方天高皇帝远,人少禽兽多,无奇不有。胡、陶在武汉屠杀了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言之痛心。政府当道,没有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办事。孙先生主张‘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今天又做得怎么样?”这位辛亥革命元勋的发言,使全场肃然无声。陈诚对李老默默无语,横眉竖眼,草草宣布散会。李书诚曾多次在省政府会议和第六战区军人大会上,批评和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质。

四、鄂西特委撤退后各地党组织的斗争

巴归兴宜工委疏散隐蔽。1940年7月,巴归兴宜工委下辖6个区委,即巴东的牛峒坪、沿渡河、构坪,兴山的深渡河,宜昌的石牌、黄柏区委,此外有直属支部6个,特别党小组3个和13个单线联系的党员以及2个地下交通站。工委活动范围,北起宜昌黄柏的三担堂,南到巴东野三关,东至宜昌石牌,西抵巴东楠木园,纵横三四百里,共有党员250余人。工委为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将4县编了代号:兴山为“大房”,秭归为“二房”,宜昌为“三房”,巴东为“四房”,如情况紧急,各处都往兴山疏散。

1941年初,鄂西特委被破坏,巴归兴宜工委卢福得到何彬“仲亚被捕,速走”的密令后,立即通知各地,抓紧转移隐蔽工作。3月初,特委组织部长王栋到巴东野三关指示“建(始)巴(东)中心县委”书记陈克东(陈怡村)速去秭归、宜昌等地寻找工委书记李世荪,通知李迅速安排巴归兴宜工委转移和撤退。但陈克东赶到秭归时,李世荪已到宜昌雾渡河去了。陈克东找到工委交通向质章(向希),将特委被破坏的消息和上级要求迅速组织转移撤退的指示作了传达,向质章立即赶到宜昌雾渡河徐家坪向李世荪传达了特委的紧急指示:“形势不好,要抢救干部;上级无法联系,要独立作战;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长期埋伏,自找码头,等待时机好转”。李世荪接到特委紧急指示后,速往兴山党员吴承志处布置,通知吴立即停止党的组织发展,并要吴设法多筹备些粮食,准备接待撤退疏散过路的党员。随后,李又赶到宜昌黄柏,向黄柏区委和正在黄柏的工委组织部长冯传庚传达特委紧急指示。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巴东野三关,恰好工委宣传部长卢明哲也从秭归来到野三关,李世荪立即召开工委临时紧急会议,传达特委紧急指示,确定应变措施,布置当前的主要工作。会后,李世荪前往兴山、宜昌,卢明哲去秭归分头传达布置。

李世荪返回宜昌雾渡河小学,因雾渡河小学有党员十多人,其中教师党员3人,而国民党在雾渡河一带驻有一个军部,两个师部及两个保安团,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官兵们常在学校进出,很不利于共产党的隐蔽,必须迅速组织转移,敌特也已经注意到这所“红色学校”。李世荪指示学校教务主任宋师德(党员)尽快“自找码头,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对其他党员和进步群众也作了紧急安排,并秘密开除一个动摇分子。1941年端午节这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窜到雾渡河小学,发现李世荪。李机警地甩掉盯梢的敌人,迅速离开雾渡河。

李世荪在秭归铺坪找到交通员向质章,决定在铺坪建立新的联络点(铺坪离秭归城不远),联络站设在铺坪仁泰商店,李世荪化名李德厚,以二掌柜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活动。8月初,李世荪来到停泊在屈原庙江面上的青浦轮上,船上有一个党小组,共4个党员,由工委直接领导。不久李世荪收到钱瑛从四川巴县以美成商店的名义寄来的一封信和几元钱。钱瑛在信中用暗语指示:“你们生意不好,可把货直接运到四房(即新四军)”。接信后,李世荪决定去宜昌黄柏找工委组织部长冯传庚商量。8月13日,青浦轮突遭日机轰炸,多人遇难,李世荪侥幸脱险,立即绕道前往黄柏,找到了冯传庚,听取了冯的汇报,决定撤离已露“红”的党员,停止党组织的公开活动,保存力量。并派冯传庚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李世荪则去兴山建立新的联络点。冯传庚在前往重庆途中,行至秭归香溪时被捕叛变。与此同时,隐蔽在秭归和平乡的工委宣传部长卢明哲投敌,于是巴归兴宜工委名存实亡。

李世荪从黄柏来到兴山,一方面利用国民党的麻痹(他们自吹兴山无共产党),积极在兴山黑岩建立新的联络点,派人去鄂北寻找上级党组织未果,便以开窑场烧木炭为掩护,隐蔽下来。1942年初,李世荪争取兴山、宜昌交界处的九龙寨土著武装孙奇忠部不成。同年9月,李世荪、吴承志返回兴山,打算重建组织,坚持斗争。不料被当地保甲人员发现,向国民党兴山县警察局告密。9月27日清晨,兴山县警察局警官郑清源带领军警闯进吴家,吴承志趁军警刚进大门之际,从侧门溜了出去。李世荪却被军警堵在楼上,无法脱身。李世荪急中生智,穿了一件破烂衣服从楼上下来,巧妙地脱离了危险,绕道奔向敌后根据地。

来咸宣中心县委的隐蔽斗争。1940年除夕夜,来咸宣中心县委交通员李瑞阶赶回来凤,向中心县委书记杨弟甫报告:恩施城内军警突然大量增加,大街小巷布满特务,通往特委机关驻地(五峰山)的沿途更是军警云集,无法与特委联系。杨弟甫估计一定是特委出了事,便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第二天,杨弟甫派人速去鹤峰通知当地党组织撤退转移,叫妇女部长陈素(杨的爱人)暂留机关等候上级指示,杨弟甫自己则冒着危险只身到各地布置应变措施,杨弟甫刚到来凤梨园沟谭怀安(三胡区委宣传委员,梨园沟党支部书记)处,恰好碰见利川县委代理书记黎智来通知中心县委隐蔽转移。黎智把特委被破坏以及何彬、刘一清等人被捕的消息正式通知了杨弟甫,并传达了特委的决定:各级组织暂停活动,迅速组织疏散隐蔽,中心县委与特委的联系暂时中断,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其工作也直接向南方局请示汇报。黎智走后,杨弟甫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中心县委机关在春节期间暂不转移,以免引起敌特注意,要以静观动,抓紧时间做好党员的隐蔽疏散和各级组织的整顿巩固工作。旋即,杨弟甫赶到咸丰,找到咸丰县委负责人胡传经,布置应变对策,要求咸丰县委立即停止组织活动,露“红”的党员一律撤离转移,割断联系。

1941年3月,咸丰、来凤的党组织开始遭到破坏,先后有一批党员被捕。来咸宣中心县委此时只剩下杨弟甫和陈素夫妇,党的活动经费来源断绝,杨弟甫夫妇俩身上仅剩下两块银元,吃饭都困难。面对严峻的局势,为坚持斗争,杨弟甫叫陈素把自己的衣物、皮鞋等卖掉,把两人的毛衣拆了重新织成小孩的衣帽出卖,以度过难关。谭怀安很快筹集到一笔款子,并收购了一些土特产,杨弟甫化装成老板,谭怀安化装成伙计,以做生意为掩护,下乡进村,逢场赶集,摆摊卖货。杨弟甫以老板的身份四处奔走,了解当地组织情况,布置工作。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41年春夏之际,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区委、支部,大多未遭破坏,保存较完整,还得到进一步巩固。

1941年5月,杨弟甫给中共南方局就来咸宣中心县委的目前工作和今后的打算写了专题报告,希望尽快得到新的指示。为躲过敌特耳目,杨弟甫与谭怀安商议,决定送陈素到杨弟甫的老家湖南湘潭乡下分娩。安顿好陈素后,杨弟甫便东奔西走向亲友筹借200块银元,然后取道平江,买了一批布回到来凤。由于有了本钱,杨弟甫与谭怀安的生意也做起来了,来咸宣三县的集市上差不多都知道来凤有个布商“杨老板”。这样,中心县委与各县基层组织的联系密切了,杨弟甫不失时机地对各地党员进行了一次党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广大党员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有了清醒的认识,鼓舞了党员的斗争意志,消除了部分党员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增强了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信心。

1941年6月,中共南方局调杨弟甫去重庆工作。7月,杨弟甫向胡传经移交中心县委的工作,与谭怀安一道仍以商人身份,经咸丰,过利川,取道万县,到达重庆。南方局审查了中心县委的报告,决定撤销中心县委,杨弟甫另行分配工作,谭怀安仍回来凤,长期埋伏。

1941年8月,谭怀安从重庆回到来凤,把南方局的指示向中共来凤县三胡区委书记李瑞阶作了传达,两人就来凤共产党的工作作了分工,由谭怀安负责来凤党组织的全盘工作,并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李瑞阶分管宣传和群运工作,并决定首先整顿组织,纯洁内部,对所属党员的基本情况、政治表现进行排队分析,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成熟的党员予以保留,对个别动摇、消沉的作了秘密清除(不公开宣布,只断绝组织关系),党员之间一律实行单线联系。

谭怀安仍以小商贩作掩护,利用其兄谭习安是当地保长的便利条件,打入高洞区东流司丝栗湾的一个帮会团体――捆把把柴。该组织是以贫苦农民为基础,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抗御土匪、官兵的农民团体,秘密活动在高洞、旧司一带,谭怀安通过做工作,取得了该团体的信任。

李瑞阶以道士兼算命先生的身份为掩护,走村串户,在三胡、旧司、高洞等地结识、联络了许多贫苦农民,同时也接近了一批保甲人员和地方士绅。经过不懈努力,三胡、高洞区委的工作日渐有了起色,打入到各乡的保甲、警察局和瞿伯阶部中的来凤共产党员达22人,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3年春,国民党在来凤城乡“清乡”派款,强化保甲政权。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在国民党顽固派大搜捕时隐藏下来的共产党员谭怀安、李瑞阶秘密筹划,准备夺取高洞乡公所的枪支,进山打游击。3月,李瑞阶指示高洞乡东流司支部的杨海楼、杨时甫以“捆把把柴”的方式进行广泛联络,团结群众,培养骨干。杨海楼、杨时甫通过活动,先后争取了一支数十人的骨干力量,并且还派人打入了高洞乡公所。谭、李二人拟定了“六一夺枪”行动计划,各项工作都在秘密地紧张进行。5月21日,杨海楼不慎将随身携带的《支部工作纲要》(即夺枪计划)遗失,被中统特务张岳拾得,当即扣押杨海楼,去乡公所报告。此事被骨干群众田兴民、杨光进撞见,即向党员李瑞阶报告此事,李瑞阶当即指示杨、田二人火速抄近路堵截张岳,救出杨海楼。杨、田二人终在油坊坳截住张岳,将其杀死,夺回了《支部工作纲要》,救出杨海楼。几天后,乡长邓晓初发现张岳的尸体,限令保长银玉庭捉拿“凶手”。5月19日,邓晓初派乡丁在东流司、旧司两地将杨海楼、杨光进、田兴民抓住并杀害。敌人加强了搜捕、监视,杨时甫被迫逃往湘西(后打入湘西土著武装瞿伯阶部)。5月27日,打入乡公所的陈桂林刺杀乡长邓晓初未遂,带着几个人拖了两支枪转移外地。

1943年7月,来凤境内农作物大面积欠收,夏荒严重,而东流司、腊壁司等地的保甲长却派出大批乡丁,四处催粮逼款,强征强夺。东流司的群众被迫摆起神坛秘密结社,聚集了大批绝望的群众。东流司支部组织委员罗保廷,及时组织田协成(党小组长)、田云桃、胡海堂等数名党员因势利导,到各个神坛进行宣传、鼓动并联络神兵,打垮了旧司乡公所的乡丁,捕获并处决田粮管理处的司爷胡某、周某及司法员李发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但是这次行动组织欠严,计划欠周,各路神兵和群众分得粮食后纷纷离去,只剩下罗保廷率部分神兵孤守粮仓。7月20日清晨,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和警察前来镇压,罗保廷和部分群众被围在粮仓大院内。经激战,罗保廷率少数群众冒死冲出包围,田协成、任松林、段太培等7人被捕当场被杀害。接着,敌人对旧司、高洞等地进行了残酷的清乡倒算,群众分得的粮食被敌人加倍索回,许多参与分粮的群众被敌人严刑拷打,致伤致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血的教训使谭怀安、李瑞阶决定暂停一切公开的“暴力”活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凡是党员和骨干群众一律不准露“红”,要深埋伏,巧卧底,采取各种方法打入伪政权,钻到国民党内部去,同时要积极努力地去做湘西土著武装瞿伯阶部的工作,争取掌握部分武装。不久,李瑞阶打入国民党三胡区公所,任田粮干事,并加入国民党;邓月乔(高洞区委宣传委员)打入国民党二区分部任书记员;罗保廷、杨时甫等人打入瞿伯阶部。年底,李瑞阶通过罗保廷等人斡旋与瞿伯阶的代表达成“各守码头,互不插脚”的协议,使地方群众暂避匪患。但国民党顽固派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1944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县党部突然派三胡乡乡长姚云集、副乡长黄宁带领两个班的乡丁到猴栗堡“清共”,覃子成等党员群众20多人被敌人赶进了关帝庙,李瑞阶也被告密受嫌带到关帝庙,姚云集提着枪,对李瑞阶吼道:“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李瑞阶说:“哪个不晓得我们是种田人,说我们是共产党,你要拿出证据来呀!”就这样相持一夜,天亮时,被扣押的群众乘乡丁烟瘾大发时一轰而散,姚云集也无可奈何。李瑞阶与覃子成仔细分析了姚云集的情况,决定主动出击,打掉他的威风。李瑞阶通过姚家的长工给姚云集的父亲姚平山捎去一封信,列举了姚云集为匪为霸,欺良害民,鱼肉乡邻的种种罪恶行径,警告姚平山若不训子守法,就予以严惩。姚平山收到信后,一时六神无主,卧床不起,他训斥姚云集要“保住家产,莫死心为县里办事”。姚云集从此再不敢继续追究共产党了。

五、恩施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

在1941年2月召开的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会议上,陈诚全面作出反共部署,加强法西斯统治,动员国民党军政警特全力投入搜捕、镇压共产党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还由各县县党部书记长亲自组织县、乡特务队,担任侦察、拘捕任务;各县每周举行所谓“党政军会报”,汇集政治情报,监视“特奸”动态,定于2月调查完毕、造册呈核等等。还强令各党、政、军、宣、民(农会、工会、商会、妇女会、少年团、其它社会文化职业团体)制定1941年度《反共计划实施进度表》。陈诚以省政府名义发出《急施制裁特种汉奸办法》,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

1941年4月,陈诚在方家坝办起以“感化教育”对付中共及革命人士的第六战区青年训导大队,实际上是关押被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集中营。1942年7月,将青训队扩编为国民党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恩施分团,配有少将以下的校官、尉官等特务管训人员104人,另有士兵、军警36人。青训队自1941年4月到1945年10月先后搜捕关押“训导”过602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些都是从湘鄂川黔四省搜捕押送来的。特务们企图通过思想上的毒化教育,生活上、肉体上的摧残迫害,达到瓦解中共组织和动摇革命者信仰的目的。

1941年5月,陈诚成立专为瓦解湘鄂川黔四省共产党的第六战区长官部民训委员会,陈诚自任名誉主任委员,郭忏为主任委员,朱怀冰为副主任委员,其委员均为省级机关的特务头目。其任务是:搜集共党情报,交流反共经验,策划统一对策,决定处理有关中共的重要案件;指挥所属各县民训会的行动;负责组织专人整理材料,办理自新自首手续;布置邮电检查,建立谍报网等。同时严密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

6月,陈诚为强化特务机构,在恩施东正街福音堂成立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刘培初任少将总队长,特务人员由原来军流组的38人增加到475人,负责训练特务,然后分派到第六战区执行任务。他们经常化装为农民、工人、商人、学生,侦察、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由于陈诚强化特务机构,加快镇压恩施共产党组织的步伐,以中统、军统为骨干的特务、军警及共产党内叛变投敌分子横行于恩施,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到7月,恩施龙凤坝、屯堡、龙马、大树、王家嘴等党组织均遭破坏,数十名党员被捕。

自1941年3月开始,恩施各县的大搜捕一直持续到年底,各县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3月27日,军统湖北站长朱若愚带领特务军警赶到利川,首先逮捕共产党员谢世坤,谢供出党员邹达益、支书李绍先。李绍先被捕后,惨遭特务严刑拷打,被押到恩施南门外11号。后因邹达益叛变,致使转移到恩施农改所的冉甸芳夫妇也遭逮捕。尤其是李植清叛变后,又带引特务到处搜捕利川县委代理书记闻立志(黎志),闻立志化装成经营香烟的小商,转移去重庆南方局。这次特务共计逮捕党员15人,为特务破坏利川共产党组织打开了缺口。8月,转移到恩施湖北省立医院的原利川庆口支部书记许启源被捕,供出接任支书向良才,向又出卖恩施沐抚共产党员向开来等4人。

4月7日,特务总队长刘培初和阮成章带领特务军警24人,在建始县政府科长鲁坚的全力配合下,赶到三里坝省立六高,逮捕党员和进步学生50多人,分别刑讯。次日,特务将党员刘南山等进步学生27人押至恩施南门外11号关押,从而破坏了建始党组织。4月12日,军统研究室副主任阮成章又带领特务军警赶到宣恩高罗,威胁共产党员徐厚安当场自首。接着,刘培初、阮成章又带领大批特务军警,赶到建始三里坝,采取同样威胁手段,逮捕党员和进步学生70多人,押到恩施关押审讯。自8月到年底,恩施、建始、咸丰、巴东及四川彭水等地,又有几十名党员被捕,他们中一部分叛变,一部分被杀害,一部分被关进集中营。

1942年1月6日,关押在监狱里的原特委地下交通董童刚和党员李子耘,因态度强顽,被特务残酷杀害。

1月,陈诚派大批特务军警到所有联中分校又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将300多名查无任何政治问题的学生作为“顽劣分子”,禁闭在湖北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附近,交由特别党部书记长刘若虚“管教”。

2月16日,叛徒、特务、第六战区民训会少校干事汤德殷,带领党政工作总队特务到咸丰县城、清水塘、联中逮捕3个支部的党员25人,押解到恩施青训队。汤德殷的叛变,给咸丰和宣恩的党组织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2月,由于叛徒卢福的出卖,致使巴归兴宜工委、原恩施县委宣传部长冯传庚被捕叛变,宜昌的党组织由此遭到严重破坏,其中大部分人押到恩施青训队受训。

同月,原恩施芭蕉区委组织委员兰庆钊、宣传委员谢先玖叛变,导致32名党员被捕。此后,恩施龙凤坝党组织又遭严重破坏,被捕6人。

3月,第六战区民训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带领特务军警到宜都县党部、县政府大肆搜捕松木坪七七纱厂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00多人。5月,又在松滋搜捕共产党员20多人。以上大部分被押到恩施青训队。

6月6日,国民党第六战区少将特务总队长刘培初,在《党政工作总队一年来工作概述》中公布:“破获奸伪案1214件,摧毁秘密小组330余处”。①

敌特的疯狂大搜捕、大屠杀,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凡是共产党或有异党嫌疑,敌特都要通缉到各省、县市,设卡盘查,跟踪追捕。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恩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大部遭到破坏,但大部分党员还是保存了下来,党员由1940年1900余人下降到1300余人。

中共恩施党组织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客观上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恩施地处重庆前哨,是国民党第六战区的中心,陈诚利用其庞大的党政军警特组织,对恩施党组织进行疯狂的破坏。主观上是恩施党组织对敌情认识不足,对可能到来的反共高潮和危害没有充分的预料。加之恩施党组织恢复时间不长,发展太快,新党员数量较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还不够巩固;党在活动方式上转变不快,一部分组织和骨干几乎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状态,横的关系太多,难于应付突然事变;农村工作相对薄弱,同时对农民党员缺乏系统的教育;统战工作较为零星,更重要的是党组织的核心出现了像向仲亚、郑建安等一批叛徒。

第十五章 被囚禁的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一、狱中斗争

1941年1月,鄂西特委被破坏,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先后被捕,被囚禁在恩施鼓楼街16号、方家坝管理所、谭家坝管理所等处。经数月的刑讯逼供,特务将查不出证据的共产党员及大部分爱国青年,陆续转入方家坝第六战区青年训导大队软禁,施以“毒化攻心”。

敌特设置的监狱,均是强占的民房,简陋狭小,大批的“政治犯”拥挤不堪,过着非人的生活。特务们采取各种手段,对他们从精神到肉体进行摧残、折磨,企图强制其“归顺”。

以何彬、刘一清为首的已暴露身份的革命者们大义凛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公开与特务论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则与特务巧妙周旋,使其无隙可乘。在狱中,他们互相关怀和鼓舞,向周围难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介绍革命圣地延安,使一批自发加入抗日行列的爱国青年,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者。对特务控制严密、难以接近交谈的同志,则秘密传递纸条,表白心志,激励战斗。难友们还借上海抗战三周年之际,举行纪念会,朗读祭文,高唱抗日歌曲《中国不会亡》,有的仿照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剧本《王飞外传》,揭露特务的丑恶行径。

由于狱中特务控制严密,一直未能建立狱中党组织。但在这生与死、正义与邪恶较量的特殊战场上,何彬、刘一清等同志,面对特务的威胁利诱,毫不妥协,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清江壮歌。

何彬被捕后,最初关押在鼓楼街16号。审讯室里不论白天黑夜,吼叫声、鞭挞声、惨叫声混杂在一起,一片白色恐怖。在这里,经特务头子朱若愚、阎夏阳的多次审讯和叛徒郑建安的指供,何彬的省委书记身份暴露了,陈诚立即指令改变审讯方式,诱逼何彬“转向”。

在特务的审讯室里,何彬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同特务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审讯过程中,他慷慨陈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非法逮捕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青年,破坏抗战的罪行。他说:“我抗日无罪,你们应该无条件地释放我。”阶下囚竟成审判官,老牌特务朱若愚、阎夏阳恼羞成怒,拍桌子威胁:“快拿烙铁来!”何彬岿然不动,横眉冷对朱、阎表演的“审讯”闹剧。

“审讯”失败后,特务又接二连三地派人进行劝诱。首先是叛徒郑建安的劝降信,何彬根本不屑一顾;特务阮成章以同学身份来探监,国民党党政工作总队的头子、少将高参刘培初亲自出马,同何彬拉鄂南同乡关系,代表陈诚许以相当于国民党省府委员的要职及全省青年领袖等官衔,企图诱骗何彬“自首”,均以失败告终。2月12日,何彬被秘密押送到恩施城北郊的方家坝管理所,被关在一间谷仓里。谷仓6尺见方,上下左右全是厚木仓板,不透一丝光亮。看守每天送进一碗盐水,一碗糙米饭,不给他放风,甚至不许他出仓倒便桶,妄图用这种非人待遇和折磨摧垮其意志,逼其就范。

何彬被关进谷仓的第一天,就向管理所的特务提出抗议,向管理所所长谢柏青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一是谷仓上开窗;二是便桶加盖、清洗;三是允许读书。并提出这是“政治犯”最起码的要求,如不答应就绝食。

特务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第二天何彬开始绝食,第三天,谷仓里异常地平静,何彬坐在地铺上,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看守如坐针毡,特务头子刘培初始显惊慌,把谢柏青叫去训斥了一顿:“你们这些饭桶,小不忍则乱大谋,快给他开窗!”特务没有办法,只好在谷仓上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每天派人清洗便桶,允许每日早晨洗漱时在仓门外单独活动一会,还将搜去的几本英文读本、英汉词典、毛笔、铅笔和纸送还,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刘一清同志被捕时,特务并未得到有关她的准确情况。在鼓楼街16号的审讯室里,刘一清坐在特务面前,态度安详,旁若无人。叛徒郑建安在她面前显得心虚胆怯,鼓起勇气按朱若愚的授意,同她对质、劝降。刘一清大声质问;“我是共产党,你们又能把我怎样?”审讯未果,又许以“省妇女之领导全权”诱她“自首”,遭到痛斥。特务无计可施,只好将她关押到方家坝管理所,她带着刚满月不久的女儿,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

此后,一个个新的“政治犯”被关进管理所。为寻找同志和朋友,何彬不时从谷仓窗口注视着外面的活动,以目示意,鼓励同志。为鼓励大家的斗志,何彬经常放声高歌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的歌声深深地感染了狱中难友,大家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特务们面面相觑,毫无办法。何彬还用《夜半歌声》的曲谱写了新词《狱中歌声――忆许云》:“只要我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充分表达了他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献身真理的决心。

在威逼、利诱均遭到失败后,陈诚又派出一些所谓“名士”、高官做说客,企图从理论上折服何彬。

1941年3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来到方家坝监狱劝诱何彬说:“何先生,我们很佩服你,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主席(陈诚)很看重你,如今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接着,苗攻击共产主义是“舶来品”,在中国行不通,又诬蔑共产党搞封建割据,破坏统一,毒害青年等等。

何彬不等他说完就大声斥责说:“你们说共产党抢夺地盘,是的,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依靠人民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来的地盘,正是你们丢掉的国土。我们按照建国纲领,以三民主义为最低目标,边区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你们敢不敢组织参观团到边区去?”

“说到我们毒害青年,”何彬指着牢房,讥讽地质问:“究竟是谁在残害青年?叫大家看一看。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

何彬慷慨激昂,义正辞严,苗培成如坐针毡,无言以对,最后推开椅子灰溜溜地离去。难友们听到何的慷慨言词,看到苗的狼狈离去,精神振奋,发出了舒心的笑声。

陈诚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下令将何彬的父亲何楚瑛老人从石首藕池骗来,妄图利用父子之情软化何彬的革命斗志。

何楚瑛老人一到恩施,刘培初、阎夏阳就以鄂南同乡名义对他进行劝诱,威胁他“不能对儿子见死不救”,一定要促其“转向”。老人直奔方家坝管理所,见到何彬后,悲愤不止,痛惜不已。他希望儿子重获自由心切,劝何彬答应当局的要求。何彬说:“你老人家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理,做儿子的要为党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说得老人点头哽咽。

特务见老人没有说服何彬,并不死心,趁老人在恩施,多次“请”去“磋商”,条件是只要何彬表态“转向”,就可以委任他为省政府秘书。后见不行,又“让步”说,只要点了头就可以出国留学。老人再次向何彬转述了上述条件。何彬说:“让我出国留学,我答应,但是,要他们登报声明,是根据国共合作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的需要。留学的地方,是到苏联去。”老人知道这些条件是当局不会答应的,无法说服儿子向国民党当局屈从。

为说服父亲迅速离开恩施,何彬将2月19日写给父亲但被陈诚扣留的信向父亲重述了一遍,信的内容主要是:

“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20日,儿突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悉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汩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唯内乱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死后实难瞑目耳!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陈诚扣压这封信后,逐字逐句看了几遍,在信后批道:“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不禁摇头叹息:“我们国民党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才?!”他见自己的“劝说”丝毫没有动摇何彬的意志,不得不放弃了劝降的希望,对部下特务头子说:“如果实在顽固到底,那就杀掉”。①

何楚瑛老人在恩施期间,何彬又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写道:“……儿之所以始终忍心背弃大人养育之恩,割断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父母,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老人读完信,知道儿子壮志已定,只好忍痛放弃劝说的念头,决定离开恩施。临走,父子俩最后一次在狱中彻夜长谈,何彬只求父亲给组织和妻子许云转两封信,给儿子取名“继伟”。老父亲在最后离别时刻,痛不欲生,哭着跪在地上对何彬说:“功伟,省主席陈诚说了,只要点个头,就可以跟我回去,你就点一下头吧!”何彬扶起父亲,说:“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我的志向已定,你不用强求了。”天亮后,老人同儿子挥泪而别,悲痛地离开了恩施。

由于何彬单独被关押,不能同其他狱中同志接触,刘一清便担负起狱内党员的组织领导工作。她常利用上厕所、给孩子洗尿布的机会,接触狱中的党员,了解情况,抓紧机会教育狱中同志保持革命气节,并同特务继续斗争。她还向狱中同志宣传怎样保守党的机密,怎样对付特务的审讯和欺骗宣传,怎样利用特务的弱点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她与其他同志一起关押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她用世界语给狱中同志写条子,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后来,特务害怕被关押者“串供”,特意调整了牢房。刘一清抱着4个多月的女儿“小狱成”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孩子由于缺乏营养,不见阳光,全身苍白,又瘦又小,双脚仅用一块粗布包着。难友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背着特务看守,给孩子做鞋帽,还凑钱给孩子买奶粉。特务深知刘在“犯人”中的影响力量,于4月上旬将她转移到大梨树军统湖北站临时监狱单独关押。但她仍不顾特务监视,坚持接近老百姓,一有机会就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房东编织绒线帽和毛衣,一直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

4月24日,关押在方家坝监狱的同志自发地组织起来,借纪念上海抗战三周年之际举办纪念会,纪念在上海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八十八师谢晋元副团长。他们朗读祭文,高唱抗战歌曲《中国不会亡》。歌声响彻牢狱上空,激励着同志的斗志。为保证纪念活动顺利进行,狱中难友事先“关照”过所长谢柏青,谢也为“囚犯们”纪念与他同姓的英雄甚为高兴。

5月,恩施敌特机关正式派了两个军法官到方家坝管理所设立秘密法庭,审讯在押的全部“政治犯”。这时何彬被转走了,端午节时,难友们通过袁某同何彬取得了联系,还给他送去食品和纸条。几天后,难友们便得到何彬为纪念屈原而创作的《汩罗怨》,诗中寄托了他对祖国惨遭外侮的哀思,并借古讽今,教育难友以屈原的爱国精神为榜样,为保卫祖国而抗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何彬又通过看守传给难友们一篇国际形势的分析文章。他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法西斯必败,鼓励大家坚持斗争,迎接胜利。何彬同志在狱中创作的诗篇、撰写的文章,给狱中同志以巨大的鼓舞。他把敌人的监狱变成革命者的学校,开辟了另一条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特殊战场。

9月,何彬同方家坝管理所关押的几十名同志被转移到恩施城南5华里的谭家坝管理所,分别关押在清鱼塘、鱼泉坡两处。这里牢房依山而筑,为一排5间两层的石砌砖楼,上一层4间普通牢房,其中一间隔为两间,分别作为管理所长办公室和女犯人囚室。其余3间关押男犯。楼下一层为地牢,左右全是陡坡,山下就是清江。牢房对面是陡峭的山峰,谭家坝管理所由一个加强连的武装特务看守,与世隔绝。

何彬被关在4号牢房下的地牢里,他没有机会和同志们接触,就继续用歌声同难友们交流,每到傍晚,“狱中音乐会”便开始了。

《延安颂》、《夜莺曲》,一首接一首,最后总是在《满洲里囚徒进行曲》的合唱之后结束:

脚镣打得尘土飞扬,

脚镣打得祖国的土地动荡;

向前,向前,向前,向自由,

战士的血迹在前方,

它指示着自由的道路,

指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解放!解放!

在4号地牢里,何彬巧妙地突破看守军警的封锁,和楼上的难友取得联系。他写给同志们的第一张纸条上是:“团结同志,提高警惕,坚定信心,争取早日解放,紧紧地握你们的手。”这张纸条使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如迷路的孩子找到了母亲一样激动,大家争相传阅,压抑的情绪烟消云散。

由于特务的折磨和狱中伙食极差,难友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何彬知道后,又写来一张纸条,要求大家设法争取改善待遇,同时锻炼身体,保持健康,抓紧时间学习,不要空度光阴。信中写道:“我们要积极斗争,不要消极抵抗。对敌人的审讯、锻炼身体和学习,都要打主动仗。”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争取改善监狱待遇,积极开展斗争,迫使特务答应延长“放风”时间,同时还可在哨兵监视下,到清江边洗衣服。平时狱中同志注意锻炼身体,发奋学习,作好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

狱中同志也很关心何彬的安全,想利用关系,买通特务连长,让他越狱,还弄到一把锉子,准备在越狱时锯窗栏用。何彬知道这个消息后,冷静地分析了周围的环境和当时局势,认为在无外应的情况下,越狱是不可能的,不能因此让其他同志受到牵连。他立即回信:“不要为我的处境担忧。要作有效的斗争,不作无谓的牺牲。”

1941年10月6日,何彬写了《奴隶恋歌》,此后,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可遏制的激情,完成《狱中歌声》和组诗《清江大合唱》的创作。在诗中,他饱含对恩施的深情,描绘了如画的清江风光,表达了对清江两岸人民在反动统治下悲惨生活的深切同情,愤怒地控诉了“三座大山”对恩施人民的迫害和压榨。

他满怀热情地歌颂恩施老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红旗城头挂,贺军长江边饮马。”他赞美清江是一条“战斗不屈的江!”

何彬的一言一行,不仅使狱中的党员同志坚定了立场,而且教育了狱中许许多多非党爱国青年。他们从何彬身上看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抛弃了过去对党的肤浅认识,有的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从楼板夹缝里丢进何彬的囚室,表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41年5月,何彬给组织的信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在办事处全体干部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他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让我们向何彬同志学习吧!”

1941年11月,特务加紧了对何彬的提审,每天将他带到离鱼泉坡5里路的清鱼塘总队秘密审讯,很晚才回来。周予先写了一张条子关切地问他怎么样?他回信说:“估计敌人对我的处置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把我押往重庆;第二种可能是转移地方关押;第三种可能是就地处决。”11月16日黄昏放风时,女囚室收到何彬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敌人决计要执行我的死刑了。我无所畏惧,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如果我牺牲了,你们一定要争取出去,找到组织,告诉党,我是一个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信中还特地叮嘱:“告诉许云,让她骄傲,不要因我而悲伤!”信的最后写道:“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11月17日清晨,何彬被特务押至方家坝五道涧后山。临刑时,特务要他跪下,何彬怒斥道:“共产党人是不会跪下的!”何彬以“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的崇高气节,告别恩施人民。

同日,刘一清由大梨树军统湖北站单人监狱押到方家坝大田垭口上。就义前,刘一清厉声质问:“你们把我的孩子怎么办?”罪恶的枪声响了,又一位不屈的共产党员为反蒋抗日而牺牲。

何彬、刘一清牺牲的噩耗很快传遍整个监狱,狱中同志怀着巨大的悲痛悼念二烈士。从谭家坝管理所转到方家坝青训队的周予先、徐良永,将何彬烈士的遗愿转告了大家。难友们利用上山打柴的机会,找到烈士的坟包,献上红花,寄托哀思。

此前不久,在大搜捕中被囚禁的原沿江工委组织委员张家祥为反抗敌特的迫害,绝食而死。利川城关党支部书记李绍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他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保守党的秘密,拒绝出卖同志,9月16日被押赴刑场,途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刑场上,他拒绝下跪,被刽子手打倒,他又挣扎着坐在地上,英勇就义。

何彬、刘一清等同志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巨大震动。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全面分析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正加紧反共,列举恩施何彬、刘一清牺牲的事例,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21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示作好准备对付第三次反共高潮。

6月7日,党中央、延安各界700余人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何彬)、刘惠馨(刘一清)二同志追悼大会。

中央组织部的挽联是:为着阶级为着民族杀身成仁;不死于敌而死于顽悲愤曷极!

中共中央青委写着: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徐特立的挽联是:“革命青年只知有国,不愿煮豆燃箕,让步终当有限;反共分子强调对内,反而认友为敌,横行竟到几时!

冯文彬沉痛地说:“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在中国抗日艰难的今天,正需要团结,而我们最优秀的年青的何彬、刘一清等同志,没有死到抗日的战场上,而死于反共分子毒狠的屠刀下,是全中华民族的耻辱!前方的战士和全国人民知道了,是要痛心的!”

原中共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悲愤地说:“杀何刘二同志的刽子手,不要简单的看成是几个丧心病狂、不明大义的顽固分子,而应该看成是想投降妥协的顽固派有计划、有组织阴谋中的一着。”原中共南方局常委、组织部长博古说:“何、刘二同志的死,显示着我们中华民族抗战走上了更艰苦的阶段,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光明就要到来,光明是我们的!”还有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何彬夫人许云、刘一清中大同学会的代表都讲了话,决心“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6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社论提出:“在同一时候,正不知有多少爱国青年被无声地夺去了春花似的生命。因此,我们追悼何彬、刘一清同志也就是追悼所有遇害的同志!也就是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这种无法无天的罪行”。“我们严肃地告诉国民党当局,这种卑劣阴谋是绝对违反抗战利益的,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向全国人民申诉的!”“我们全党的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他们不朽模范!我们相信,以这样的党员组成的党,以这样的党为中坚的民族,必然能渡过一切难关,达到民族解放的完全胜利!”

6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为被国民党杀害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等人开追悼会,①表达了全党对烈士一生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怀念。同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今明两年的斗争极紧张残酷,将可能付出极大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②因此,鄂西特委被破坏以后,党在恩施的组织未再恢复,大部幸存的直属小组和部分党员也都停止活动,只剩下少数地区(如来凤)部分党员仍有零星活动和小规模斗争,而集中营的斗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之日。

二、集中营里的斗争

方家坝第六战区战时青年训导大队,1942年8月更名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以下简称青训队),实际上是以“感化教育”为幌子的一座迫害共产党员、革命者的集中营。前后关押了数百人,后因人满为患,又将方家坝监狱下院腾出供青训队使用。各监狱中基本审讯结束,对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活动能力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尚难结案的重要“嫌疑犯”转送到这里“感训”、“考察”,企图从毒化思想入手,进一步动摇革命者的意志和信仰,以达到彻底瓦解中共党组织的目的。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郭忏、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三青团湖北支团书记刘先云、省政府秘书长刘千俊、民政厅长朱怀冰、教育厅长张伯谨等先后到青训团任教官,讲课、作报告。主要授训内容为《总裁言论》、《中国之命运》等,向受训人员灌输反共思想,并利用分组讨论或集体讨论的方法强迫受训人员“表态”,进行所谓“思想考查”。他们还利用叛徒出面“示范”,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丑化共产主义;胁迫受训人员写日记,并定期交特务检查,如果字里行间稍有不满情绪,即关禁锢室或编入“劳动组”,问罪施罚。此外,还责令受训人员撰稿办墙报,组织开展论文、讲演竞赛。文章写好后,先经过他们“审查”(删改),认为“好”的还送《新湖北日报》的《战时青年》副刊登载。他们就是这样挖空心思搞“攻心战”。

特务们为追查组织关系和查核受训人员的言行,经常找受训人员进行穿梭式的个别谈话,了解思想动态,并强迫集体参加三青团,登载《脱党启事》。准予“结业”的,一要找保人,二要在离队两年内每月填报一次《通讯联络表》。为治服受训人员,青训队大搞无休止的劳役折磨,修路、砌墙、推磨、打柴、挑粮。不服“训导”者,则令其从清江河背石头上山、长跪或罚在酷暑天“烤太阳火”,有的被晒得吐血、昏倒,有的被折磨致死。

革命者在何彬、刘一清英勇斗争事迹鼓舞下,在一部分中共党员影响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认真分辨敌友,团结同志和朋友,既各自为战,又默契配合,围绕“反毒害、反追查、反叛徒、争夺中间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

原中共鄂西特委交通、共产党员董童刚被敌逮捕送到青训队,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虽然他联系过的组织和党员很多,但他严守党的秘密,同叛徒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讽刺企图拉拢他的叛徒为识时务的“俊杰”;特务将他隔离,施以酷刑高压,他仍不屈服,还利用“放风”把自己写好的《鸿雁》一诗传递给狱中战友,诗中把国民党比作冰雪,把共产党比作太阳,寓意红日高照,冰雪融化,影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会长久了。特务发现后,将他押往谭家坝清鱼塘刑讯,他同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敌特在枪杀何彬、刘一清时把他和另一名共产党员押去陪斩,以死相威胁。董童刚置生死于度外,仍坚贞不渝。1942年1月6日,特务将其秘密杀害于第六战区长官部特务团院内。

共产党员李子耘,原为巴东合作办事处指导员,中共城关党小组长。他从特务嘴里了解到自己的部分情况已被敌人掌握,但无实据,因而不管特务怎样软硬兼施都予以断然否认。还质问特务头子凌照侃:“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叫我受训?”凌以“反训导”罪名秘密将他杀害。

共产党员文振鑫在青训队里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同特务进行斗争。敌人追查他的组织关系,则始终以“不知道”作回答;敌人审讯时出口不逊,他就对骂;特务动手打,他就奋力还击。在禁闭室里,他高唱《延安颂》;捆去陪斩,仍处之泰然。

女共产党员黎系芬发现一叛徒充当特务的耳目,为搞臭这个爪牙,便当面揭露他的丑行。有一次,这个叛徒上“政治课”时读错了字,她就用幽默的语言当场讽刺,听课的人哄堂大笑,使叛徒狼狈不堪。

女共产党员徐良泳,年龄最小,聪颖泼辣。敌人没有查清她的组织关系,她时常借故找特务的岔子,嘻笑怒骂,又和难友一起在青训队传扬何彬、刘一清的事迹和革命诗文,用以激励难友。

特委交通金振霞,全家被捕。她本是文化人,因工作需要,乔扮成家庭妇女。敌人对她进行多次刑讯逼供,她都坚持声称自己是家庭妇女,什么也不知道。每次“讨论会”她总是低头不语,只顾做针线活,特务始终未能弄清她的身份,但又不肯释放她。后因长期监禁,受到摧残,于1942年病逝于青训队。

中共党员吴显忠、张翼、肖良恺、赫季毅、王延爵等都被特务定为重点“考查”对象,但他们一直机智地应对敌特的“考查”。在“讨论会”上主动发言,甚至慷慨陈词,既不紧扣主题,也不离题太远,但必谈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形势、任务和前途,必谈青年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巧妙地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

在青训队,任何人都必须谈三民主义,否则被视为嫌疑分子或中共骨干。同志们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本意,讲日寇侵华条件下的民族、民生、民权,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假三民主义的实质,特务们无可奈何。在青训团举行论文和讲演竞赛时,大家不屑一顾,谁也无意夺冠。为了应付,故意词不达意,泛泛而谈。有的巧妙地借用孔孟之道,写纯理论文章,如汤婉默的《人生观与人生》、胡大年的《简释中庸之道》等。

敌人还企图利用教唱黄色歌曲、演反动戏剧的办法瓦解革命者的斗志,而革命同志则利用文娱美工活动,排演了抗日歌剧《放下你的鞭子》。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程季华还写了剧本《洲上晨光》,以隐晦、象征的手法,鞭挞动摇、自首、叛变者,后因叛徒从中作梗,被禁止上演。

敌人给一些叛徒论“功”行赏,委以训导员、区队长等职务,这些叛徒混杂在青训队里,当敌人耳目,暗中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活动。有的还利用叛徒现身说法,以求“训导”的成效,而实际上收效甚微。大多数同志见到他们不是怒目而视就是不予理睬,有时抓住机会,进行讽刺,利用漫画、讲故事借题发挥,痛斥叛徒行径。当特务找人谈话,追查相互关系时,大家就互通情报,事先商定对策,只要不是叛徒当面对质,大家就一致否认。如特务确实已掌握了一定线索,追查某同志的情况时,则回答有过接触或称借过宣传抗日的书,谈论过抗日救亡的问题等等,以迷惑敌人。对于少数经不住追查的动摇者,则尽量帮助其坚定立场,树立信心。原在赈抚队工作的一个党员在敌特威逼下产生动摇,准备自首,并在日记本上写好了自首书。程季华知道后对其耐心劝导,严正指出这是害人害己的行为,鼓励他坚定立场,不要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同志的事。终于说服了对方,避免了损失。

拒绝办理所谓《脱党启事》,是青训队中的革命同志坚持革命气节的一场决斗。一批被叛徒出卖的同志,虽然身份暴露,仍不愿为了获取个人的自由而履行这种肮脏的手续,同敌特进行了一场场智慧的较量,一次次事关生死的决斗。中共党员龙子明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入狱,转入青训队后,身患斑疹伤寒,高烧昏迷,饮食不进。敌人趁他病重,以为有机可乘,坚持要他先办理脱党启事再送医院治疗,他佯装昏迷,拒绝办理。特务郭愚就代他写了登报启事,将入党时间写为1939年2月,且没有介绍人。龙子明入院后仍保持着与党的联系。

有的党员则开动脑筋,反复推敲,做到在声明中既不损害党的利益,又能骗得过敌人。如吴显忠、肖良恺、周予先、汤婉默等,就采用这类办法骗过敌人,获得释放,回到党的怀抱。

三、叶挺被囚恩施期间的斗争

1941年1月,功勋卓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扣,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迫于国内巨大的舆论谴责,一方面慑于他的地位和声望,既不敢公开审讯问罪,又不敢轻易杀害,只好封锁消息,秘密监禁,以期消磨叶挺将军的革命意志,动摇其信念,迫其“归顺”。蒋介石为拉拢叶挺,最初即以副司令长官的头衔开价,遭到叶挺的断然拒绝。

当时坐守恩施的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见蒋介石对叶挺无可奈何,便建议蒋介石把叶挺交给他,让他以老同学和同事的关系去“劝降”叶挺。蒋介石欣然接受了陈诚的建议。

1942年12月,叶挺在国民党秘密押送下,经巴东押至恩施,被软禁在恩施城东门三义宫内的民享社招待所。几天时间内,陈诚便授意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吴奇伟、黄琪翔、郭忏等,穿梭似的带着贵重礼物登门“拜望”叶挺,劝说叶挺接受蒋介石和陈诚的“好意”。叶挺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市侩作风深恶痛绝,拒收礼物,谢绝他们的诱劝。

由于特务监视严密,叶挺很少出门与人接触。一次周苍柏去看他,谈起国事人情,周推崇陈诚抗日,说重庆荒淫,恩施廉洁。叶挺驳斥说:陈诚很爱杀人,以杀治政,把湖北人杀怕了,这不是抗日,而是学希特勒。重庆与恩施相比,差别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大,恩施充其量也只是治标而未治本,长远不了。他压制人民,苛待士兵,不把他们看成是抗日力量,连丢南昌、武昌、宜昌,被人讥嘲为“三昌将军”,这能说他有抗日意思吗?叶挺的一席话,说得周苍柏沉默不语。

1943年2月,陈诚受派援缅(甸)作战,兼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他为了表示对叶挺“放宽”限制,把叶挺移往恩施城西郊朱家河边一农舍,并允许把漂泊在桂林的叶夫人李秀文和爱女叶扬眉接来一起住进这家农舍。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借口保护叶挺,加派了八、九个特务在叶挺身边。他们对外以警卫班的名义掩人耳目,负责室内监视、室外跟踪盯梢,提防叶挺家中任何人逃往重庆。其次是注意与叶挺接近的所有人,窃听其谈话内容。除此之外,屋后的小山上筑有碉堡,晚上派兵把守瞭望,天明撤离。屋前小河对面隐蔽有一连的兵力,随时准备应付所谓紧急状态。叶挺在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仍泰然自若。

1943年6月29日,蒋介石亲自来恩施,要召见叶挺。陈诚向叶挺转告了蒋介石的意向,并以老同学的身份请叶挺一道去见蒋介石。叶挺开始拒绝,不愿前往,但转念一想,“何不去见见这位当年的黄埔‘老校长’呢?”遂与陈同去蒋的下榻处。蒋介石见到叶挺就问:“你知道错了吗?”叶挺回答:“我没有错!”蒋介石碰壁之后,话锋急转,赞扬叶挺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准备派他到别的军任军长,或者到新编军任军长,并给叶挺介绍这些军的地理位置和人员构成情况,表示出对叶挺的相当信任。叶挺待蒋介石说完后,单刀直入地说,我现在还没有自由,怎么会考虑任职的问题。如真的信任我,就请你先妥善解决皖南事变并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俘的新四军将士。蒋介石听了这席话,非常恼火。陈诚怕把事情弄僵,解围说待我们回去研究后,再向委员长报告。蒋介石的召见,就这样一无所获,草草收场。

蒋介石返回重庆后,陈诚在恩施掀起酒会热,每次都把叶挺作为座上宾,想以此“感化”叶挺。叶挺对此不屑一顾,每次酒会上都要寻机挖苦、讽刺陈诚一帮人。陈诚见此法不灵,又忍痛割爱,把自己的特级厨师派给叶挺,命令厨师给叶一家做鸡汤鱼翅,好好服侍。叶挺问明情况后断然拒绝。由于陈诚急于返昆明,为完成他对蒋介石的承诺,硬着头皮把叶挺请到家里交谈,请其出任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叶挺对此进行了严厉地驳斥,站起来掀翻了陈诚客厅里的桌椅,摔碎茶具器皿拂袖而去。

陈诚虽碰了钉子,但想到未完成蒋介石交代的任务,因此对说服叶挺并未完全死心。他指使其继任孙连仲以及郭忏等人继续游说叶挺,叶不仅不予理睬,说烦了还打了郭忏一拐杖,以此向游说者示威。此后,陈诚又认为他的远征军在缅甸,摆脱了国共两党两军的纠纷,可算是真打日本人,如果请他到远征军去任职也许不会拒绝。他抱着这个想法再次找叶挺谈话,叶挺更加明白地表示,凡是国民党的官,在国内不干,在国外我也不干。如果你们真让我抗日,就放我回新四军。陈诚对叶挺可算是机关用尽,但丝毫也未能动摇叶挺的信仰和追求。

1943年5月,日寇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澄田沫四郎命令驻宜昌的日军进攻鄂西山区。陈诚急忙由昆明赶回恩施,下令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部凭借长江天险而死守石牌要塞。同时蒋介石也在重庆秘密会见了日寇土肥原的特使黑木尔青山。日寇见难以轻易得手,便自动撤退了进攻鄂西的部队。蒋介石却称此为“鄂西大捷”。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蒋介石命令全国慰劳总会在6月中旬组织慰问团赴恩施,并请当时重庆的各团体、报社派人参加。《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收到邀请后,及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说,我们不能放弃这种机会,当然不能去宣传虚假的胜利,但能到前线去慰问广大军民,尽可能地把他们艰苦抗战的真相报道出来,也是我们的责任。并当即指定记者陆诒(共产党员)去参加慰问团,并要陆诒带他的亲笔信去见陈诚,通过陈诚的关系去探望监禁在恩施的叶挺军长。

6月,《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带着周恩来赠给叶挺的五月份《新华日报》合订本和几期《群众》双月刊,带着周恩来给陈诚的亲笔信,随国民党慰问团于23日到达恩施。24日上午举行劳军大会,中午陈诚在省府礼堂设宴欢迎慰问团,陆诒乘散席后随团记者围着陈诚采访时,找到熟人――湖北省政府委员朱代杰到休息室密谈,说周恩来有亲笔信急需面交陈诚,请朱委员帮忙转告陈诚,约一单独谈话的时间。朱听说是周恩来的亲笔信,当场就满口答应。6月25日早晨,陈诚派副官用汽车接陆诒去谈话。陆诒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交陈诚看后,陈诚同意陆诒去见叶挺,并当即派副官陪同前往。

叶挺听说来了客人,迎出门来。看到站在面前的是陆诒,感到很突然。在特务的监视下,二人只拉了些家常。到了10点多钟,叶挺和夫人为了支开特务,就以留陆诒吃饭为由,对副官说:我们留陆记者吃一顿便饭,请你下午来接他。副官只有知趣地离去。副官一走,叶又安排夫人李秀文把室内的特务叫去帮忙做饭烧菜,陆诒立即把周恩来嘱带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转交给叶挺。叶挺双手捧着报刊高兴地说,这两份精神食粮比什么礼物都珍贵。我在这里只许看战地报纸和过时的重庆《大公报》。谈到皖南事变时,叶挺说,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去工作就能取得胜利,否则就必遭失败。陆诒把周恩来重要讲话告诉叶挺,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你的处境,非常赞赏你的气节。中共代表团在历次国共两党谈判中都把恢复你的自由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出来进行交涉,董必武、邓颖超为迫使蒋介石接受毛泽东同志就皖南事变发表的谈话和提出的各项条件而拒绝参加国民党参政会,党中央切望你耐心等待,多多保重,要相信党一定能够为你争得自由,把你营救出去。叶挺听后,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是我深信,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必能取得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在几年囚禁中也没有动摇过。你回去请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转告党中央,请他们释念,放心”。

周恩来派陆诒探望叶挺,是叶挺被监禁后第一次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特别是党中央和周恩来对他的关怀,更坚定了他与蒋介石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同年8月,叶挺被秘密押往桂林。

1943年12月26日,国民党军统局桂林办事处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叶挺及其子女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再次押返恩施,仍被监禁在朱家河那幢农舍里。

叶挺这次到恩施后的情况与前一次大不一样。蒋介石曾以“舒适生活”的软化手段未能使叶挺屈服,此次转而改变策略,妄图以生活上、经济上的挟持来达到使其归顺的目的。因此,叶挺一家一到恩施就面临着严重的生活困难。

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叶挺带着孩子们开荒种地、饲养畜禽,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活。他把住所附近的荒地开垦出来,种上玉米、红薯、白菜、番茄,养了五六头猪,10多只兔子,40只鸡鸭和10只山羊,另外还开了一片茶园。他不仅自己劳动,还把看守他的特务也带着下地干活。他关心民众疾苦,拿钱请医生给农民看病;经常拿出自己生产的蔬菜、粮食、猪肉接济贫苦的邻居,还买了锄头、镰刀送给农民,从生产上支持他们。

在被囚禁期间,叶挺不仅自己坚守气节,与特务进行斗争,而且教育自己的子女守气节,常给孩子们讲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故事,鼓励他们说:“一个人是应该有点骨气的,在任何困难面前,只要是对的,就不能低头,不能屈服”。

1945年8月28日,在特务的押送下,叶挺离开恩施去重庆。他先后两次囚居恩施,在恩施度过了两年半的囚禁生活,其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和高风亮节,成为恩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第十六章 抗日救亡活动的坚持

一、利用舆论阵地坚持抗日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限共、防共”措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政策和战绩得不到宣传。如何利用舆论阵地宣传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成为湖北战时省会恩施共产党组织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工作重点。

1941年至1945年秋,湖北省战时省会恩施办了两张对开大报,一是1941年1月创刊的湖北省政府机关报《新湖北日报》;二是1940年秋迁来恩施的由CC控制的国民党中宣部办的《武汉日报》。这两张报纸宗旨之一就是诬蔑丑化中国共产党。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其副刊均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掌握,成为共产党的一块宣传阵地。

杨培新、韩劲风、张兆麟是在皖南事变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疏散到恩施的,党组织要求他们利用公开职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做些党的工作。在恩施的大搜捕中,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营垒中展开斗争。

杨培新在重庆是《战时青年》社编辑,此报由中共南方局青委主办。皖南事变后,青委书记刘光通知他:《战时青年》社已暴露,党组织决定把他疏散出去,并强调不能暴露身份,乱找关系,要见机行事,独立作战。1941年春,杨培新来到恩施,碰到熟人得知恩施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特委书记何彬和妇女部长刘一清及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甚至连国民党政府机关里都风声鹤唳。杨培新以吴奇伟所部第九集团军司令部秘书科员身份在省府秘书处任职员。

杨培新当时能相约见面的力扬,原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少校科员,曾因参加左联被捕,坐了几年牢,后疏散到恩施隐蔽在其舅父赵志尧家中。赵与陈诚是浙江青田同乡,时任省财政厅长,从赵处能了解到统治阶层内幕。当时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消息和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战绩被封锁,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消息,报纸上严禁刊登。在这种反共高压下,力扬提出学习鲁迅当年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采取《晨报》副刊和《申报?自由谈》方法,运用国民党报纸,开展进步的文艺宣传,传播革命思想,体现党的团结抗日、追求美好未来的主张。力扬的频繁活动,很快引起特务们注意,被迫去重庆,留下杨培新单独作战。

杨培新本来没有搞过文艺写作,为了和反共顽固派的血腥统治作斗争,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每隔三、五天就写篇杂文和评论文章投到《新湖北日报》,陆续发表了《漫谈时局》、《建立勤学向上的青年风》、《新旧交替中的妇女问题》、《张伯伦的悲哀》等内容健康、笔锋犀利的文章,受到《新湖北日报》主笔、中共党员曹祥华和社长谢然之的赞许和信任,担任了副刊编辑。

1942年春,夏晨中出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虽失掉组织联系,但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同杨培新观点一致,杨很快升任副刊室主任;进步记者谢沫泯筹办“鄂中版”后,杨又兼地方通讯室主任,拥有相当大的取舍稿件的权力。

资料室主任马税筹,广东台山人,与杨培新是同乡,是位爱国华侨,曾留学日本,兼任国际新闻编辑。资料室共产党员李兆民(即也马)和地方新闻助理向南禽,经常撰写、编发进步文章,对反共地方新闻,常做巧妙取舍。

杨培新商请夏晨中,通过上层关系,从方家坝集中营要出被叛徒出卖的夏木三等任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就这样,以杨培新、夏晨中、马税筹为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相互心照不宣,基本上控制了编辑部。

1943年秋,杨培新撤出恩施,推荐杜巴接编副刊。杜巴与夏晨中密切合作,开展进步宣传,还选拔了秦敢、胡天风、尹本栋、张明一等充实了编辑部的革命力量。后来这些行动引起了反共顽固派对夏晨中的怀疑,在万耀煌接任湖北省主席、《新湖北日报》易人之时,杜巴、夏晨中等先后离开恩施。1945年5月6日,进步青年万志先接编《新湖北日报》副刊。

共产党员韩劲风,原是《襄樊日报》主编,到恩施后主编《鹦鹉洲》(《武汉日报》副刊),这样,《武汉日报》也基本上有了共产党的舆论阵地。以后进步青年张兆麟、晏明先后主编《鹦鹉洲》。这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在两报站稳脚跟的同时,在报社外广交朋友,发现、培养、组织进步作者投入笔战,其中一批人成为两报副刊的主力作者和编者。后来抗战演剧六队的队长、副队长和部分演职员也成为两报副刊的基本作者队伍,使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副刊,成为共产党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和宣传抗日的特殊阵地。

在恩施,党利用两报副刊反映人民的呼声,抑制反共宣传,坚持“团结、进步、抗战”方针,在新闻战线上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由方家坝集中营炮制的大量反共文章和《脱离共产党声明》,不断送往两报副刊,强令刊登。《武汉日报》内的进步势力,以“影响经济收入”为借口拒绝刊登。《新湖北日报》是省府机关报,陈诚的御用工具,不得不敷衍刊登和开辟《战时青年》专栏,杨培新任副刊室主任兼地方通讯室主任之后,同总编夏晨中一起,想方设法扭转报纸的反共方向。对《脱离共产党声明》,先采取有空则登,无空则压,对曾鲁的反共小说、军统特务阮成章的新诗,坚决不发。

通讯室负责管理记者采访和省内外地方通讯,凡记者写的反共剿“匪”战讯和反共新闻,杨培新有权扣压不登。对集中营办的反共的《战时青年》,他们则以文字“低级下流,有损大报风度”的理由停刊,后省政府下令复刊时,他们采取三条对策:一是改旬刊为月刊;二是扣发恶毒攻击共产党的文章,选发晦涩难懂的哲学文章;三是故意把版面搞得杂乱,使读者望而生厌,同时增加内容健康的《青年之页》与之争夺读者。《青年之页》由夏木三编辑,每周一版,登载青年关心的有关述评文章,回答青年读者的问题,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激励青年走革命道路,版面美观大方,深受读者欢迎。《青年之页》自1943年8月到1944年底共出30期,按月平均计,《青年之页》所占版面相当于《战时青年》的6倍。

两报副刊以进攻姿态,运用各种专栏,宣传党的主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新湖北日报》除了《长江》副刊,还增加了《文艺青年》、《新艺术》等专栏,《武汉日报》则增加了《戏剧专页》、《鹦鹉诗刊》等专栏。据不完全统计,《新湖北日报》副刊在1942年发表的进步杂文、评论、诗歌、散文、歌曲、木刻、小说,就有1106篇,杨培新本人平均3天有一稿见报。

何彬、刘一清的牺牲,震动了恩施山城,两报副刊主编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了《碑》、《招魂》、《野花》、《囚徒之歌》等文章,抒发了对敌人的恨和对烈士的爱。也马(李兆民)的《碑》称烈士是“为了真理战斗得最壮烈的人”,“真正的战士,即或有碑也不是人家立的,而是为人类幸福而战斗必然得来的结晶!他们的事业建立在哪里,他们自己的碑也立在哪里……”读者一看就明白是为悼念烈士而作的,从而激起对投降卖国的反共顽固派的仇恨。

秦敢在《囚徒的梦》一诗中写道:“……有那么一个日子/他,不,还有更多的同志/将骑着马吹着口哨/从今天这个罪恶的城市走过/那时候人们看他/用敬爱的目光/那时候满街满巷放爆竹/为了庆祝一个伟大的胜利/那时候/太阳高高/天好蓝呵/马前马后/孩子们拍着手唱着歌/簇拥着他们前行。”“红旗插上高楼/人群涌上街头/歌声鼓声笑声/汇成革命洪流”。

1943年五四前后,两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执政者――“显贵”们不纪念五四进行冷讽热嘲。文中列举20多年来的无数事实,雄辩证明“新文化运动的道路没有错,而且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残余积物,而澎湃前涌。”5月6日的《长江》上,又发表了吕剑(懿名)写的《五四的纪念》,文中明确提出五四“值得纪念”,而且要“迎接新的人类改造的洗礼”,“这不光是和和平平的进化,而是血淋淋的实践及斗争。”作者还大声疾呼:“我们的责任,除了积极抗战及反封建以外,还要积极反对复古,并打倒掩护着复古的人们。”这样激烈的文字,一针见血地触及执政者的痛处,陈诚下令抓捕作者,吕剑在杨培新、抗战演剧六队的掩护下,巧妙地离开恩施。

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是两报副刊宣传的重点。杜巴用费伯笔名发表的《乐谈之一》到《乐谈之七》,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通过杂谈音乐艺术,淋漓尽致地揭露法西斯独裁统治,诉说着人民的爱与恨。文中点了希特勒的名,以影射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并加以抨击。杜巴对站出来为希特勒之流讲话的梁铭芳和魏先生穷追不舍,在报上发表了《讨伐“无声音乐”的两副嘴脸》和《唐?吉诃德的悲哀》两文,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笔战,梁、魏二人再也不敢在报上露面。

此外,还有肖萸的《汉奸》、童仲萸的《敌寇总崩溃的前奏曲》、《完成了歼灭日寇的阵营》、杨培新的《痛打落水狗》等,均对汉奸、卖国贼和日寇的罪行予以痛快淋漓的谴责。

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而恩施山区的劳苦大众尤甚。两报副刊运用各种文艺形式的犀利笔锋,揭露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饿殍遍地的情景。夏木三用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长青叔的死》,发表在《新湖北日报》副刊《文艺青年》上,这首诗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长青叔从生到死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惨景,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必须砸碎封建锁链,推翻三座大山”。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黎少岑虽失掉组织联系,仍然为党的事业进行合法斗争。他在《年关》中写道,国统区和日伪区的人们同样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沦陷区“米涨到三十块钱一斗,油涨到十七块钱一斤,加上还要奉养外婆”,“八十几的六十几的”,“留在乌烟瘴气、朝不保夕的地方”。恩施的年关怎样呢?“小孩子哭得很惨”,“我想明天一定买一块钱的豆腐,摸摸口袋,空空如也。小孩依然在哭……”逸晖(廖杏轩)的小说《幢憬》也刻划了穷孩子铃儿的不幸遭遇,说明“儿童节不是野孩子的”。结尾反复问“好日子什么时候来啊!”反映儿童渴望着美好的未来。教育学院学生王业玮在两报副刊主编帮助下逐步成长起来。他从1941年起,用仆仃、白辛、忠厚、钟流等不同笔名,为两报副刊投稿,一直到抗战胜利。他在《远方城》一文中为憨厚、勤劳的恩施人民呐喊:“嗅不到盐的味道,嗅不到大米的香气,”“不能高唱一支响亮的歌,不能晒一次好的太阳……”作者以“梦”来表达自己的向往:“我作了一个梦,久久不能忘怀的梦”,“没有乞丐,没有妓女,连一个警察都没有……”

在恩施大山区,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文化封锁,禁止桂林、重庆等地发行的进步书刊传入。为打破封锁,杨培新、韩劲风、张兆麟等运用《文萃》、《集纳之页》、《星期集纳》,转载茅盾、郭沫若、焦菊隐、冰心、端木良、蕻以群、金仲华等人的剧本和文章,连苏共党员爱伦堡等人的作品也被转载。

《湖北论坛》是1944年由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省政府委员、计划委员会委员中的早期共产党人胡伊默、李伯刚、夏石龙和爱国民主人士贺有年、胡忠民、周杰等发起创办的。胡伊默任总编辑,后由贺有年接任,先后邀约论坛社员30人,他们一贯追随严立三、石瑛、张难先,拥护国共合作,一直同董必武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商讨地方建设,故称“论坛派”。编印发行《湖北论坛》一卷12期,刊载论文、时事评论、时论选译、时事综述等栏目共200多篇文章,独具民主特色,颇得读者称颂和社会的肯定。贺有年发表的《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展望》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帝,建立中华民国,到今天还在高喊着实现民主,而民主并没有降临!”在《一举两得的停战令》一文中揭露“和平谈判将成为拖延时日的手段,政府的高级将领以及右翼法西斯因新近在华北的成功而兴高采烈,参谋总长陈诚再度受到公众的密切注意,而且他已经对共产党发出了挑战……”批评陈诚“弹出了不谐和的、好战的调子。”文章讽刺陈诚说:“一下子把共军完全击溃,很明显地是件不可能的事,至于消灭共产党,更不用谈了。”贺有年还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强大的原因“大部分得之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与夫经济的混乱’……”

《监察权在湘鄂》一文的作者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说“官吏玩法的太多,监不胜监,查不胜查,侦察证据确不容易;任凭你弹劾科举的内容怎样确实严重,而结果却很轻松;今天的政治,不讲法只讲关系,地位高贵的人物,关系当然繁奥,不好问罪。况且杀人并不能杀死,徒徒(然)落得一双血手,就是包龙图生在今天,恐怕也要考虑了;因此,只好拍拍苍蝇,点缀点缀。见了老虎便车身,装做没有看到。结果做主席的还是做主席,做厅处长的还是做厅处长,他们心里异口同声,包龙图其奈我何!”

《湖北论坛》社以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积极的批判态度,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中国共产党和劳苦人民则给予无限的同情和毫不掩饰的赞扬,它伸张正义,针砭时弊,爱憎分明,在抗战后期的舆论战线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

抗战演剧六队(简称抗六队)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诞生、成长起来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其前身是救亡演剧八队,1937年9月在上海成立,队长刘斐章为中共党员,队员18人。根据党关于“保存团体,争取工作,广交朋友,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于1941年冬经长沙、川东南来到恩施。当时恩施不仅政治气候恶劣,文艺舞台上也是一片沉闷、乌烟瘴气,上演的都是《野玫瑰》、《黑字二十八》等淫秽剧目。如《野玫瑰》把与日伪暗中勾搭的女特务吹捧为“英雄”,而在当时没有人加以抵制和抨击。抗六队到恩施后,一扫压抑沉闷的恩施舞台,排演了大批进步剧目。

抗六队的负责人不惧高压,不怕艰苦,秘密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文艺为广大工农群众、为团结抗战、挽救民族危亡服务。每上演一个剧目,都严格把关,“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进步的、向上的、道德的”,“使观众受到教益和鼓舞,绝不演坏戏,不用低级、淫秽、反动的内容去毒害、玩弄和欺骗观众”。副队长杜巴在两报上发表文章,公开宣传抗六队的演剧方针。

抗六队一到恩施就公演革命现代剧《烟苇港》、《国家至上》等,连演数日,场场暴满。两报副刊还辟了《戏剧专页》,常以整版篇幅发表抗六队队长文章、演员体会、演出活动以及有关木刻画等。有了两报副刊的支持,抗六队很快在恩施的舞台上站住了脚。

1942年4月,在恩施首次上演共产党员、名剧作家夏衍的多幕剧《一年间》(又名《为国忘家》),九天九场,场场暴满。

1942年7至8月,为配合抗战宣传,抗六队上演了自己创作的《胜利前奏曲》、《心防》等爱国戏剧,一系列演出有力地冲击了弥漫在恩施山城的反动政治空气。两报副刊为支持他们的演出,出专页、专辑,发消息,登广告,刊载大量剧评,借以宣传抗日救亡,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心防》演出时,当时在恩施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头面人物,都成为《心防》演出委员会的委员。

抗六队在近两年时间内,共上演了夏衍的《心防》,老舍、宋之的《国家至上》,陈白尘的《未婚夫妻》,阿英的反映南明历史借古喻今的《碧血花》等20多个剧目。

在此期间发生了李虹因特务迫害而自杀的事件。

李虹,又名李登瀛,贵阳人,中共党员。1940年8月4日在长沙参加抗六队,在爱国戏剧《郑成功》中的成功表演而出名。因叛徒出卖,来恩施途中在黔江被捕。抗六队到恩施后借演出《碧血花》力保李虹出狱,但特务强迫他出狱后负责监视和密报抗六队与其他进步人士的活动。李虹不甘受特务控制,又无法摆脱特务的纠缠,于1942年12月11日,在饭厅用道具手枪自杀,用生命向国民党顽固派表示了最后的抗议。他的自杀,震惊恩施各界,激起对特务统治的强烈不满。而特务组织为掩盖他们迫害李虹的罪行,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反咬一口,扬言要在抗六队捉拿凶手,以此为借口清查抗六队里的共产党组织。为揭露敌人的阴谋,抗六队同两报副刊紧密配合,争取恩施高层人士施亮东(方白)和湖北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石倍嘉、知名人士夏康农等参加文艺新闻界聚会,在会上发布追悼李虹启事,在《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连续刊登,大造舆论,大量报导文章都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对李虹遭受国民党特务机关迫害致死的痛惜和愤慨。1942年12月21日在抗六队住地张家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伸张正义,有力地反击了反共顽固派的阴谋活动,同时也显示了共产党员团结、依靠各方进步力量的强大。

抗六队的演出轰动恩施,《武汉日报》副刊《戏剧专页》发表的《浪花》一文写道:“……抗战六队来到了这山城,仿佛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块巨石,激起美丽的浪花,而震动了人们的心怀,‘希望来了’……”许多观众请演员签名留念,密集在恩施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反共文人、特务,明知抗六队是周恩来领导下组建的,队中必定有中共党员的活动,但在观众一片叫好声中,也不敢加以搜捕。在恩施期间,抗六队还先后去利川、建始以及宜昌前线等11个县市的17个集镇,上演37个剧目,161场,观众达118800人次。抗六队在恩施成为连结党和群众心灵的桥梁,同时也成为培养革命文艺战士的学校。她作为国统区的一小块红色天地,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先后多次掩护过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被敌特追捕的革命志士,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中共党员李昌伦、王维章秘密组织的进步群众团体――中国姊妹团,1943年5月在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恩施舞阳坝招待所成立,李昌伦时任湖北民政厅视察员、省政府参事,王维章是省建设厅工程师。中国姊妹团的成立大会以青年聚餐名义进行,除李、王二人外,另有4名进步青年。会议确定中国姊妹团以中共抗日救亡纲领为宗旨,主张民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封建,反对独裁,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任务是广交朋友,互相联谊;行动原则是分散活动,个别联系;运用的策略是团结下层,利用中层,分化打击上层,加深国民党内部斗争;发展对象是中学以上的进步学生、中小学教员,国民党政府低级公务人员。前后发展团员100多人,受其影响的青年达数百人。

姊妹团发动自己的成员无情地揭露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坛内部种种丑闻,促成和加深了省、县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离间第六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民政厅长、反共头目朱怀冰等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内部矛盾斗争。领导青年学生进行反封建、反压迫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革除一批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反共反人民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分团干事长等,有的判刑,有的处死,并在报纸上公布。姊妹团的活动对湖北省政府当局震动很大。他们还用算帐的办法揭露国民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种种欺骗伎俩,秘密发动团员捣毁湖北省团部的反共报刊《楚风周报》社,鼓励其成员及周围的青年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广泛宣传《新华日报》所载延安的情况。在抗战即将胜利,国民党号召10万知识青年从军以对付共产党时,姊妹团成员纷纷出动,劝阻青年从军打内战。

1945年8月,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恩施警察局长吴顺乾调查李昌伦的活动,诬蔑姊妹团是李想升官发财、互相吹捧的“小集团”、“十人团”,又说它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三青团湖北支团部书记、恩施警备区指挥官刘先云,到处散布李昌伦是“反动分子”,有“共党嫌疑”,并派阮成章多次盘查、追问,李昌伦被迫转移。姊妹团后转武汉继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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