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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历史第一卷(二)

发布时间:2014-11-13 16:47 编辑:州史志办

第二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恩施的武装起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恩施地区的形势

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的国民党彻底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一个彻底背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反共、反人民的政党。他们在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倾轧、争斗的同时,在城市依靠买办资产阶级,在农村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加强对工农群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他们在确定一党专政政治体制的同时,强化反革命军事力量,把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恩施,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政治基础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勾结军阀残余势力,利用手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对人民群众实行残酷的榨取和掠夺。地方国民党官吏和豪绅地主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公开勒索,增设名目繁多的赋税,利用灾荒放高利贷以及贪污、投机倒把等等,使本来因军阀混战、天灾人祸而萎缩的经济更加凋敝,使本来就已经贫苦不堪的劳动人民被套上沉重的枷锁。更有甚者,他们以“清共”为名,残酷迫害和镇压参加过农民运动的群众,查禁农民协会,通缉和追捕、屠杀领导农运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骨干,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被迫转入低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中共湖北省委派出370多名干部分赴各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恢复发展党组织,准备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10月,胡楚藩、杨维藩、黄大鹏、黄子全、何世雄、郑乐泉、金裕汉、徐锡如等人回到施鹤,开始新的斗争,党的活动的重心向农村转移。

鹤峰党组织负责人徐锡如转移到燕子坪,以走亲戚为名联系一批乡村教师,秘密发展党员,准备武装暴动。

咸丰县党部被捣毁后,县长蒋菽藩被废黜,秦国达继任县长。他一到任就四处捕人,叶达仁被监禁,其余党员四散隐蔽。秦国达叫嚷要逮捕黄兴武,黄在城内已无法立足,转移到家乡龙潭司活动。龙潭司交通闭塞,离县城较远,居住的百多户人家,多数是黄、田二姓,宗族势力较强,豪绅地主势力相对薄弱。黄兴武在这里受到亲族的保护。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走乡串户,深入群众,反复向农民宣传:“土豪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几;穷人是多数,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能打倒土豪劣绅”。在他的努力下,龙潭司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为即将开展的武装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张华甫离开巴东县城后,到江北农村开展革命活动。结业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谭大玉、谭晓堂也于同期回到巴东,同张华甫一起活动。1927年冬,张华甫、黄大鹏等建立中共巴东特支,并在江北农村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着手准备巴东武装暴动。

在来凤,向卓安控制了政权并与土匪李竹武、田步云相勾结,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县内一片白色恐怖。幸存的农民自卫军领导人吴郅堂、吴孝烈被迫逃到湖南龙山包家垄,易海清则隐蔽在龙山镇南坝,农民协会负责人田茂和转移咸丰,当这些隐蔽转移的同志得知张昌岐被捕的消息后,曾组织队伍伏击向卓安匪部,易海清亲手砍杀30多个匪兵,终因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张昌岐牺牲后,田茂和、吴郅堂曾派人去咸丰,召集李子元、吴孝烈、吴玉林、易海清在包家垄开会,研究恢复农民自卫军的活动问题。决定由易海清、李子元二人去争取龙山团防陈虎强,吴玉林、吴孝烈等人去咸丰,同田茂和会合,组织革命武装,然后分两路南北夹击,打回来凤县城。李子元为争取力量,写信给田步云,希望他配合行动。已经“反水”的田步云立即密告向卓安。10月14日,向卓安派人在宣恩李家河逮捕吴玉林、吴孝烈、李子元,押回来凤县城。12月23日,吴玉林、吴孝烈被杀害于来凤县城西门外。同时,李竹武买通陈虎强,将正在陈部活动的吴郅堂杀于龙山鸡公寨。易海清逃脱,带10余人转移到来凤、宣恩边境坚持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恩施的党员和大革命时期农运骨干几乎全部转移到农村。他们重新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认真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按照中央有关指示和八七会议决议精神,开始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暴动的斗争。

二、恩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通过《关于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决定把领导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

1927年8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决议,及时制定《湖北秋收暴动计划》。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领导农民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引起乡间极大骚动,抗税抗捐,以动摇武汉统治,使其不能顺利压迫革命。进一步武装农民,抗租抗粮,实行全省大暴动,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准备推翻武汉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建立农民协会政权”。省委将全省划为鄂东、鄂北、鄂南、鄂中、鄂西等7个暴动区域,设7个特委。鄂西区辖宜昌地区10个县和恩施8个县。9月,省委将鄂西区、江陵区合并组成鄂西特委,辖22个县。

1927年10月,中共鄂西特委在宜昌召开党团联席会议。施鹤籍共产党员杨维藩、金裕汉、黄子全途经宜昌时出席会议。会上,鄂西特委联系实际讨论了施鹤地区秋收暴动问题。省委在秋收暴动计划中指出:来凤可掌握的武装200余人,鹤峰王文轩部300余人枪可争取,秋暴计划还规定“鄂西暴动由松滋向施鹤发展”。鉴于恩施、鹤峰等7个县(简称“施鹤地区”)地处边陲,交通不便,鄂西特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特委下“可酌量组织特别委员会分会”①的指示精神,决定派杨维藩、黄子全、金裕汉3人回施鹤,组织建立中共施鹤临时特委,发动领导七县(除巴东)农民暴动,临时特委受鄂西特委指导。

杨维藩等人回到恩施后,首先在恩施共产党员郑廉家里开会,讨论贯彻鄂西党团联席会议精神,决定采取分头个别串联的方法,联络各县党团员,并委派郑廉、何世雄到来凤建立党团组织。

1927年12月底,施鹤七县的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代表,秘密汇集咸丰县龙潭司,举行党团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凤的杨维藩,恩施的郑廉、金裕汉,建始的聂维祯、张学敏,利川的陈世松,宣恩的石明成,鹤峰的徐锡如,咸丰的黄兴武、黄子全等。会上正式建立第一个地区性党组织――中共施鹤地区临时特别委员会,杨维藩任临时特委书记,委员杨维藩、金裕汉、黄子全、匡超然、聂维祯、黄兴武。特委辖咸丰、建始两个县委及鹤峰特支,党员近100人。

此次党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农民暴动为临时特委当前的中心工作。临时特委和咸丰县委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施鹤农民武装,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建立苏维埃,实行分土地”等口号,在较短时间内即动员土家族、苗族及汉族农民群众1200余人参加土地革命活动。咸丰龙潭司、青岗岭一带,凡是贫苦的中青年农民几乎都参加了。

1928年1月29日,施鹤农民武装总队正式成立。总队有青壮年300余人,配有土炮1门,土枪30余支,其余为刀矛。黄子全任总队长,杨维藩任党代表。下设4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颜昌署,第二大队长官克成,第三大队长汤礼纯,第四大队长汤礼珊。同时,各级群众组织相继建立。2月7日,成立施鹤青年协进社,郑廉任社长,黄兴武任副社长。2月20日,成立咸丰县共产主义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黄子全兼任共青团书记,黄德隆任农民协会主席,张月英任妇女协会主任,周远钊任少先队队长。

1927年冬,巴东籍共产党员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陈宗培等,根据鄂西特委指示,建立中共巴东特支,为武装暴动进行组织准备。主要成员分别到江北农村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2月,建立西陵党小组,1928年初发展为党支部。特支建立后,认真贯彻落实八七会议和省委秋暴精神,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积极进行争取和改造神兵的工作,在改造神兵、组织武装暴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为创建巴归兴苏区奠定了干部基础。

1927年12月,建始县共产党员聂维祯,作为建始党代表出席咸丰龙潭司鄂西七县党团干部联席会议。聂维祯按照施鹤临时特委的指示,回到建始积极筹建县委,准备武装斗争。参加县委的名单,经推选确定后,用五棓子水密写报送宜昌鄂西特委批准,于1928年2月正式建立中共建始县委员会,书记聂维祯(聂冬青),组织部长聂维尧(聂仲尧),宣传部长胡楚藩,农民部长余中镇,妇女部长唐玉清(女)。县委机关设在铜鼓包聂维祯家。

1928年2月,黄子全从咸丰龙潭司到来凤传达特委指示,建立组织,准备暴动。不久在城郊土堡偏坡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来凤县支部,何世雄任书记。

三、龙潭司武装暴动

1928年2月下旬,施鹤临时特委开会,贯彻两湖省委关于“年关暴动”的指示,决定农民武装总队马上起义。由于武装力量单薄,3月初,杨维藩、黄子全分别到黑洞(今黄金洞)、宣恩晓关两地,请当地神兵头目王锡九、乾善统派神兵协助行动,约定6日起事。施鹤临时特委还确定位于恩施、利川、宣恩边界的咸丰龙潭司为暴动中心地点,因为该地是黄兴武家乡,党的活动早,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3月6日,农民武装总队300余人,汇集龙潭司庙前誓师。总队长黄子全鼓励大家奋勇当先,打进咸丰城,建立苏维埃。他宣布没收地主黄明鼎(黄子全三叔)、周远奎的粮食和财产,没收无边寺的全部田地和财产。会后农民武装总队打着三面战旗:一面绣镰刀锤子,一面绣犁铧,一面绣“青年协进社”五个大字,扛着土炮,背着土枪、大刀,高唱“要吃饭,要穿衣,大家起来打主意,快快都团结,加入CCP,建设苏维埃,实行分土地,打倒土豪劣绅,才得享安逸”,浩浩荡荡开过龙潭河,驻扎在无边寺、青岗岭一带,等候宣恩乾善统神兵、黑洞王锡九神兵,一起攻打咸丰县城。

龙潭司暴动引起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惧。县长秦国达立即调集邓仲礼、冉彩平、李可瑞、颜希之4个团,又通过颜希之收买龙坪神兵头目陆耀弟,共1000余兵力集结老里坝,挡住农民军去路。他一面以大军压境,一面派何天义、何天榜(黄兴武与二人为郎舅关系)劝说黄兴武、黄子全解散武装,被黄兴武、黄子全斩钉截铁地拒绝。

秦国达见劝说无望,随即兵分三路向农民武装总队扑来。他以李可瑞的团防为左翼,从龙坪出发,沿打帽山攻无边寺;以陆耀弟的神兵和颜希之的团防为前锋,从广四沟出发打头阵;秦国达亲率官兵为右翼,从老里坝出发,翻猴子槽,经穴场、眼睛田攻青岗岭,1000多官兵对革命军形成三面包抄之势。

此时,乾善统和王锡九的神兵都没有应约赶到,农民军被迫孤军应战。黄子全在无边寺命令土炮手黄明选用土炮轰击跑在最前面的陆耀弟神兵,这100余名神兵自恃神佑,毫无顾忌。农民军避开锋芒,一起赶到穴场附近,堵击秦国达的官兵。秦国达率部退到山堡上,又被革命军团团围住。从正面进攻的颜希之,是秦国达的老部下,得到秦国达被围困的消息,带人增援,突破农民军的包围,各路官兵乘机追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农民军失利。

秦国达纵火焚烧了无边寺,又赶到龙潭司,焚烧黄兴武、黄子全的房屋,抢走肥猪400多头、耕牛180多头。杨维藩、黄子全收集30余名暴动骨干,撤到咸、宣边境一带游击。

龙潭司武装暴动失败后,施鹤各县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3月13日晚,来凤县长盛况勋命令清乡队逮捕郑廉(郑乐泉),随即将郑廉杀害于城西门外。14日一早,何世雄被捕入狱,共青团来凤县支部被破坏。支部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易海清等同土匪向卓安战于岩板铺,失败后溃散,易海清带领一班人继续隐蔽在马鬃岭一带。在鹤峰,反动派下令逮捕徐锡如,徐被迫转入农村隐蔽,在燕子坪发展邓中义、唐树勋、罗祝庆、朱西元4名党员。

龙潭司武装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但主观上的原因也很明显。首先,临时特委始建不久,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在指导思想上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形势的险恶,盲目地提出“打咸丰”、“打恩施”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暴动力量的储备方面,由临时特委所控制的武装力量甚为薄弱,且缺乏军事训练,缺乏武器和实战经验,把胜利的希望过大的寄托在神兵身上,而争取神兵的工作又做得不扎实,没有派人直接打进去,控制其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以致暴动拉开战幕,神兵迟迟未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龙潭司暴动及恩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揭开了党在施鹤地区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干部,发动了群众,为以后红四军创造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四、巴东武装起义

1927年冬,根据鄂西特委指示,中共巴东特支建立。特支建立后,认真贯彻落实八七会议和省委秋暴精神,积极开展争取和改造神兵的工作,为创建巴归兴苏区奠定了干部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川军头目贺森权与马湘、郑顺、明祖德(本名卓越高)、刘汉遗等结伙窜扰巴东,占领县城及附近江岸。他们沿江设关堵卡,拦劫行船,勒索“俸税”,随时入城骚扰,下乡奸掳烧杀,人民无不切齿,被群众称为“棒匪”。为抵御他们的侵扰,群众自发组织神兵以自卫。

是时,河南、四川的大道会、双刀会、红枪会、黄带会、乌鸦会等会道门组织传到巴东。河南马昌贵、兴山刘子泉、保康李从辉等人来到巴东,发展“道友”,传授“符法”。

为组织武装暴动力量,巴东特支根据湖北省委“对神兵等农民武装组织,可以受我们指挥者,应派同志去做党的政治工作”的指示,制定了改造、利用神兵组织,发展武装力量的工作方针。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等陆续派人加入巴东、兴山等县的神兵中,掌握神兵领导权――黄大鹏任五道垭大道会代表,张明良(张华甫胞弟)任甘坪大道会代表,宋文盛任平川坝大道会代表,谭绍武、谭联科任牛峒红枪会代表和队长。他们在神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下层神兵的阶级觉悟,在神兵中发展党组织,揭露地主豪绅剥削压迫贫苦农民的罪行,宣传抗捐、抗税、抗租,很快在甘坪、平阳坝、牛峒等地,掌握神兵2000余人。

1928年初,国民党南京政府军队魏益三部驻宜昌,派高安圻(高元藩)充任巴东县长。高安圻到任后,随即和土豪劣绅、团防武装串通一气,以筹措军饷为名,强行在全县征收20万银元,引起全县民怨沸腾。巴东特支抓住这个时机,根据群众情绪和要求,广泛宣传和动员,明确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等口号,引导群众由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

2月9日,黄大鹏利用自己结婚的时机,密约巴东、兴山、秭归3县部分共产党员到他家商讨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会上汇报和研究了发展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秋暴决议以及改造神兵等问题。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巴东革命基础较好,江北一带的神兵已在党组织领导之下,决定趁国民党新任县长高安圻上任之际,发动神兵举行暴动。会后,主要骨干分别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教育群众和神兵,明确“只有自己奋斗是唯一的力量”,“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唯一的出路”。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特支决定3月中旬举行夺取县城的武装暴动,并确定暴动由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陈宗培具体策划,统一指挥。

3月17日,牛峒、甘坪、平阳坝、三下湾、舒家槽等地的精悍神兵300余人汇集到两河口,由张华甫进行动员,要求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保守秘密、行动迅速。随后,身佩佛带、手持长矛大刀的神兵队伍,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经东瀼口渡过长江。为迷惑对方,张华甫派人给高安圻送去一封信,佯称江北神兵去后乡传道、打土匪,路过县城,天色已晚,需在县城住宿一夜。当时县城防守力量薄弱,正惧后乡棒匪进攻,县长高安圻同意神兵队伍进城住宿。

神兵队伍在信陵小学驻扎下来后,张华甫、黄大鹏、陈宗培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战斗部署和行动方案。决定兵分三路,半夜同时行动,第一路由张华甫、陈宗培带领攻击县衙;第二路由黄大鹏带领,围攻邮政局;第三路由廖景坤带领,肃清城内土豪劣绅。时至半夜,万籁俱寂,三路神兵悄悄离开信陵小学,分头行动。第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摸掉哨兵,冲进县衙,直插县大堂后院,将正在打麻将的高安圻、王行之、陈祖庆等人杀死,缴获铜质县印;第二路神兵包围邮政局,杀死邮政局长兼警察局副局长黄尚清;第三路杀了团总马哲生。三路神兵共处决高安圻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7人,神兵无一伤亡。巴东暴动拉开了巴归兴苏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第二天清晨,暴动队伍上街游行、贴标语、高呼革命口号。当天成立临时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宋一陶代理委员长。临时人民委员会公布了高安圻等人的罪行,告示商人正常营业。为了宣传暴动胜利的消息,联络更多的神兵支持新生的政权,领导暴动的骨干分头到各地活动。3月20日,在城关召开群众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张华甫当选为委员长,宋一陶任副委员长,廖景坤任秘书。人民委员会下设六股一局,司法股长黄亚光、许积善;财政股长黄大鹏、张家正;军事股长陈宗培、谭儒念;宣传股长宋一陶、武道生;建设股长黄中立;教育股长宋蓝田;官渡口盐局局长黄大泮。

人民委员会成立后,宣布保护长江航运和商人正常营业,废除盐税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广泛联络神兵,宣传武装暴动的意义,争取群众和神兵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生活待遇上,官兵一样。并从参加暴动的神兵中挑选出100多人、长短枪80余支,由许彬芳、朱先模、舒启佑率领,驻守县城。

“杀官夺印”武装暴动的胜利和巴东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成立,使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人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1928年5月10日,陈茨庵致中央的信中说:“整个施鹤”,“闹得厉害的只有巴东、咸丰两县,这两县占领县城数次”,“巴东有同志,并有斗争,曾成立苏维埃”。①巴东武装暴动的胜利,是巴东特支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胜利,是改造、利用神兵的成功范例,为创建巴归兴苏区的革命武装打下了基础。

巴东武装暴动的胜利,震惊了反动当局,声称“最近巴东县城被神兵占据,将县长高安圻及署中人员皆行杀毙,闻此股神兵首领,即系共党领袖。长此以往,若不设法解散,则黄巾赤眉,不难再见”。②即令“鄂西清乡军”独立第五师从宜昌开往巴东,镇压新生的人民政权。巴东县保卫团副团长张家彩(张家威)闻讯,纠集火峰、长峰、平阳、清坪、近圣、南坪、思阳等地的团防头子薛永才、李玕珵、谭先开等人带领团防武装和他们控制的神兵共2000余人,从马鹿池、西瀼口、金子山等地向县城扑来,企图在独立第五师来到之前将人民委员会扼杀。

县人民委员会得知重兵夹击的消息,考虑到敌众我寡,坚守孤城不利,遂将人民委员会机关和守城神兵向江北农村转移。张家彩所带团防进至县城附近,鸣枪逞威,将在官渡口的黄大泮捕捉并杀害。人委机关和神兵分三路乘船渡江,团防先头分队追至江边,神枪手谭儒念连发三枪毙敌3人,追兵退入城内。张家彩见人民委员会撤过长江,想抢头功已成泡影,于是使出“谈和”的花招,向江北喊话,请张华甫、黄大鹏等人过来谈判。

宋一陶自恃与张家彩是同学,贸然提出与其“谈和”,张华甫、黄大鹏等人力劝无效。宋坚持与许彬芳过江,上岸即被缴械关押。是年6月,二人被张家彩杀害于县城陈家码头。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和神兵队伍分别驻江北东瀼口、镇江寺、荒口子一带,与县团防武装形成隔江对峙局面。

5月,团防队联合国民党正规军第五师一个团来攻。革命武装转移到江北的牛峒、甘坪、平阳坝、肖家垭子等地,同敌人多次激战,毙敌副团长以下百余人,缴枪80余支。因多日苦战,自己伤亡较大,未能击退敌人,各据点相继失守,负责人张华甫与部队失去联系。

至此,坚持三个多月的巴东武装起义失败。但这次武装起义鼓舞了巴东革命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其中大批起义骨干分赴巴归兴各地继续坚持斗争。

五、中共建始县委领导的革命斗争

中共建始县委成立后,根据施鹤临时特委的决定,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县委书记聂维祯率党员吕启元、段静波在“仁”字区杉木梁子组建70余人的农民武装。又派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城关支部书记黄开沿打入县团防大队当教练,掌握县团防武装力量。同时派国民党左派、原县党部筹备处委员田见龙打入敌军,逐步掌握武装。次年,田见龙担任恩(施)建(始)巴(东)三县联防团团长。

1928年7月,吕启元在“恭”字区联络神兵时,被“恭”字区团总何佩英杀害于长梁子街头。不久,在县团防大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城关支部书记黄开沿身份暴露,于1928年8月被县团防大队长刘玉笙逮捕杀害,牺牲时仅24岁。之后,杉木梁子农民武装因成分不纯,发生内乱,党员段静波被杀害。至此,城关支部全部被破坏。

聂维尧打入铜鼓包团防队,不久担任队长。县委在初步掌握武装后,通过打土豪分浮财,初步满足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底,贺龙率红四军转战施鹤各县,沿途打击敌人,收编神兵,扩大队伍。12月24日攻占建始县城,击毙县长陆祖贽后,得知川军派两个团来围攻,便撤离建始县城。在向建始官店、鹤峰邬阳边界山区转移的同时,贺龙派龙潭司暴动失败后跟随他的咸丰县委书记黄兴武和红四军干部李振去铜鼓包与建始县委联系,准备把建始县委掌握的武装拉出去与红四军会合,壮大红军队伍。黄兴武、李振到铜鼓包与聂维祯接头后,贺龙已转战到桑植、鹤峰一带游击。由于交通不便,黄兴武、李振与贺龙失去联系,随即留在铜鼓包与聂维祯等一道工作。黄、李二人均参加建始县委,任委员。县委成员以教书和小商贩等社会职业作掩护,在川鄂边界的铜鼓包、复兴寺、三观庙、双庙子、枫香树等地,走村串户,兴办小学和农民夜校,发动群众。聂维祯、黄兴武讲课的主要内容是:“要实行新生活,改变农民的旧生活,就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还把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实情编成歌曲,教农民传唱。当时在铜鼓包、复兴寺一带,《国际歌》及反映农民疾苦的《农民歌》等歌曲广为流传。

1930年,铜鼓包一带普降冰雹,田间刚出苗的农作物毁损殆尽,农民心如火焚。县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派聂太和到铜鼓包收缴窝捐税,农民敢怒不敢言。中共建始县委为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组织灾民开展抗捐税斗争。聂维祯、聂维尧、黄兴武等走乡串户,发动农民按约定时间到铜鼓包集会,同聂太和进行说理斗争。集会当天,1000多人手持木棍、扁担、薅锄,从四面八方涌向铜鼓包后街大场坝,将聂太和团团围住。黄兴武在群众中带头呼喊口号。聂维尧担任会场指挥。聂维祯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行。聂太和等仓惶逃走,抗捐税斗争取得胜利。

六、中共施鹤临时特委争取神兵的工作

1928年3月底,施鹤临时特委成员杨维藩、黄兴武、黄子全、金裕汉等,在鹤峰鹤鸣书院召开临时特委扩大会,鹤峰特支负责人徐锡如参加会议。会议检讨了龙潭司暴动失败的教训,研究了下一步工作。临时特委认真分析鄂西神兵的现状,决定依靠党组织,做好争取、改造神兵的工作,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以扭转恩施革命的被动局面,特别是同神兵建立联系,开展争取工作,建立同神兵和其他土著武装的统一战线,并以鹤峰为依托,开辟湘鄂边武装割据斗争。会议决定,临时特委负责人分头去做几县神兵武装和地方团防的工作,并直接打入神兵内部去,掌握其领导权,依靠神兵武装攻取宣恩、鹤峰、利川、建始等县。会议还决定将龙潭司暴动的幸存武装改称施鹤游击大队,由黄子全指挥。杨维藩、黄子全、黄兴武及施鹤游击大队回到咸丰、宣恩边境一带,与乾善统的“联英会”神兵建立统一战线。

5月上旬,杨维藩、黄子全率领施鹤游击大队和神兵“联英会”300多农民武装突袭宣恩县城。县团防大队长曾栋庭率200余人抵抗,被击败后龟缩在宋氏祠堂顽抗,因游击大队武器不如敌军,屡攻不克,转而打县府、烧县衙,杀县长施雨田及其兄施伯琛(县府秘书)等人,撤出县城。接着转移东乡坪一带休整20余日,再转移到高罗板栗园,拟去鹤峰与贺龙工农革命军会合,因湖南敌军周燮卿部“进剿”,遂复回咸丰龙潭司。

与此同时,中共施鹤临时特委委员金裕汉和共产党员刘子壮根据中共施鹤临时特委鹤峰会议精神,前往利川汪家营争取和改造神兵。此时,从武汉返回利川汪家营的共产党员潘季川与金裕汉、刘子壮取得联系。为打开局面,他们决定组织和利用神兵攻打汪家营团防大队长牟植森部,因牟势力强大,神兵溃败,刘子壮牺牲。金裕汉只身逃到宣恩,6月潜回恩施,后前往宜昌。潘季川遭通缉。

5月底,杨维藩只身到黑洞王锡九神兵中活动,取得王锡九的信任,当上“黑洞精灵宫神兵第一军第一路司令”、“督办利川清剿宣抚使”,神号“杨大仙”,带领黑洞神兵常备队50余人,驻扎利川老屋基。黄子全、黄兴武率领施鹤游击大队依然在宣、咸边境一带配合“联英会”神兵活动。

按照临时特委的指示,鹤峰党组织派范松之、吴琛、覃苏、刘植吾等先后打入邬阳关陈连振神兵中活动,开展教育、争取工作,并吸收陈连振的二儿子、神兵大队长陈宗瑜入党,覃苏和刘植吾分别担任了神兵副大队长和参谋,邬阳关神兵基本上为党所掌握。他们以邬阳关为中心,在五县边界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1928年6月在巴东朱家台和建始大荒口两次同建始团防战斗,两战两捷。7月,建始官店区长汪海波、团防刘家渡来犯,神兵穷追猛打,将这支鹤(峰)建(始)巴(东)五(峰)长(阳)边界势力最强大、最凶恶的团防击溃,缴枪10多支。8月中旬,五峰、长阳、建始、巴东和鹤峰县神兵联合攻打孙俊峰。陈连振从长阳请来万提臣,作为神兵联队的总代表,指挥这场战斗。16日,近400名神兵猛攻孙团驻地湾潭,烧其老巢,初战告捷,但是万提臣不幸阵亡。邬阳关神兵头领陈宗元等没有对孙团采取进一步打击措施,也没有及时转移。孙俊峰退守鹿尔庄后,勾结走马坪团防王文轩进行反扑。20日拂晓,孙团包围神兵驻地湾潭城隍庙,一面洒狗血、泼污水,以破神兵法术;一面用土炮轰击庙门,发起冲锋。陈宗元率众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仅少数杀出重围,陈宗元及神兵20余人遇难。

此次惨败,使“神灵保护”、“刀枪不入”的神话彻底破灭,也证明在军阀混战、地方反动武装相对强大的形势下,单纯依靠“平时务农,战时为兵”的方式来反抗团防、军阀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严重的受挫,迫使邬阳关神兵不得不考虑寻求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党的活动促进了邬阳关神兵更趋主动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为后来湘鄂边各地神兵先后投奔和归附红军开创了范例。

邬阳关神兵虽遭受严重挫折,但由于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并及时地集中骨干在凤凰寨总结失败的教训,改变战术,加紧训练,因而这支农民武装不仅没有垮下去,而且战斗力有了加强,接二连三地打退了敌县保安队的进攻。9月21日,打败罗金山保安队,从毛家垭一直追到龚家垭,使官府、团防闻风丧胆。邬阳关神兵队伍进一步扩大,由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200余人,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

1928年8月,中共鄂西特委负责人曹壮父到施鹤各县视察。他在8月17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神兵、同门会、大道会、群英会等,他们在无意识的反对军阀、反对苛杂的目标之下,不断的行动起来。可是他们的阶级意识模糊,容易为狡黠的豪绅所利用(上述几种组织中以群英会较进步,我们已有同志能相当的引导)。”①这个报告对争取神兵工作作了初步肯定。在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共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正式提出“对神兵的工作与策略”,决议案明确指出:“总的原则是夺取其群众……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各种方式打入群众中去,把这些群众争取到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转变其原有性质,成为反封建势力的革命组织”。党的这一斗争策略,成为恩施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武装割据以及红军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 红四军的创立及武装斗争

一、工农革命军在桑鹤边界的活动

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于南昌起义南征失败后,辗转抵达上海,向党中央提出在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

1928年1月,湘西北特委成立,郭亮担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后因郭亮另有任务,改由周逸群任书记。1月下旬,湘西北特委领导石首中心县委组织荆江两岸年关武装斗争。由于军事上盲动错误的影响,2月18日指挥部队攻打监利县城受挫。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首焦河山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会后,周逸群、贺龙、贺锦斋、李良耀(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和卢冬生等20多人,根据会议决定,离开湖北石首,经湖南澧县、石门、慈利,于2月29日到达桑植洪家关,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准备起义。贺龙旗帜鲜明地向亲友和部属宣传共产党关于武装暴动、打倒新军阀统治的方针,号召亲属和部属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干革命。周逸群也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经过10多天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集中了一支拥有3000余人、700余支枪的队伍。3月下旬,湘西北特委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司令,贺锦斋为师长,下辖两个团,由贺桂如和李云清分任团长。从此开始了湘鄂边地区的武装割据斗争。

此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宁汉战争”宣告结束。湖南政局比较混乱,政府尚无力加强对湘西边远地区的严密控制,桑植县城仅有反动团总张东轩带着100多团丁踞守。4月2日,湘西北特委领导工农革命军起义,进攻县城。团防队慑于贺龙和工农革命军的声威,闻风逃窜。特委和工农革命军进驻县城后,建立县革命政权,组织以李良耀为书记的中共桑植县委,四处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革命军的出师宗旨,桑植城乡一片欢腾。

桑植武装起义和县革命政权的建立,拉开了湘鄂边区武装割据的序幕。工农革命军的建立,使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迅速调兵遣将,四面扑来。1928年4月,趁工农革命军立足未稳,国民党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和陈渠珍部两个团分别向桑植城和洪家关发起进攻。革命军迎敌于梨树垭一线,未能歼敌,桑植城及洪家关失守。继而在苦竹坪激战失利,队伍大部失散,余部撤到桑鹤边界。贺龙到白果垭邓仁山谷德桃夫妇家隐蔽,由于叛徒向敌人告密,并带领敌军偷袭贺龙等人的住地,邓仁山为掩护贺龙转移,壮烈牺牲。工农革命军遭此突然袭击,大部溃散,贺龙与周逸群失去联系。周逸群转移到石首、沙市一带,组织鄂西特委,继续领导荆江两岸的武装斗争。贺龙、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等人退守鹤峰红土坪,收集失散部队。

红土坪是个偏僻山村,离鹤峰县城和桑植县城都有150多华里,这里地形复杂,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贺龙等在红土坪总结工农革命军军事失利的教训,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队伍刚刚组建,立足未稳,特别是由旧武装组合起来的队伍,未经改造,战斗力不强,而且临战前主要领导人赴桑鹤边筹集粮饷、弹药,只有贺锦斋等少数人员指挥作战,故难以抵御强敌的攻击。为了坚持斗争,贺龙决定派贺锦斋、王炳南等人回桑植收集失散部队,派李良耀前去同鹤峰党组织取得联系,贺英、谷德桃负责安置伤病员和家属老小,贺龙、卢冬生等人到鹤峰走马坪、梅坪、阳河、芭蕉河、慈利的官地坪,利用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扩大队伍,相机再起。

1928年4月底,李良耀在鹤峰县城与徐锡如领导的鹤峰党组织接上关系。接着,徐锡如、范松之和李良耀到红土坪向贺龙汇报鹤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贺龙要求鹤峰党组织进一步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发展农民运动,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对邬阳关神兵的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派李良耀到鹤峰协助徐锡如工作。

5月,贺龙、卢冬生等人先后到鹤峰走马坪和慈利官地坪,利用旧部、朋友关系,找王文轩、罗贵福、于章如、谷岸桥、向虞卿等人,筹措到一批枪支、弹药和银元,解决工农革命军的部分困难。贺龙、卢冬生等在走马坪罗贵福家中同旧部鹤峰南关总公所所长王文轩进行秘密联系时,国民党军李晓炎部一个营到走马坪清剿工农革命军,悬赏一万大洋捉拿贺龙,并行文给南关总公所,误将走马坪写成跑马坪,“贺龙现在跑马坪活动”。王文轩虽然已对革命产生怀疑、动摇,但慑于贺龙的威望,未敢暴露,以“这里没有跑马坪,也没有贺龙”为由,将其骗走。

6月初,工农革命军在桑鹤边界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游击战争,在红土坪等地集中400多人。贺龙探知国民党四十三军龙毓仁旅西撤,率军南下桑植,在小埠头伏击其后卫,歼敌100多人,缴枪100多支,以及一批弹药、银元。小埠头之役,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打败国民党正规军,部队士气大振。6月20日,贺龙率部直闯樵子垭区公所,处决区长张善卿,随即收复洪家关。贺龙旧部贺炳南、文南甫等率部参加革命,工农革命军再度增至1500多人。

在工农革命军再起的过程中,反动统治势力内各派关系暂时稳定,遂倾全力“清乡”、“围剿”。1928年4月27日湖南省清乡督办署成立,以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程潜兼督办,何键任会办,将全省划分为11个区,每区配置兵力约一师;各县设“清乡委员会”。大办挨户团,县设挨户团总局,各区、乡、镇设分局;强迫居民中的壮丁组成守望队,挑选地主豪绅中的骨干人员组成常备队,每县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投入“清乡”。后督办署重划“清乡”区范围,常德、桃源、桑植、石门、慈利、大庸、永顺和龙山等20县划为第二“清乡”区,由陈嘉佑指挥第十四军、第十九军独立师负责“进剿”,重点进攻石门太浮山和贺龙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军。6月中旬,反动势力大举进犯,采取烧、杀、抢和“十家联结”等野蛮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运动。

7月1日,国民党陈渠珍部两个团和桑植团防在姜文周、陈策勋带领下,突袭洪家关。因敌众我寡,正面和左翼高地被对方控制,贺龙当即决定从左翼突围。贺龙、贺锦斋率队奋战,抢占有利地形,掩护部队乘隙撤退,与活动在仓关峪的贺文渊和鹿儿口的滕树云部会合。是役,团长李云清牺牲,革命军被迫向桑鹤边转移。此时全军尚有千余人,但工农革命军自周逸群走后,党的工作便陷于停顿。

1928年7月(一说11月),湖南省委按照中央指示,为加强统一指挥,决定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另在工农革命军中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工农革命军及其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并派原负责湘西北地区工作的陈协平赴桑植参加前委工作。同时,奉上级委派的黄鳌、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和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等,先后到达桑鹤边界。部队得到喘息的机会,进行整顿,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师党代表,王炳南任第一大队长,滕树云任第二大队长,贺炳南、刘玉阶、贺沛卿、王湘泉等为支队长,朱炳章任特务连长,汪毅夫为宣传队长。

前委成立后,着手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前委根据前两次受挫的教训,在部队中开展三方面的活动:(一)改造旧部队,加紧对下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军事训练,吸收士兵中的进步分子入党;(二)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三)准备东进石门,扩大游击战争。

这次整军,发展士兵党员40人,大队以上均设党代表。前委还在所在地域向农民广泛开展宣传,张贴各种标语布告,收到成效。关于旧部队的改造和土地革命的宣传,因为习惯势力相当顽固,遇到很大阻碍,有些下级军官公开抗拒。这次整军,向部队重申了铁的纪律,如有违犯,严肃处理。前委委员贺锦斋对不愿接受改造的部下不仅不予教育,反而有所迁就,主张到外面去打土豪,不要在自己家门口打土豪。前委为了严肃党纪,维持军风军纪,严厉批评了贺锦斋的错误,并给予留党察看和撤销前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整军以后,工农革命军进行革命纪律的学习、教育。另外还处决了几个“只愿拖队捉肥猪称山大王,不愿下去暴动”,“蓄意拖枪潜逃”的坏人和个别假公济私、杀害百姓的官兵。从此,官兵皆知军纪不可违抗。通过这次整顿,保证了党对工农革命军的领导。

8月20日,按照预定计划,工农革命军主力从鹤桑边界出发东进,策应石门南乡暴动。

二、堰垭整编与红四军成立

工农革命军东进石门,经过两次大的战斗,部队失利后全军仅剩下200多人,转移到五峰县清水湾一带。此时革命军处境非常险恶,东北有国民党四十三军及五峰团防孙俊峰部驻守渔洋关、湾潭和长乐坪,东南有罗效之叛军跟进泥市,西南有陈渠珍部余、姜两团“追剿”。前委率部在清水湾一带隐蔽休整几天后,进入鹤峰走马坪,在桑鹤交界的堰垭、红土坪一带活动。

工农革命军回师桑鹤边界,本拟暂事休整,以利再战。但湘西陈渠珍马上派姜文周团,联络桑、石、慈、鹤等县团防进行联防“围剿”。1928年10月2日,姜文周分两路由白竹坪和三合街进至红土坪。工农革命军100多人在田少梦家被姜部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冲出重围,伤亡数人,王炳南之父被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前委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贺龙、陈协平带领40多人转战红土坪、七郎坪、梅坪、茶园、桑木坪、红鱼坪一带大山之间。一个多月内,换了23处驻地,几乎天天搬家,夜夜转移,生活异常艰苦。

在梅坪期间,工农革命军受到桑鹤边人民群众的拥护。谷德桃自丈夫邓仁山牺牲后,即寄居在鹤峰七郎坪哥哥谷德前家,并动员谷德前所掌握的10多支人枪,全力支持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他们一方面为贺龙等人的安全日夜奔波,一方面联络亲友,发动群众,为工农革命军运给养、当侦察。在艰难困苦中,贺龙、陈协平等前委负责人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鼓励大家团结一心,克服困难。在情况稍有缓和的时候,贺龙还和游击队员一起“赶山”(即打猎),将打到的猎物背回驻地给大家打“牙祭”。贺龙一语双关地说:“敌人打我摸不着,我打敌人有把握!”

工农革命军在敌人四处搜捕、自己兵力单薄、物质条件特别差的情况下,采取敌动我知,敌来我走,敌打我不着,我打敌跑不脱的战术,致使“进剿”敌军被拖得精疲力尽。姜文周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工农革命军“防范周密,日久数迁,据险固守,诚不易攻”。到11月,湖南省“清乡”暂告结束,“进剿”敌军姜文周团及桑鹤等县反动团防撤走。

11月初,湘西前委收到10月4日由邓小平批示、交通员送来的中央指示信。指示信初步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对贺龙领导红军的“奋斗与牺牲精神,表示十分的敬佩”,并就游击战争的任务、方针、斗争策略及前途等问题作了指示。指示信认为,贺龙等所领导的湘鄂边武装斗争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在目前“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指示信还说:“在巨大的敌人的包围下,宜竭力避免与敌人的主要力量直接冲突”,“应极力帮助发展群众组织”;“你们的武装只有在广大群众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等等。中央的指示信使湘西前委大受鼓舞和启发,进一步明确了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11月底,前委抓住敌军暂时撤离的时机,将部队集中在堰垭附近的梅坪岩湾汪家屋场和邓家新屋开始整顿。贺龙等人从上海出发时党中央曾有过指示:部队拉起后,可像苏联那样称红军。故此后部队习惯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贺英也参加了这次整编,她带来一批棉花、布匹、弹药等急需的物资,还组织10多个裁缝,为指战员赶做棉衣。贺龙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回忆说:“正当工农革命军处境极端不利的时候,贺英同志也忽然来了。她原是封建土著武装,但在大革命时,曾受到党的影响,思想有了转变。在我们离开桑植洪家关以后,她就一直在湘鄂交界地区依靠群众坚持斗争。虽然我长时间没有和她联系,但是她却时时在关怀着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在她知道工农革命军陷入困难境地的时候,就带着一批洋布、棉花、子弹和银元,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这真是雪里送炭,战士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她的帮助。因为当时环境很不好,我们穿上棉衣以后,就打算离开本地。临走时,贺英同志又嘱咐我们说:‘部队里有党员,又有团员,应该好好整顿一下,有个中心。能组织一个班就一个班,能组织一个连就一个连。队伍要伍,不伍不行。’”

红四军在这次整编中,正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前委的部署和贺英的建议进行的,疏散伤病员,遣散动机不纯分子,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了部队的管理和教育。整编后全军只剩91人,72支枪,编为几个区队,由罗统一、贺炳南、贺沛卿、王湘泉、唐占益、田明贵等分别担任区队长。部队由陈协平管党务,王炳南管军事,统属前委领导。

在这次整编中,前委果断地处理了滕树云、朱炳章阴谋拖枪投敌的事件。红四军经过这次整编后,人数虽然减少,但却是经过严峻考验和有一定斗争经验的骨干。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前委为了解决红四军枪支、弹药的补给和红四军家属的安置等问题,将暴动的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区域,并加强了党的秘密工作,在官地坪建立红军秘密联络处。贺龙旧交谷岸峭、向虞卿欣然同意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设法为红军补充了部分枪支弹药。

三、红四军在施鹤的武装斗争

老屋基联席会议。红四军整编后,向宣恩、恩施、咸丰、利川和建始等地展开游击活动,并沿途改造、吸收神兵,壮大红军队伍,打开了斗争局面。此次决定向施鹤各县开展游击活动,在整编过程中就已确定。1928年12月鄂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东出五峰、长阳,与鄂西武装会合。前委认为,东出是否有把握,难以预料。与此同时,中共施鹤临时特委来信请求红四军前往咸丰、利川活动。前委研究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东出或西进,前委权衡利弊后,决定游击宣恩等县,与地方党组织中共施鹤特委会合”。11月24日,红四军除留下少数人分别随贺英、谷德桃在梅坪、红土坪和太平镇等地活动外,主力向宣恩、咸丰等地开展活动。

前委在宣恩晓关一带活动时,本拟以宣恩、恩施、咸丰、来凤相连的龙潭司、草场坝为根据地,因当时杨维藩尚在利川,为了与杨会合,了解当地较有影响的黑洞神兵组织,选择根据地,前委于12月3日抵达老屋基,与杨维藩会合。随后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及鄂西特委的委托,前委将湘西前委改为湘鄂西前委,负责领导湘鄂西包括施鹤地区党的工作,湘鄂西前委仍以贺龙为书记,委员除原来的陈协平、张一鸣、李良耀、汪毅夫等外,吸收杨维藩、罗统一为委员。由李良耀、张一鸣、汪毅夫和陈协平分别主持组织、宣传、农运和经济方面的工作。会议还决定,将施鹤临时特委改称湘鄂西前敌委员会施鹤部委员会(简称施鹤部委),杨维藩任中共施鹤部委书记。此后,恩施地方党组织纳入前委领导之下,部委随军行动。同时将特委掌握的神兵武装编入红四军,组建特科大队,杨维藩任大队长。会议还讨论决定了红四军行动方向:游击利川以寻找红军根据地。这次联席会议解决了红四军与地方党联合后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除“铁拐李”。咸丰黑洞精灵宫神兵组织由王锡九创建和把持,王系清末秀才,因仕途波折而拉起神兵,早期率会众抵抗川鄂两省土匪、军阀,颇有声望,会众大增,蜚声湘、鄂、川、黔边。王锡九崇尚迷信,采用封建专制与神权统治相结合的办法独霸一方。其部下李宝山(号称李大菩萨)尚与贫苦农民保持一定的联系,而李长清(号称铁拐李)则作恶多端,横行乡里,民愤极大,当时正率部约五十人左右驻利川汪家营。杨维藩加入神兵后,很快得到王锡九的信任,任精灵宫神兵第一路司令,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前委据此决定区别对待黑洞神兵的各个部分。对王锡九,贺龙以“袍哥”的名义,晓之以大义,争取他不妨碍红军的行动,并请他借予部分人员和枪支;对神兵会众加紧教育工作,争取李宝山部八九十人加入红军,获得一部分武器弹药;而对于李长清部,则根据百姓意愿采取打击、清除的政策。

1928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初三),前委率领红四军从老屋基张爷庙出发前往汪家营。此前,得悉驻汪家营的神兵头子李长清一部,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前委决定智取汪家营,计除“铁拐李”。前委以杨维藩“利川宣抚使”的名义,利用杨与李长清的同乡关系,自称带神兵来投奔,李长清闻讯大喜,亲带神兵到牌楼前迎接。红四军官兵化装为神兵,未费一枪一弹就进驻了汪家营,还将王锡九授予杨维藩的“杨大仙”的旗帜悬挂在贺龙住处门前,以迷惑李长清。

当天,前委指派杨维藩出面,邀请李长清同贺龙、杨维藩等“结拜兄弟”,李信以为真,于当晚带领随从来到前委驻地――曾和清家里。深夜,贺龙等同李在堂屋正中设有武圣帝君牌位前喝雄鸡血酒,砍香发誓,随之请李赴宴。席间,贺龙发出暗号,早已作好准备的红军战士立即行动,将李长清及其亲随当场俘获。此时,他的部下尚在驻地睡梦中。几十名红军战士迅猛赶到,打死哨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神兵住房,击毙企图反抗的几名神兵,其余全部被俘,红军无一伤亡。次日拂晓,战斗即告结束,在上街口处决李长清及亲信2人,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次战斗,红军缴获步枪20多支,手枪2支,收编神兵40余人,使红军增至300人,枪100多支,编为两个大队和一个神兵特科大队,贺炳南任第一大队长,文南甫任第二大队长,杨维藩任特科大队长。

奇袭建始城。智取汪家营后,前委分析了利川和川东形势,认为利川情况复杂,不宜久留,决定东出建始。12月16日抵达利川柏杨坝,在这里开仓济贫,发动群众。红军在风雪交加的寒夜,一天一夜急行军200里,于23日到达恩施梭布垭。从商人口中获悉,由于敌人内部发生矛盾,原驻建始的马文德部一个团撤走,建始城已无正规军驻防。前委决定乘机攻取建始城。建始县长陆祖贽一面组织侦探,采用“滚龙”传递法,掌握红军动向,一面召集团练武装布防县城,进行堵截,同时电请七区专员派兵紧急援助。

24日8时,杨维藩、黄子全从特科大队挑选20余人,先化装成商人和卖柴农民潜入城内,以为接应。随后,红军自西城攻入,只有50余人枪的团练队未经过实战,一触即溃,团练队长刘玉笙弃城向马水河方向逃窜。县长陆祖贽率残部向城南逃去,躲入南门石桥头一居民厕所内。在居民的指点下,被红军战士击毙。前后仅半小时,战斗告捷。红军消灭了县团练,占领县城,这是红军在当时攻下的第二座县城。

红军占领县城后,迅速开展宣传,发动群众。25日,在头门口召开群众大会,贺龙以王副官名义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帮助穷苦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宣判了陆祖贽的罪状,会后镇压了民愤极大的两名贪官,没收城内几个大土豪的财产,分给贫民,打开监狱,释放了“监犯”,烧了县衙门。全城百姓奔走相告,张灯结彩,一些群众自发到红军驻地送菜送粮。当日红军离开县城前,张贴《告别工农贫民书》,宣传党的暴动政策,号召工农团结,参加革命,支援红军。红四军奔袭建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显示了红军的力量,在恩施人民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28日,红军到达建始官店境内,在大荒口驻营,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同时收编郭春青、曾宪文农民自卫军80余人。

邬阳关收编。12月底,前委率红军抵达鹤峰邬阳关,开展对邬阳关神兵的收编。此前,邬阳关神兵的发展,早已引起施鹤地区反动统治阶级的仇视,同时也受到中共鄂西党组织的密切关注。这支神兵成员大部分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是在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恶霸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党为了帮助邬阳关神兵走上革命的道路,早在1928年4月就由鹤峰党组织负责人徐锡如,陆续派共产党员到邬阳关神兵中去工作。受党的委派,第一批去神兵队伍的吴琛、范松之很快取得神兵头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的信任,担任中队长职务。8月,党又派刘植吾、覃苏①到邬阳关,刘植吾担任陈连振的参谋。这时,在神兵队伍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陈宗瑜被吸收入党。12月上旬,前委派汪毅夫到邬阳关负责党的工作。这样,邬阳关神兵在收编以前实际上就已基本上成为党所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12月底,红军抵达邬阳关附近的斑竹园,和覃苏、陈宗瑜取得联系。陈连振获悉后,连夜赶到斑竹园欢迎贺龙军长。贺龙、陈协平与陈连振彻夜长谈,贺龙详细询问了陈连振本人和农民自卫军的情况,称赞他们父子打富济贫,为穷人办事,有骨气,对其不畏强权、敢于同官府衙门作对的精神特别赞扬。贺龙还向陈家父子介绍了湘鄂西革命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明确地向陈连振父子提出,欢迎陈连振率农民自卫军参加工农红军。陈连振当即表示愿意率队参加工农红军。

1929年1月3日,前委正式收编邬阳关神兵,一部分编入红军,为第二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长,覃苏任副大队长;一部分编为大道会革命军,由陈连振率领,留守邬阳关。在收编大会上,贺龙讲话,并向陈宗瑜授旗。

邬阳关神兵的整编,对开辟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党的教育、影响,农村阶级斗争已开始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分散到集中,由非武装到武装的演进过程。邬阳关神兵本身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性质使他们比较容易地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开始建立,就坚决地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一年多的时间内,把湘鄂边境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几个县的团防队(地主武装)几乎全部扫光了。”①后来在开辟桑、鹤根据地的历次重大战斗中,以陈宗瑜领导的神兵骨干为主体的红四团,冲锋陷阵,屡建战功。湘鄂西前委通过改造邬阳关神兵,取得了领导农民运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乡村武装割据的成功经验。

解放鹤峰城,建立苏维埃。红四军在邬阳关休整几天后,于1929年1月7日挥师进攻鹤峰县城。鹤峰地处湘鄂边区中心,四周多为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县城为大山环抱,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远离中心城市,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具备发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天红军攻取留驾司,进占两河口,傍晚直逼天险观音坡。观音坡地形险要,两边是悬崖峭壁,坡高路窄,是攻城必经之路。县长唐庭耀派常练队长田少梦扼守,在观音坡山口修筑工事,安设滚木、土炮,企图阻击红军。为了攻下观音坡,贺龙、王炳南、陈宗瑜等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的战术。是夜,风雪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红军战士点燃无数支火把在两河口河坝上往来,迷惑敌人。陈宗瑜则带领特科大队绕道九道水,摸上观音坡顶。陈宗瑜指挥特科大队势如猛虎,冲入敌阵。田少梦常练队措手不及,仓皇逃遁。红军紧追不舍,抢占县城的制高点威风台,迅速攻下县城。8日清晨结束战斗,县长唐庭耀带着残兵逃往太平镇。11日,红军又向太平镇进发,全歼残敌,毙敌县长、典狱官,活捉田少梦,是役歼敌百余,缴获长枪10余支。随后杨维藩奉命率领第三特科大队留驻长坪,阻击西线敌人进犯,以保卫新生的县苏维埃政权。

鹤峰县城解放后,湘鄂西前委积极着手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是扩大根据地与建设苏维埃的宣传;二是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捉拿反动分子;三是焚烧县公署及豪绅地主之契约房屋;四是筹备县苏维埃的建立。1月13日,经过紧张筹备,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由吴天锡、汪景云、徐锡如、汪毅夫、陈宗瑜、范松之和吴秉奎任委员,吴天锡任主席。当天召开庆祝大会,宣布苏维埃政纲。参加会议的600多名贫苦农民,扬眉吐气,革命空气异常高涨。

周恩来1929年3月17日代表中共中央所写的给湘鄂西前委和贺龙的指示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奔袭建始、攻占鹤峰两次胜利的战绩和意义,信中说:“从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的经过来看,你们发动了群众,镇压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枪支,这些都是符合游击战争原则的,是对的。”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是党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它的建立标志着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红色政权斗争的初步胜利,给湘鄂西国民党政府以极大的震动。但由于红军初创,急需休整,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力量单薄,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如孤守县城,既易受敌围攻,又无法扩大政治影响。因此前委通过对客观形势的分析作出决定,在四面敌人的合围尚未形成之前,撤离县城,县苏维埃仍留城内。1月14日,红四军撤离县城,向桑鹤边界转移,沿途打击各地反动团防武装,发动群众,壮大队伍,以形成巩固的武装割据区域。

杨维藩被杀。1929年1月16日,留驻长坪的杨维藩根据当时红四军主力已撤离鹤峰县城及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率所属90余人、30余支枪向鹤峰、宣恩边界转移游击。下属中队长黄子全认为杨是煽动部属逃跑,离开红军,故当部队行至宣恩雪落寨宿营后,遂与党员王德斌乘杨维藩熟睡之机将其杀死,同时遇害的还有军需官杨再田。

杨维藩,又名杨梦屏、杨洪寰,生于1906年,苗族,来凤县城西门人,幼时聪颖过人,7岁时即能背诵诗文。1924年春赴武汉考入省立第三中学读书,在校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关心国家时事政治,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思想不断进步,立志献身革命。先后于1926年春、冬,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杨维藩被杀时虽才23岁,但他在创建恩施早期地区性党组织、发展革命武装、组织领导龙潭司武装暴动,在改造收编神兵、扩充红军力量、为贺龙率领的红四军顺利游击施鹤各县、打击反动势力、创建湘鄂边根据地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维藩被杀后,黄子全派党员王德斌只身前往桑鹤边界,向前委报告情况,自己则率部撤至宣恩椿木营。由于王德斌迟迟未归,致使第三特科大队与红四军主力失去联系。黄子全则率部到咸丰、利川、石柱一带游击,联合利川神兵,曾打败国民党正规军1个营,攻陷利川县城。1929年6月底,黄子全部遭四川石柱黄水坝团防袭击,伤亡过半。9月1日,黄子全等被利川毛坝团防刘清平杀害,第三特科大队遂告解体。

第六章 以恩施地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边根据地的形成和反“围剿”斗争

一、根据地的形成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了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1929年春,由于蒋、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已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先后奉调参加军阀混战。湘鄂西前委利用有利时机,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积极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开辟湘鄂边根据地,斗争得到新的发展。

杜家村整编。为在湘鄂边迅速打开局面,红四军撤出鹤峰城,于1929年1月16日直插桑植北部的金仓、罗峪,击溃团防刘子维,缴枪20余支。同月中旬,六大决议由卢冬生从上海带到湘鄂西前委驻地鹤峰堰垭。在此以前,前委先后收到鄂西特委和湘西特委的来信。2月1日至8日,红四军集结到梅坪的银杏坪、梅子岩一线,军部驻在杜家村,在这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杜家村整编。

贺龙主持召开湘鄂西前委会议,传达、学习了六大决议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如何建立红军、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指示,回顾了前委在湘鄂边的活动,检查了“左”倾错误在红军中的影响,认识了在过去的游击战争中不作调查,只有侦探方式,依靠武装人员用烧杀来惩办地主豪绅,以及在农村斗争中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扩大打击对象,没收了一部分拥护红军、同情革命的富农财产的“左”倾过火行动,分析了盲动错误的危害和产生的原因,整顿了思想作风,明确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湘鄂西前委决定回师鹤峰,巩固割据,以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前委的中心任务。并按照中央指示,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①

这次整编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在前委之下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陈协平负责,“特支之下成立四个支部,分别由蹇先为、汪毅夫、吴锡中、覃正业为支部书记”。同时积极从士兵中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党支部由1个发展到4个,党员发展到80余人。在连队建立支部委员会,订立每天操练3次,讲政治课,讲军事课,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三操、两讲、一游戏)的制度。规定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宣讲六大决议,加强对党的信仰,严肃军纪,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通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官兵关系得到改善,军民关系更加融洽。此时,红四军已发展至千人,枪支增至300余支。部队整编后,王炳南任第一路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一、二中队和特科大队。为缩小目标,迷惑敌人,贺龙“暂不公开而任秘密指挥”。

1929年5月上旬,红四军主力返回鹤峰。贺龙在县城召开前委会议,传达同年3月17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整军,讨论红四军的部署。周恩来在指示信中对政治形势、红军游击战争、党群组织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提醒前委注意防止容易产生的错误倾向:“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第三是散漫而缺乏组织”。又提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关于党的组织与训练问题,指示信着重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总结的建军经验,要求前委参考,以加强部队建设。信中说:“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指示信强调党的训练的目的是提高阶级意识,增进革命情绪,严格遵守纪律,党员要成为士兵的模范。对于政治形势和红军发展方向问题,中央指出:“目前,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冲突,正由酝酿而加紧准备更大的破裂――军阀战争”。“在这个政局之下,虽然可与你们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目前所应注意,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的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决不应超过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中央指示信对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指出:“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对发展区域的要求是“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党中央这些战略思想和原则,对湘鄂西前委和刚刚建立半年的鹤峰苏维埃政权以及湘鄂边苏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前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批评和制止了以往在游击战争中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研究讨论党的发展和苏区建设,指示鹤峰县委,根据这一精神召开全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红四军进军桑植,扩大根据地的发展方向。

通过学习和总结,进一步反对军阀习气和“拖队”思想,克服单靠命令行事的作风。同时按照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在连队普遍建立党团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政治机关,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训练党员和加强苏区建设的问题,也采取新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整编后,军长贺龙,党代表陈协平;第一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一团团长贺贵如,党代表龙在前,贺炳南、贺佩卿、向伯胜分任一、二、三营长;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谷中清、唐占益分任一、三营营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各营、连都成立了党的营委、支部或小组,从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开始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中共鹤峰县委成立与鹤峰苏区的巩固。1929年2月9日,红四军主力从杜家村出发,一昼夜强行军150华里,占领鹤峰县城南制高点,抢渡溇水河,打进县城。忙于过年的豪绅和团防如梦初醒,一触即溃,四处窜逃。团防陆明清带部逃往北佳,县长徐笙阶、团练徐银斋、常练队队长田少梦等被擒,缴获各种枪枝30余支。前委随部队进城后,着手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的恢复和中共鹤峰县委的组建工作。前委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处决了徐笙阶、徐银斋和田少梦、田三幼父子等人。

2月下旬,中共鹤峰县委成立,陈协平任书记。在湘鄂西前委的领导下,为发展武装割据的大好局面,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了以下各项建设工作:

(一)加强新生政权保卫。调集县赤卫大队编为警卫团,与神兵共同驻防县城;分派一区(城关)、二区(太平)、三区(燕子)、四区(留驾)、五区(邬阳)的农民游击队堵卡放哨,阻止敌人入侵苏区。4月中旬,北佳团防陆明清、麻水团防朱卓然联合宣恩沙道沟、建始官店等处团防和恩施驻军马文德部,企图进攻鹤峰县城,进犯之敌闻红军防守严密而退却。

(二)积极分配土地。县苏维埃政府抽调人员从事土地调查,登记豪绅地主的山林、田地、房屋及放债、出租、收税情况,将农村阶级划为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自耕农、土豪劣绅四种成份。接着在一部分农民运动发动较好的区乡,对地主豪绅的浮财进行分配。

(三)制定、实施经济法令。由苏维埃政府出示布告,号召乡村农民运米进城售卖,组织协作社,号召农民集资入股发展生产。苏维埃政府保护集市,保护小商小贩,以此活跃苏区经济。

(四)开展文化教育。创办学校,编印工农课本,开办农民夜校,开展识字竞赛活动,提高工农文化水平。

(五)改造神兵武装。根据湘鄂边神兵情况的复杂性,县苏维埃政府采取争取神兵群众,惩办反动头领的方针,逐步将神兵武装改造成革命武装。

鹤峰苏区在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农民革命运动获得较大发展,人心稳定,各区乡农民协会迅速建立。湘鄂西前委1929年3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鹤峰各处农民协会开始组织的时候,是一种和平现象。渐渐地农民受了党的宣传和获得实际利益,于是乡村的斗争普遍爆发起来,如农民召集大会,自动的杀戮土劣及地主,及没收其财产等事,时有所闻,而党的一切主张,的确已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鹤峰农民运动做得很好的是西路田子为负责的第二区农协,其次为近郊第一区及北路第四区农协,麻水第八区农协及堰垭第七区农协。最弱的是南关及五里坪之农运。现在已经成立农协的有七处,可以号召的群众(编入小组的)达4000余人。在邬阳关方面并有千余‘神兵’,在党的影响之下而与反动派斗争着”。农民武装也有大的发展,县有赤卫大队,各区有警卫团,“第一区有百余农支,第二区有三百农支,第四区有数百‘神兵’,第三、四、五各区均有数千农支。日常的轮流堵卡,巩固后方,虽四面保卫团企图夺取鹤峰都不敢举动,所以红军虽回到前方,赖农民的力量,鹤峰的政权仍保存着的。”

此外,全县还建有5支游击大队,负责保卫县、区、乡苏维埃政权,配合红军行动。各乡还建立30至50人不等的先锋队,平时不脱产,维护地方治安,战时协助红军作战。

到1929年4月初,形成了以鹤峰城为中心,西达奇峰关,东至白果坪,南至吕坪、红土坪四门岩,北抵石灰窑、邬阳关的总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的武装割据局面。

鹤峰县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29年5月,中共鹤峰县委根据湘鄂西前委的指示,由陈协平、杨英主持召开全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贯彻党中央指示信精神。鹤峰10个区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党代会重点讨论了党的建设,苏维埃代表会重点讨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扩大革命武装、支援红军作战的工作。

党代会结束后,县委成员分别深入农村,领导成立了城郊、太平、邬阳3个区委及部分基层党组织,并严格规定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的条件和组织程序。到1930年夏,全县11个区(含鹤建巴五特区)有5个区建立了区委员会,6个区建立区支部委员会。25个乡有党的基层组织,共有党员500多人。党的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对开辟苏区、保卫苏区起了决定性作用。

县苏维埃代表会决定成立第一区(城郊)、第二区(太平)、第三区(燕子)、第四区(留驾)、第五区(邬阳)等5个区苏维埃政府。会后,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分头行动,深入区乡,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周其、龙在前、陈协平、唐树勋、温练之、易发琛分别到邬阳、留驾、太平、燕子、五里、茅坪、中营等地。吴琛留守城郊区,领导苏区建设,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由群众大会选举产生。县苏维埃设主席1人,副主席2―4人,正副主席组成主席团,有秘书组,下设土地、肃反、军事、粮贸、组织、宣传、文教等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委员3―5人。区、乡苏维埃均设主席1人、副主席1―2人,配有秘书1人以及土地、肃反、军事、财粮、组织、宣传、文教等委员。县、区、乡苏维埃每半年或一年选举一次,可以连选连任。凡苏区人民,年满18岁以上,不分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苏维埃政权,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各项重大政策、措施,首先在党内讨论,作出决议后再执行。

到1930年5月,鹤峰县第六区(茅坪)、第七区(堰垭)、第八区(中营)、第九区(五里)、第十区(走马)等区苏维埃政府和鹤(峰)、建(始)、巴(东)、五(峰)特别区农民协会相继建立。到1931年5月,全县共建立乡苏维埃政府93个。

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使鹤峰苏区的各项工作又得到新的发展。各级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充分行使权力,发挥职能,调动群众积极性。1930年6月14日,鹤建巴五特别区苏维埃政府特派员刘植吾给金果坪区连天坡乡签署的《通令》在通报该区胜利形势后,号召后方“加紧工作,巩固完成鹤峰一部分社会革命,庶不负前方同志之希望”,“务要广为宣传,以提高群众革命之兴趣”。苏区群众精神振奋,金果坪一名私塾先生写了一幅对联:“民脂民膏几为贪官污吏食尽矣,我兄我弟庶把土豪劣绅推倒否?”生动地表达了觉醒了的根据地人民的心声。

红四军转战湘西。鹤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开辟湘鄂边根据地这一战略任务,实施向湘鄂边各县发展的军事计划,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了巩固边界割据的成果,迅速扩大红色政权,红四军于1929年5月下旬从鹤峰县城出发,向桑植进击。

当时“桑鹤联防剿共指挥”陈策勋指挥的桑植团防刘子维及大庸、慈利等县团防,分头向桑鹤两县边界推进,在堰垭布防阻击红四军,双方在谷王山激战一昼夜。因敌军人数、装备均占优势,红四军又是长途行军,未能突破阻击。红四军随即避敌锋芒,退回鹤峰老村河,改由朱家山入桑植,经仓坪、大坪、小庄坪、芭茅溪,途中歼敌一部,冲破敌军的阻击,于6月l6日攻克桑植县城,并建立了中共桑植临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鹤峰、桑植两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湘鄂边的武装割据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正式形成。

蒋介石在武汉得知红四军在桑鹤两县建立政权的消息,十分震惊,急召湖南省主席兼“清乡”司令何健到武汉密商“清剿”方案。后何健电令驻辰州(沅陵)的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带领湖南桑植、大庸、永顺、慈利、石门及湖北鹤峰、五峰、宣恩、来凤、咸丰等10县团防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吴尚、戴天明等部围攻桑植。湘鄂西前委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深入桑植的敌前锋向子云部两个团打得大败,敌团长周寒之亦被击毙。7月中旬,向子云亲自率领所部在陈策勋部和地方团防配合下进攻红四军,红四军又通过设伏,大败敌军。时值暴雨,河水陡涨,向子云在拉着骡子尾巴渡河逃跑时亦被洪水吞没。

这两次战斗,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红四军迅速发展到4000人,打破了敌军的“围剿”。至此,湘鄂边初期武装割据区域鹤峰、桑植连成了一片。战斗胜利后,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更加深入,区乡革命政权迅速发展。红四军在桑植又进行了一次整编,第一路指挥王炳南,下辖5个团,第一团团长贺贵如,党代表龙在前;第二团团长文南甫,党代表吴协中;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苏;第五团团长伍琴甫;补充团团长胡海云。第二路指挥覃甫臣,下辖两个团:十一团团长覃伯勋,十二团团长吴虎成,党代表张海涛;第二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军部下设特务营。

1929年8月,湖南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在该县泥沙区贺家台成立,主席刘勋树。同时重建了石门县游击大队、赤色警卫队,陈太陔、陈昆山分任大队长。1929年10月,红四军出邬阳关,占领长阳枝柘坪,建立长阳县苏维埃政府。两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打通了桑鹤两县边界至石门、五峰、长阳的战略通道,使红四军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扩大了湘鄂边根据地的范围和影响。

二、根据地地方武装力量的建立与发展

1929年10月,红四军在桑植、宣恩边界庄尔坪与敌遭遇,战斗失利,贺贵如、陈宗瑜两位团长牺牲,红四军战斗力遭到削弱。湘鄂边敌军亦认为红四军元气大伤,在庆贺“胜利”的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妄图一鼓作气,围歼红四军。湘鄂边北线防御压力突增,牵制了红四军主力的运动。

鉴于这种情况,前委决定红四军继续以鹤峰为依托,向巴东、建始、恩施、宣恩发展,与此同时发展和巩固鹤峰苏区北线的反“围剿”斗争。决定以陈连振率领的大道会革命军武装为核心,组成红四军第五路指挥部,任命陈连振为指挥,全权负责鹤峰苏区北部清江以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

贺龙在邬阳关慰问陈连振时,正式转达了前委的决定。其时陈已年过半百,是湘鄂西根据地年龄最大的红军指挥员。前委还任命曾任陈连振“农民自卫军”(神兵)参谋长的刘植吾为第五路指挥党代表,陈连富任参谋长(后由郭春青接任),指挥部副官陈栋川,五路军下辖4个团,2000多人。三十八团团长陈宗普,三十九团团长覃正军,四十团团长陈庆光,补充团团长陈曾山。

红四军第五路军以鹤峰邬阳关为中心,活动于鹤(峰)建(始)巴(东)五(峰)边界地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连战皆捷,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态势,使苏区军民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四县团防被迫退缩。湘鄂边北线以巴建五特别区为中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地方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此外,红四军在鹤峰西北线的割据斗争发展亦十分迅速,三个边防司令部及鹤峰独立团相继建立。

1930年1月8日,红四军主力王炳南部在鹤峰县中营区游击队的配合下,行军190华里,于9日凌晨进攻恩施红土溪,歼灭该地团防武装赵金轩部,缴枪近100支,击毙赵金轩,没收其盘剥农民所得的大量药材、桐油、布匹等物资,随即在红土溪、石灰窑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

1930年1月,长阳县党组织根据鄂西党的二大关于扩大红军武装、建立工农政权的决议,在枝柘坪组建了红军独立师第三纵队。这支武装配合长阳县委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政权,先后在枝柘坪、桂花园等地组织了游击队。3月9日,长阳县委在台子召开各乡农协代表会议,成立长阳县农民协会,周易任委员长。到5月止,全县共成立乡农民协会27个,会员8000多人,发展游击武装500多人。

1930年1月,鹤、建、巴、五地方武装在陈连振、曾宪文指挥下,调集该区赤卫队围攻盘踞在鹰子岩、黄漂洞等地的反动武装洞匪杨玉山部,毙伤20余人。同年3月,赤卫队1200多人在覃正军、覃正谷、肖明发率领下,先后到黄漂洞、吴家湾等地进攻团防武装,均获胜利。

1930年2月,中共鹤峰中心县委派特派员杨英、龙在前到恩施红士溪、宣恩椿木营等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这时候的农民协会既是政权机关,又是群众军事组织。每个农协会下辖若干农协大队,大队以下设分队,分队以下设班。在武装割据战斗中,可以迅速分散或集中,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和县区游击队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团防对苏区的围攻。4月,在恩施红土溪打败团防傅卫风,5月迎击巴东团防唐贵登和官店团防黄协臣。

1930年1月至5月期间,为扩大湘鄂边根据地,组织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苏区反“围剿”战争,前委和中心县委分别在鹤峰周围三个边界地区成立边防司令部。中心县委在白岩溪召开恩施、宣恩、鹤峰三县边界军事干部会议,成立恩宣鹤边防司令部,杨清轩任边防司令,王殿安任副司令。司令部下辖3个团,分别驻守白岩溪、中营坪和茅坪等地,负责湘鄂边西线的防御。以陈连振部活动的邬阳关、金果坪为中心,成立巴建鹤边防司令部,下辖3个团,曾宪文任司令。以原桑鹤游击梯队为主,成立以堰垭为中心的桑(植)慈(利)鹤(峰)三县边防司令部,负责湘鄂边南线地方武装的统一指挥。每个边防司令部下辖武装数百人,首领多为地方实力武装,熟悉地形,和当地各种武装有广泛的联系。

1930年2月,鄂西特委向湘鄂西前委传达中央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和组建湘鄂边特委的指示。为巩固湘鄂边武装割据成果,反对“围剿”,前委从红四军抽调部分力量,加上鹤峰农民警卫团组建了红四军独立团(亦称鹤峰独立团),留守湘鄂边。独立团2000多人,1000多条枪,贺炳南任团长、文南甫任副团长,对外又称红四军第三游击司令部,正副团长亦为正副司令。以后又相继组建了湘鄂边独立团、湘鄂边根据地中心区的地方武装以及县游击大队和县苏维埃政府直属的5个游击大队,11个区游击大队和50余支乡赤卫队,湘鄂边苏区地方武装总计在6000人以上,有枪数千支,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较为完备的武装体系。各县团防及国民党军队从此不敢轻易深入苏区,湘鄂边的武装割据获得了扩大和巩固,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各项建设都得到一个迅猛发展的良机。

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鹤峰革命根据地的出现,使湘鄂交界的桑植、慈利、来凤、龙山、宣恩、恩施、五峰等县的反动统治者惊恐不安,他们急电湘鄂两省政府“派雄师飞救”,进行军事“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1929年3月,“湘鄂西民团总指挥”王文轩纠合石门团防罗效之、走马团防于章如、五峰团防孙俊峰、桑植团防向凤翔、刘子维,北佳团防陆明清,恩施团防傅卫风、赵金轩,建始团防刘华舟、黄协成,巴东团防刘真吾等1万多人,从四面八方向鹤峰县城逼进,妄图将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

湘鄂西前委鉴于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决定抽调部分红军骨干指挥农民警卫队行动,担负阻击、牵制北线敌人和防守方面的任务。以主要力量对付南线之敌,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重点打击王文轩部。

王炳南率红军主力,埋伏在离县城20余里的张家坪红鱼溪一带。县游击大队长姚伯超率部在南渡江一线诱敌。3月17日,王文轩率部从五里坪出发,沿大路向鹤峰县城进逼。姚伯超部在南渡江、火口、三里荒一线且战且退。18日,将王文轩诱至红军主力设伏处张家坪红鱼溪。王文轩部一进伏击圈,王炳南命令设伏部队一齐开火,将王文轩击毙,残部仓皇逃走,红军乘胜驱敌30余里。在东线策应的敌孙俊峰部,闻风而逃。在北线,陈宗瑜、汪毅夫、陈昌厚率部星夜直驱邬阳关,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击溃敌军2000余人。至此,敌人对湘鄂边的第一次“围剿”彻底失败。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湘鄂边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赢得了时间,也极大地鼓舞了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为湘鄂西武装割据的战略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四军转战湘鄂边。前委为了巩固和扩大割据区域,决定以避开敌人主力、夺取团防武装为军事原则,留下农民警卫队坚持鹤峰根据地的斗争。红四军主力于4月中旬撤出鹤峰县城,向五峰、石门、鹤峰边界发展。5月上旬,红四军主力完成到石门、五峰、宜都、长阳一带的游击任务,获得大批给养和兵员后,胜利返回鹤峰根据地休整。

1929年8月,驻防湖南省的国民党部队鲁涤平、何健派第四师师长吴尚和陈渠珍师的周燮卿旅及罗效之、朱际凯(慈利县保安团长)等部共2万余人“围剿”湘鄂边红四军。由于敌强我弱,斗争极为艰苦。前委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包围,决定贺龙率主力向大庸和慈利游击。8月6日至13日,击溃西教乡团防熊向熙一部。8月23日,与江垭团防徐小桐部接触。25日以很小代价占领江垭,与湘西团防武装周旋。9月底10月初,国民党吴尚师阎仲儒旅,慈利朱际凯、桑植周燮卿、石门罗效之团防亦向湘鄂边红四军不断进击。红四军撤出桑植城,转战于湘鄂边。

10月10日,红四军到达桑植、宣恩边界庄尔坪。10月16日,在庄尔坪与敌遭遇,因地形侦察有误,红四军被围困于峡谷中。时敌军在数量、装备和地形上占据绝对优势。激战中,五团团长伍琴甫临危倒戈,直接威胁到红四军军部和贺龙军长的安全,情况十分危急。为掩护军部突围,陈宗瑜率红四团、贺贵如率红一团协同作战,全力突围,抢占制高点土地垭。敌军以多挺机枪封锁通向土地垭的通道,红四军掩护部队久攻不克,伤亡300余人,一团团长贺贵如在冲向土地垭途中中弹牺牲。战友的鲜血,敌人的猖狂,叛徒的卑劣,使陈宗瑜悲愤不已。他抄起大刀,径直冲向敌阵。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跟着他冲到敌军阵前,敌机枪阵地顿时出现一阵混乱,战士们紧随陈宗瑜抢占了敌机枪阵地。然而,这时敌军另一机枪从另一侧隐蔽点向刚冲上山脊的陈宗瑜疯狂射击,陈宗瑜身中数弹,倒在阵前。贺龙见接连两个团长牺牲,悲愤交加,含泪命令身边的战士抢埋烈士遗体,率红四军冲出重围。经一昼夜激战,红四军伤亡300余人,被迫改变原来进攻宣恩沙道沟的计划,经雪落寨、毛坝到鹤峰麻水红岩坪休整。

此前,正当红四军主力在湘西游击时,宣恩、来凤、咸丰、龙山四县团防在来凤城成立联团指挥部,向作安任四县联团指挥长,“协剿”红四军。9月中旬,来凤团防覃国达和黔军覃贵柱部,进犯鹤峰,占领县城,覃国达自封“县长”。县苏维埃政府转移到乡下坚持斗争。同时五峰团防孙俊峰部400余人侵扰鹤峰苏区,经大岩包、王家山偷袭邬阳关。陈连振部团长陈宗普率部迎敌,打死打伤孙部30余人,缴获土炮l门,迫使孙部退回湾潭。10月初,红四军返回鹤峰,覃部闻讯逃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重返县城。

红四军驻鹤峰红岩坪休整期间,前委对湘鄂边割据的战略进行调整,鉴于湖南方面敌军优势明显,决定避敌锋芒,红四军主力向敌人兵力较弱的长阳、五峰发展。

长阳紧邻巴东、鹤峰,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的活动。1927年鄂西特委成立后,特派员罗正品、龚良鹏到长阳开展工作,l928年掌握了400多人的神兵武装。湘鄂西前委组成后,曾派陈寿山到长阳工作,在鄂西特委和湘鄂西前委的领导下,于1929年1月在都镇湾建立中共长阳县委。同年6月,长阳县委领导西湾起义,7月9日,在西湾沙坝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六军。7月30日,敌军进攻工农革命军第六军,8月5日,革命军在资丘遭袭击,牺牲官兵130多人,县委机关被冲散。军长李勋率10余人突围到鹤峰邬阳关,同陈连振取得联系,组建红六军三十八团。9月,返回长阳榔坪,李勋被团防杀害。

鹤峰苏区北部邬阳关、金果坪地区斗争亦十分激烈,不仅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仇视和“围剿”苏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教会人员也助纣为虐,金果坪地区小淌、经堂垭的外国传教士,也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危害地方,欺压群众,他们还经常给团防提供红军和地方武装活动的情报,甚至为团防出谋划策,严重阻碍根据地的各项建设。1929年9月9日,曾宪文、肖明发带领巴建鹤边防司令部战士,捣毁小淌教堂,赶走传教士。

1929年10月24日,红四军1000余人,出邬阳关,占领长阳枝柘坪,建立长阳县苏维埃政府。前委决定由李小成负责重建长阳县委,贺龙在都镇湾附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各路游击队和区乡赤卫队,恢复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后称中央独立师),黄超群任师长,姜孟雄任副师长,李步云任党代表,共500多人,长短枪30多支,罐子炮10架。独立师在长阳坚持游击战争,不久遭敌围攻,姜孟雄被捕牺牲,武装斗争再次受到严重挫折,敌军围攻更趋猛烈。

11月中旬,红四军离开长阳向五峰游击,21日占领渔洋关,12月回师鹤峰。前委在鹤峰县城召开贺贵如、陈宗瑜烈士追悼大会。王炳南主持大会,陈协平致悼词,贺龙讲话,要求全体红军将士学习烈士精神,为打垮蒋、汪政权,建立工农政权而英勇战斗。

鹤峰中心县委成立,红四军东进。1929年12月,中共鄂西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北石首县袁家铺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鄂西党的组织决议案》,指出过去党组织存在“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没有抓住中心区域的工作,地方党多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而“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帮助特委领导和联系全县工作,决定建立中心县委。”

1930年2月,鄂西特委派万涛抵鹤峰,向湘鄂西前委传达中央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和组建湘鄂边特委的指示。前委当即决定东进,同时考虑到湘鄂边苏区逐步扩大的形势和执行鄂西特区“二大”决议,便在红四军东进前组建中共鹤峰中心县委,汪毅夫任书记。中心县委组成后,负责领导桑植、鹤峰、五峰、长阳、石门、宣恩等县党的工作和苏区工作。为了军事斗争的统一指挥,决定由贺英、贺文渊分别负责鹤峰、桑植两县军事斗争,同时负责各县游击大队和各边防司令部之间协调工作。红四军第五路军建制不变,继续坚持巴、建、鹤、五、长边界的武装斗争。

鹤峰中心县委的成立,加强了党对湘鄂边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进一步统一了苏区军事斗争的指挥。尽管红四军主力东下洪湖,湘鄂边苏区的各项工作仍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长阳、桑植两县红色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鹤五边界、鹤石边界军事斗争形势趋于主动,鹤峰中心区(包括巴东、建始、恩施、宣恩部分地区在内的)11个区全部建立苏维埃政府,103个乡中,有97个乡建立苏维埃政府。党组织迅速发展,到5月止,5个区建立区委,6个区建立支部,25个乡有党的组织活动。全县党员已发展到500多人。共青团亦发展很快,团员已达数百人。少先队儿童团逾千人,妇女会、工会、商会都获得蓬勃发展。

1930年3月2日,红四军按照中央指示,东下洪湖同红六军会师。红四军自鹤峰县城出发经邬阳关、金鸡口到达金果坪,与鄂西特委所派代表刘革非在金果坪见面。在这里,红四军召开干部、党员大会,确定东下路线,拟经长阳资丘、五峰渔洋关、宜都王畈、松木坪,取道松滋刘家场前往公安。当部队出发接近渔洋关时,受到敌张发奎1个营及驻宜都、松滋之川军郭汝栋部第二十六师的3个团,五峰、长阳团防的阻击。红四军遂改变计划,于3月4日经蒿坪、菖蒲溪西返,进攻五峰县城。3月5日,红军占领五峰县城,焚毁县衙门及钱粮征收处全部契约,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囚犯",并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国民党县府官吏,随后于月底返回鹤峰。

不久,郭汝栋部因蒋、冯、阎战争爆发在即,撤离五峰。红四军于4月18日再度东进,出发前将军部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贺佩卿任团长,吴协中任政委。将伤病员留在后方休养,补充兵员,并召开誓师大会。4月20日红四军到达五里坪,准备取道五峰湾潭再至公安。但在鹤五边界的湾潭麻坑盘踞着反动团防孙俊峰部。孙俊峰于民国初年即任团总,经多年裹胁青壮农民,苦心经营,时已拥团防武装1200人,有3个中队,12个分队,仅麻坑中队就配备土炮12门,长短枪50余支,火枪300余支,战时可集结1600人,由其子孙子瑞(孙永麟)直接指挥,并任三区团长。他与鹤峰豪绅王文轩、于章如、刘保初等人的反动武装勾结,还网罗收容被红军从鹤峰苏区赶出来的团防刘家齐、刘家瑞、孙策民、孙宜民等,孙俊峰团防多年与陈连振部交战,逐渐发展成五峰边界势力最大的团防武装,因此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器重。国民党政府五峰县县长朱文梁1930年3月12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三区团长孙永麟治团有方,男女皆兵。贺贼未敢直犯长江者,有此后顾之忧耳!"孙俊峰在驻地周围十余里内密布哨卡,构筑工事,他还强迫湾潭、三眼泉、大面、栗家山四保青壮年守卡。农忙时也不准他们回家耕种,致使大片田地荒芜,加上水旱灾害,瘟疫流行,人民啼饥号寒,怨声载道。孙俊峰父子以加强“防务”为名,切断五峰交通,勒索甚至抢劫过往商贩,有不满和抗拒者,一律加上“通匪”罪名而加以监禁、残杀。红四军到达五里坪的消息,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五鹤边穷苦农民带来了解放的曙光。一部分农民冒死逃出孙俊峰辖地,赶到五里坪,向红军控诉孙团罪行,强烈要求红军消灭这股反动武装,连孙俊峰派到鹤峰的“暗探”也反戈一击,自愿担当打麻坑的向导。

1930年4月25日,红军分三路向孙团驻地麻坑进发。一路经九角湾、丁家垭,直接攻击麻坑,孙子瑞率队拒险顽抗。红四团自右翼迂回鱼儿垭、水潭子,占领佛天寺,迫使一部守敌退守麻坑。左翼独立第二旅经黄家湾,协攻佛天寺,奋勇冲杀,将敌军截为两段。时孙俊峰团防内部彭西祖反戈,红军迅速抢占土炮阵地,攻进麻坑寨门,五路军亦从湾潭方向阻击。孙团四散溃逃,孙俊峰、孙子瑞、教官王德华等由残部掩护,向红鱼坪、马连湾逃窜。红军紧缩包围,奋力追击,在马连湾击毙孙俊峰父子,仅王德华数人逃入湖南石门县境。此次战斗,历时半日,缴获土炮4门,步枪44支,火枪100多支。

红四军以贺龙名义在五峰边界张贴布告:“照得老贼孙俊峰,盘踞湾潭大栗,独占乡圩,剥削工农,残害异己,擅列捐税,任意抽丁。尤可恶者,其子永麟,处心狠毒,恣意掠杀,阻塞交通,使我四保工农贫民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本军长献身革命,原有拯救工农之义务。目睹惨状,焉忍坐视?故兴革命之师,剿灭孙家父子,为民除害……”。

孙团覆灭后,中心县委在鹿儿庄成立五峰县农协筹备小组。5月1日,湘鄂西前委委员兼红四军特支书记陈协平在五峰县城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五峰县苏维埃政府、县农民协会和游击大队。调鹤峰县苏维埃副主席易发琛任五峰县苏维埃主席,原鹤峰县游击大队长朱西元任五峰县农协主席,杨善成任五峰县游击大队长。之后,红四军经渔洋关,过松滋刘家场,6月l日攻申津渡,占领公安县,7月4日同红六军胜利会师。

湘鄂边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红四军、红六军公安会师,促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为形成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湘鄂边红色政权区域已由鹤峰、桑植两县发展到石门县、五峰县、长阳县的大部地区及慈利、巴东、恩施、建始、宣恩等县部分区域。西起宣恩县的椿木营,东至石门的磨岗隘和五峰的蒿坪,北抵巴东、长阳、建始三县的清江以南,南达桑植苦竹坪、慈利竹叶坪。根据地纵横300华里,拥有数十万人口,有5个县苏维埃政府,30多个区苏维埃政府,近300个乡苏维埃政府,大小100余支游击队,地方武装达2万余人,农会等各级群众组织近10万人。这块苏区成为湘鄂西两大主要苏区之一,它与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红六军开辟的洪湖苏区遥相呼应,处于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因为如此,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

鹤峰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巩固胜利成果,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动员湘鄂边苏区军民投入反“围剿”斗争和苏区建设,1930年5月,鹤峰中心县委在鹤峰县城召开湘鄂边各县代表参加的鹤峰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心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汪毅夫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主要讨论研究了苏区土地革命如何深入的问题,传达贯彻了鄂西党的“二大”通过的《鄂西党的组织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各项决议案,研究制定苏区内土地分配的具体政策,同时还重点研究了苏区党组织发展和自身建设问题。为落实鹤峰中心区的具体任务,中心县委向各区增派特派员,加强同各区党组织的联络指导工作。与此同时,还直接参与当地苏维埃政权工作,并考查、选拔一大批手工业工人、农民骨干分子担任党政干部,健全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

鹤峰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湘鄂边苏区即将进入全盛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它对湘鄂边各县党的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均起到了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此次会议以后,湘鄂边割据斗争不断取得进展,进一步焕发了苏区军民的革命热情,推动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健康地发展。6月,在鹤峰白果坪、锁坪一带由谢成宇、刘和生、张纯成等人发起建立自发游击武装――湘鄂边联防司令部青年大队。各区乡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壮大,以鹤峰独立团、五路军、县游击大队为骨干的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军“围剿”,使苏区反“围剿”斗争更趋主动。湘鄂边根据地各项斗争迎来了一个兴旺时期。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1930年5月,部署在湘鄂西苏区周围的国民党政府军及各县团防武装,趁红四军东下洪湖之机,对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苏区各族人民在鹤峰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同敌军展开殊死斗争,胜利地保卫了湘鄂边根据地。在敌军进犯初期,地方政权中有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五峰县农会副主席彭西祖,在土地革命深入的情况下,秘密隐藏和转移从孙俊峰团防手中缴获的武器,阴谋拖枪投敌,恢复五鹤边团防武装。农协主席朱西元发觉后,勒令彭交出武器,彭密谋暗杀朱西元,被湾潭区赤卫队长唐清和察觉,朱西元安全转移,彭西祖阴谋败露,只身潜逃。他同五峰茅坪团防裴兴垣、鹤峰下洞团防罗金堂等纠合,突袭鹿耳庄,捣毁红军伤病员住所,杀害伤病员20余人,乘机扩大势力,妄图在五峰边境取代孙俊峰团防的地位,多次率部向苏区发动进攻。

7月,朱际凯率慈利保安团400余人进犯走马坪,贺炳南独立团和县青年大队迎头痛击,打死打伤中队长刘家瑞等数十人,敌被迫退回慈利。8月,宣恩县长李培南率保安团、联合团防傅卫风、冯玉墀、覃福斋、陆明清等1000余人进犯施鹤边界的白岩溪。当地游击队为避敌锋芒,掩护区苏维埃及群众主动撤至麻水。8月下旬,中心县委为击破北线进犯之敌,令独立团从走马坪挥师施鹤边界,同时调集各区乡游击队、赤卫队2000余人配合作战,在白岩溪、粟谷湾击溃李培南所率进犯之敌,很快恢复白岩溪红色政权。

独立团在鹤峰北线作战期间,朱际凯、彭西祖等又乘机进攻鹤峰。9月上旬,彭部100余人偷袭鹤峰燕子坪被击退,朱部400余人攻占走马坪。9月10日,在朱际凯的煽动下,五里坪区农协会委员长彭兴周、游击队长彭兴武“反水”,在五里南村残杀县游击大队队员龚子生、刘敬业等17人,在南渡江杀害县委驻五里区特派员温练之等两人。他们砍下温练之、刘敬业、龚子生等人的头,送到走马坪朱际凯处邀功请赏。朱际凯“任命”彭兴周当了五里坪区长。

由于走马、五里两区苏维埃政府相继被破坏,湘鄂边反动团防迅速云集,更加有恃无恐。朱际凯部1000余人由堰垭、朱家山向鹤峰城压来,在这紧急关头,鹤峰中心县委急调独立团、县游击大队回县城。贺炳南亲率两个排据守城墙坳,姚伯超带县游击队防守跳鱼坎。朱际凯部自康家岭数次向县城进攻,均被击退,以后攻击更猛,冲过鸡公洞河,一区游击队长谭道见率部化装成神兵突然从潘溪坡山上冲下,朱部突见神兵天降,不敢再战,急忙渡河后撤,仓促之间,被红军打死打伤20余名,红军转入反攻。贺英部及独立团、县游击大队姚伯超部于10月中旬收复五里坪,恢复了五里区苏维埃政府,张仁安任主席,罗祝庆接替五里区特派员职务。叛徒彭兴周弟兄率部20人逃往五鹤边界头道河。11月,被五里区游击队长薛耀如逮捕处决。11月25日,独立团击溃朱际凯所属刘家齐部,收复走马坪,五里(九区)、燕子(三区)、走马(十区)3个区苏维埃政权得到恢复。

这期间,巴、建、鹤、五边界反“围剿”斗争也一直非常激烈。建始大荒、大庄、白沙、车云、木弓河等地和巴东连田坡、五峰牛庄等地,一直受到团防的袭扰。6月初,鹤峰县游击大队长吴琛、副大队长陈大悟率领特区游击队和乡赤卫队300多人,击退建始铜钱坝团防李洪章的进犯。6月14日,特别区农会为此向各乡发出通令,号召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支援前线,殊死保卫苏区。在五路军党代表兼区特派员刘植吾、县游击大队政委兼特区主任邱本仁和五路军指挥陈连振的领导下,在清江以南广大区域进行了艰苦的反“围剿”游击战争。10月,邱本仁率游击队奔袭建始双土地,活捉团防头目向友三。11月,陈连振率部两次打退五峰采花团防周坤堂的进犯。12月初,团防刘作舟、黄协成进犯大白车地区,陈连振、周其和邱本仁率五路军一部及县区乡游击队、赤卫队1000余人将刘、黄部赶到清江以北。

在桑鹤边界,桑植游击队在贺文渊带领下,以四门岩为中心,在堰垭、朱家山、茅垭、白竹坪、芭茅溪和五道水,紧密配合鹤峰独立团和贺英游击队,从5月起多次击退周燮卿旅、朱际凯团以及团防武装刘子维、向凤翔、向英武、陈策勋、罗文杰等部的进攻。8月收复茅垭、白竹坪等地,成立和恢复茅垭、白竹坪、苦竹坪、芭茅溪、五道水、朱家山等区乡苏维埃政权,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巩固了桑植半个县的红色政权。

9月中旬,长阳独立五十师全歼进犯长阳苏区的保卫团。10月20日,独立五十师协助县委在郑家坳召开长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长阳县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1月川军郭汝栋部纠集长阳、五峰两县团防共3000余人分两路向长阳进攻。独立师在赤卫队配合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历经半月,击退敌军。12月,独立五十师在长阳、五峰两县边界与敌激战数十次,共打死打伤敌军8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部队由原来的500余人发展到1400余人。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卫下,长阳县党组织和政权建设有了很大发展。至年底,已建立了1个县委、4个区委、26个支部,党员达813人;建立了2个共青团区委,团员达200余人;地方赤卫队发展到5000余人。

9月,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在湖南贺家台成立。石门县委领导的石门县游击队、赤卫队,多次同罗效之部交战,成功地阻止了罗效之部进剿鹤峰的计划,恢复和发展了苏区。在湘鄂边东南部石门县境的磨市、泥市、潘坪、南镇、白竹和清官渡等区乡开展了土地革命。

这样,在红四军东下洪湖的半年时间里,湘鄂边各县军民在鹤峰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湘鄂边苏区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有了扩大。

走马坪收编。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二军团,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在洪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游击战争。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1930年10月,红二军团南征失利,经松滋刘家场、澧县、石门等地向鹤峰转移,返回湘鄂边。途中接到贺英来信,得知川军甘占元、张轩、秦伯卿部已到宣恩、鹤峰边境,并与贺英达成收编协议的消息。

此前不久,川军杨森所属张轩部在军阀战争中失败,流落川东;另从敌第三师陈兰亭部分化出来的甘占元部也在川、鄂边活动。甘、张部的士兵多为出身贫苦的农民和失业者,既受川东地方反动阶级的压迫,又受四川军阀武装的追剿,既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面,又有倾向革命的可能。

秦伯卿部原来是党组织领导下的川东游击武装。1928年6月,秦伯卿同曾润伯、雷震寰一起组织暴动失败后,即按四川省委指示,组织武装,打出“平民革命军”的旗号,打击军阀、杀富济贫。1930年秋,经忠县县委介绍,秦率部参加川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任副总指挥,后该部在军阀围剿中失败。秦又以三路游击队部分人枪为基础,组织了“共产军”活动于鄂西的咸丰、来凤、利川和川东的石柱、忠县等地,打击团阀财主。

1930年12月初,驻利川的军阀王陵基(师长)派兵“围剿”川东红军,中共下川东特委派人向秦伯卿报告消息,秦伯卿、潘文楷、吴逸僧和各大队长等集中开会决定,将部队向湖北利川汪家营转移,必要时前往湘鄂边找贺龙和红二军团。秦伯卿进入鄂西后与先期进入鄂西的甘占元、张轩部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主要目的是为了相互策应,摆脱四川军阀围剿,保存实力。此3支武装约3000余人,在四川军阀刘湘和恩施保安团的追剿下进到宣恩沙道沟一带。

留守湘鄂边主持工作的鹤峰中心县委书记汪毅夫及鹤峰地区负责军事工作的贺英,分析了这支武装的动向,确定一面派人到湖南石门、澧县一带报告前委,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回师鹤峰,一面由贺英派人到沙道沟同甘、张、秦谈判,并提出收编条件:1、进入鹤峰后,必须听从苏区政府的安排和红军的指挥;2、不准扰乱百姓;3、军队给养由苏区政府负责安排。秦本人是中共党员,秦部以“共产军”名义活动,希望加入红二军团,甘部则迫于形势试图获得立足之地。

此时,鹤峰县内仅一个独立团和一些游击队,不到2000人,为应付事变,也作了战斗准备。川军移住鹤峰太平茅坝后,受到苏区军民的接待,贺英亲自去茅坝川军驻地问候。由于中心县委措施得当,川军进入苏区后,红军和地方苏区代表到驻地欢迎,贴标语,开大会,送了很多食物,川军每个连分到一头大肥猪。鹤峰苏区军民和川军之间气氛融洽,老百姓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川军官兵当客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川军完全同意了中心县委和贺英给川军提出的转移路线,通过鹤峰县城时,对居民秋毫无犯,接着马不停蹄,顺利到达湘鄂边重镇五里坪。

然而,他们一到五里坪,情况发生了变化。甘占元在渡船沟同鹤峰独立团贺炳南、文南甫接触后,借口生病,将原定移驻走马坪“收编”的时间拖延下来。经独立团一再交涉和催促才动身,只到渡船沟又往回走,仅派一名参谋到走马坪见贺龙,以给养问题为理由提出“受编不受调”,对收编产生动摇。

客观上,川军三四千人在五里坪滞留也使给养问题变得突出。当时五里坪还是区苏维埃所在地,土豪地主的财产早已没收分配给农民,苏维埃政府粮食储备极为有限,虽然贺龙派人从走马坪用骡马驮送大米、腊肉给川军,但对3000多人的川军来说是无法满足的,何况大雪封山,运输极为困难,贺英“五里坪领饷”的诺言无法完全兑现,加上五里坪群众对川军心存疑惧,已将粮食转移隐藏。川军在此情况下,一无土豪可打,二无政府供给,衣单被薄,饥寒交加,在困难处境中,旧军队的习性和弱点很快暴露。先是部分官兵到群众家索要,索要不得便抢夺。老百姓家木柴被烧光,就强拆板壁,烧家具,情势很快失去控制,以致发展到见鸡就抓,见猪就杀,见粮就抢,甚至发生了猥亵强奸妇女的事件,川军纪律本来松弛,劫掠无法禁止,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12月24日,在甘、张、秦部进占五里坪的同一天,红二军团主力抵达与五里坪仅一山之隔的走马坪,相距仅30华里。川军在五里坪的行动,使秦伯卿改造川军的计划彻底破灭,加深了红二军团前委负责人对川军的不信任,以致促成了红二军团武装收编的决断。当晚,前委主要负责人邓中夏(1930年9月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贺龙听取了汪毅夫、贺炳南等人关于川军情况的汇报,邓中夏认为川军就是"改组派军队"、“反革命武装”,决定武力收编。一面派独立团长文南甫到五里坪同川军谈判,如果同意收编,仍保留甘、张、秦等人地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二路军”;另一方面迅速调动红二军团主力,充分利用山区地形,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间迂回数十华里,从不同方向完成了合围部署。

甘部迫于形势接受收编,又害怕丧失实力,因而犹豫不决、徘徊不定,迟迟不动,红二军团前委利用这一时机,派出红军宣传队到川军驻地演讲,启发士兵觉悟,争取张轩、秦伯卿部,孤立人枪较多的甘占元部。12月28日,各项军事部署就绪,责令川军各部开赴白果、走马、锁坪集结,等待收编。

29日凌晨,甘部一个团在五里坪拒绝执行命令,发动武装暴乱。红二军团便按事先安排分五路向五里坪靠拢,围歼顽抗之敌。战斗中,红二军团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战士在阵前喊话,瓦解川军斗志。经数小时激战,甘部被打垮,解除了这支3000余人的武装,并在红军的监护下到达走马坪。12月30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突然逮捕甘占元、秦伯卿、张轩等18名川军团级以上军官,并强行解散“第二路军”,将部分下级军官士兵编入红二军团,其余的发款遣散。

1931年1月1日,甘占元等18人被全部处决。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在走马坪召开庆祝收编胜利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贺龙、邓中夏、孙德清、汤慕禹、王炳南、陈协平等军政领导同志及红二军团全体官兵。贺龙在大会上讲话。

1931年1月2日,邓中夏在走马坪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写出《二六军中夏关于南渡后战争概况及今后行动原则给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走马坪收编川军和处决甘占元、秦伯卿等人的理由和经过:“改组派甘秦张诸匪……有众3000余人,枪2000支,他们取道鹤峰,拟转入桑植、大庸与安乡。……29日我们决定将甘张秦三部完全包围缴械,其团长以上完全处决,营长以下分别如有政治意味的亦处决,否则遣散。兵士已选择编用,其余给资遣散(约2000人)。这一处理,我们自认是绝对正确的。甘、张、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总之完全与土匪军队无异。在我们没有弄清上述情形以前,我们还有保存,……真的如果我们犹犹豫豫,则必然受此种叛贼的欺骗截击的危险。因此,我们亦将其缴械,并将秦本人处以死刑。”①

在谈到收编以及处决甘张秦等人的意义时,邓中夏写道:“其意义倒不在于不动声色地缴得2000支枪,而在于保全赤色区域,消灭改组派各种军事计划,联合白军的计划。”①报告表明,红二军团前委处决川军首领特别是处决秦伯卿的主要理由,完全是建立在他们全是“改组派”和“联合湖南白军”的判断基础上。在邓中夏看来,“改组派”正是常常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异己分子,因而理所当然地要将这个自称“共产党员”、率领一支“共产军”队伍的秦伯卿作为“改组派”加以处决。

秦伯卿被处决在川湘鄂三省影响很大,国民党报纸也觉得不可理解,称“匪首甘占元、秦伯卿被贺龙枪决一节,首悉此间各报,惟秦伯卿系下川东共匪首领,贺龙为湘鄂巨魁,此种自相残杀消息,殊令人疑信参半。”②

走马坪收编,获得了大批人员和武器弹药,是红二军团自杨林失利后的一次很大的补充,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了湘鄂边苏区。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错杀秦伯卿,对张、甘各部也未采取区别对待、争取多数和打击少数坏头目的政策,特别是在走马坪收编期间,错杀陈连振,错误地解除第五路军的建制,更给湘鄂边根据地游击战争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收编结束后,前委在走马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由于前段的军事冒险和在杨林市的失利,许多干部对在南征中只打城市不要后方,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冒险错误有所认识并提出批评。湘鄂西特委多次来信要求红二军团立即返回根据地,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邓中夏并没有从南征失利的教训中清醒过来,不顾湖南强敌集结的现实,强调向南发展,作出“依托五、鹤进军石门,创造武陵山根据地”的主观决定。

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边。1931年1月中旬,红二军团主力出师石门,在白沙渡、桐子溪与国民党十九师第二团及罗效之部激战一日,红二军团占领石门县城。但敌李觉、李国钧两部随之围来,先后在松林峪、白云山、桐子溪、袁公渡、磨岗隘等地与红军激战,并出动飞机助战。红二军团因伤亡较重,被迫退回五里坪和五峰湾潭地区休整,出师石门的计划未能实现。2月上旬,红军主力一部东进。11日,攻占渔洋关,歼敌一个团,接着挥师长阳,攻克资丘,在资丘度过春节,进行短期休整。

1931年上半年,鹤、建、巴、五特区农会成立,由鹤峰县委委员、五路指挥党代表刘植吾兼特派员,鹤峰游击大队政委邱本仁兼特区农会主任,鹤峰县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吴琛、陈大悟兼任特区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下辖五峰、巴东、建始、鹤峰边界上的6个乡,各乡都建立了农协会、妇女会、游击队,革命政权一度相当稳固。刘作舟、黄协成等团防豪绅均逃往清江以北。

1931年3月上旬,川军杨铭1个师2000多人从恩施进犯鹤建巴五特区,前委决定由贺龙率红二军团一个团进行还击。此时鹤建巴五特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特区和邬阳区主要负责人周其、刘植吾、吴琛、邱本仁等分头到各乡领导运动。贺龙命令以特区为主体,组织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迎击杨部的进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紧急动员,召集驻防鹤峰县的湘鄂边联防司令部青年大队,恩宣鹤、巴建鹤两个边防司令部,加上特区内各乡游击队赤卫队共约4000人2000条枪的力量赶到建始官店集结,由县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吴琛、陈大悟率领,配合红二军团在战场坝设伏。当杨铭师进入伏击圈后,贺龙亲自指挥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三路向杨铭部发起突然进攻,杨铭部被围困在战场坝,拼死突围,经半日激战,杨部被击溃,歼敌7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枪400余支,杨铭及其残部逃往恩施。战后,贺龙在官店发表讲话,高度赞扬苏区军民。战场坝大捷,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推动了苏区土地革命运动。

战场坝战斗结束不久,红二军团应巴建鹤边防司令部的请求,派部协助地方武装攻打巴东花园包的团防曾德圣部。曾部凭借花园包巨石垒成的碉堡工事和土制罐子炮,居高临下,顽固抵抗,曾数次打退联防司令部和五路军的围攻,是湘鄂边苏区北部的一支顽敌。贺龙决定亲率红二军团进攻该部。1931年3月11日,红二军团一部和巴建鹤边防司令部、五路军共1000多人,从南北两面实施夹攻。在强大攻势下,碉堡内守敌陷入一片混乱,此时原打入敌部的赤卫队员陈明海,乘机点燃香签插入火药内,撤离碉堡后火药库起火爆炸,碉堡被炸为废墟,敌军死伤50余名,曾德圣等人脱逃。红军乘势发起冲锋,仅半天即结束战斗。

不久,红二军团开往长阳,在枝柘坪集中休整,并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4月l日,红三军奉命北渡清江,取道巴归兴,拟回师洪湖。此后数月内,在巴东金果坪、建始官店、鹤峰邬阳关、五峰蒿坪一带游击的先后有曾宪文部、王炳南率领的红三军教导一师,以及同年8月建立的长巴游击梯队(由巴东游击队、长阳警卫大队、游击大队、五峰蒿坪游击队合编)。

攻打建始县城失利。1931年4月,原已打入建始团防并任“恩建巴三县联防团长”的田见龙与中共建始县委所掌握的铜鼓、庙宇两支团防武装200余人里应外合,潜入建始城,击毙国民党建始县长李钊安,夺取县政权。县委积极筹备粮饷,对贫苦农民进行赈济,并着手筹建县苏维埃政府。

消息很快传到驻利川的军阀王陵基处,王一面电令川军赵竹君为建始县长,一面令团长赵鹤率一营人前往建始镇压革命。

川军来到,聂维祯、田见龙即率部向花坪撤退,准备到田家坝打出不惹人注意的“政治训练部队”的牌子,休整几天,筹备粮饷后,到官店一带苏区找贺龙。部队刚到花坪街后的田家坪,川军跟踪而至,由于雾大,川军未敢轻举妄动,只朝田家坪方向打了一阵枪和几发迫击炮。聂、田未敢停留,连夜向官店进发。

“政训队”进入官店苏区的边缘双土地后,闻讯红三军主力已离开湘鄂边,遂改变去苏区的计划。聂维祯、田见龙、黄兴武、聂维尧、谭华丰、李茂林、文德玉、聂维山及黄埔军校的几个学生认为川军只有一个营,且立足未稳,人地生疏,建始县城必然空虚,决定夺回县城。

在这个冒险计划的指导下,这支200人左右的地方革命武装,便连夜从双土地出发,渡清江,经火峰口、崔坝、客坊直取县城。第二日中午,部队到达恩(施)建(始)交界处大沙河,这日暴雨倾盆,河水猛涨,又无船只渡河,部队只得在河边待雨停后蹚水过河,由于忽视部队的隐蔽,被敌哨兵发现,飞报赵鹤,赵将计就计,将兵力调出县城,占领城周围高地,居高临下,伺机伏击。当田见龙、聂维祯的部队攻入县城时,赵鹤团伏兵四起,田、聂率部奋勇突围,伤亡甚众,队伍溃散。田见龙率一部分武装撤往巴东南漳河等地,招募新兵,准备重振旗鼓。聂维祯、聂维尧、黄兴武、李茂林率部分武装退到铜鼓包隐蔽。攻城失利后的第二天,赵鹤下令枪杀被俘的10多名革命战士,并悬赏捉拿田见龙、聂维祯等人。5月25日,派兵进剿铜鼓包,聂维祯、聂维尧、黄兴武等十几人化装星夜撤离,经巫山乘船去武汉。26日,敌人包围铜鼓包,并抄了聂维祯的家。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建始人民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中共湘鄂边特委和五县联县政府建立。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3月初,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3月27日,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此时,洪湖根据地正面临着反“围剿”的严峻局面,夏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几次给红二军团发出指示,催其返回洪湖。其中,3月21日给红二军团前委的信中说:“遵照中央决定,撤销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前来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同志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见另训),彻底转变二军政治路线。依照红军中党组织原则,前委应取消,由总指挥、政委负全数责任,在必要时可开军事会议。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共编二师,仍以云卿为军长,赤英代政委。其余负责同志依次改编……部队东下时,须留比较可靠武装,并放得力军事人才,巩固五、鹤政权,决定以小康为中央分局特派员,留在当地指导各县工作。”

3月底,在见到中央分局派来的唐赤英之前,红二军团已接到了分局类似内容的指示。于是前委在枝柘坪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会,传达分局指示,讨论部队行动方针,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红二军编为第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李剑如,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团;红六军改编为第八师,师长许光达,政委王鹤,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3个团。前委还决定成立湘鄂边分特委,由周小康任特委书记。同时将红四师之一部改编为教导第一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参谋长董朗,留守湘鄂边苏区,在分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会上,有的干部对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不太理解,但因对南征以来前委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不满,主张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返回洪湖。邓虽然同意了援救洪湖的意见,但却片面强调洪湖是湖海之地,不利于军团作战。加之又有强敌“围剿”,不可贸然回去,主张北渡长江,开辟荆、当、远根据地,以策应和援助洪湖反“围剿”斗争。会议最后制定了北渡长江的军事计划。4月3日,红三军主力1万余人离开枝柘坪,进军巴东,渡长江进入巴归兴根据地。

3月30日至4月3日,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红三军离开湘鄂边根据地后留守工作的指示,分特委在五峰县长茅司由周小康主持召开了党的五县(长阳、五峰、鹤峰、石门、桑植)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00余人。大会传达了分局指示,讨论了苏区发展的问题。4月2日,大会选举产生了湘鄂边分特委的领导成员,并决定成立湘鄂边联县政府,向经武任主席,分特委和联县政府机关设在鹤峰五里坪的洪家村。会议还决定将教一师改编为湘鄂边独立团,其师长、政委、参谋长改为独立团团长、政委,参谋长。此时独立团仅1个营,后逐步发展为3个营,一营由红四师的一部改编,营长田明贵;二营由洪湖来的游击队编成,营长盛联熊;三营由石门县游击队编成,营长唐占益。全团1000余人,700多条枪。

4月2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往红三军任代理政委的唐赤英来到湘鄂边。由于红三军已经北上,唐赤英便留在湘鄂边指导工作。5月2日,唐赤英在五里坪主持召开了湘鄂边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分局指示。会议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批评,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转变党的组织基础。改组分特委为湘鄂边特委,经提名并交大会通过。周小康、董大山、向经武、王炳南、陈协平、陈其模、屈国元、杨英、董朗9位同志为特委委员,周小康任特委书记,董大山任组织委员兼秘书,向经武为宣传委员兼联县政府主席;周小康、董大山、向经武3人为常委。不久,共青团湘鄂边特委书记庄南香、联县政府秘书兼鹤峰县委书记伍伯显也参加了特委。湘鄂边特委和联县政府的成立,统一了苏区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工作,整顿和发展了武装组织,为进一步扩大湘鄂边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湘鄂边特委和联县政府4月7日在五里坪正式办公,特委机关设在五里坪洪家村,日常工作由周小康、董大山、伍伯显主持。联县政府设在五里坪,由向经武主持日常工作。5月初,向经武病故,由龙在前代理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

苏区在特委和联县政府的领导下,加强了全区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并在各县、区、乡普遍建立游击大队、赤卫队以及青年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在春荒中,特委发布《春荒斗争宣言》,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群众搞好春耕生产,开展不完租、不完捐税、不完债、反对囤贱卖贵以及到豪绅地主家里搬粮食的斗争。在特委领导下,广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与春荒作斗争、搞好春耕生产的热潮。5至7月,特委在五里坪举办有50余名干部参加的湘鄂边苏区军政干部培训班。特委负责人周小康、董大山及庄南香等亲自授课,给参训人员讲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史、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与蒋汪叛变、南昌暴动、工农武装斗争以及党的秘密工作方法等内容,提高了干部的政治素质。特委还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召开群众大会,周小康、龙在前发表演说,会后进行文艺宣传,组织群众游行。

在群众工作中,特委对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十分重视,组建了共青团湘鄂边特委、各县团委或特别区委。至1931年8月,团员达到723人,其中鹤峰成立了县委和8个区委,团员209人。共青团在特委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为巩固和扩大苏区作出了贡献。

特委领导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各县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政策,鹤峰在原来已分配土地的基础上只加以复查,没有再进行分配。

1931年9月20日,因石门罗效之部进犯五里坪,特委和联县政府机关转移到桑鹤边界的四门岩地区。从湘鄂边特委成立到离开五里坪的5个多月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特委领导下,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自特委扩大会议以后,强调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在打土豪过程中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间势力,在肃反、镇反过程中又错杀了一批干部,特别是毫无根据地给一批地方干部扣上“改组派”帽子,加以杀害,严重地削弱了苏区武装斗争的指挥力量,孤立了自己,其结果使苏区工作日趋困难。其中五鹤游击梯队负责人汪佩然、蹇玉文,长巴游击梯队负责人田韵涛、周易等20多人分别于9月被错杀于湾潭、五里坪等地。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3月,走马地区苏维埃政权恢复以后,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只限于同团防的小规模战斗,整个苏区局势比较稳定,各项建设得到较大发展。但自7月以后,苏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对各苏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围剿”。石门罗效之2个保安团,慈利朱际凯1个保安团,桑植周燮卿1个旅,恩施罗启疆1个旅,共9个主力团1.5万余人,外加五峰团防彭西祖、胡元卿,建始团防黄协成、恩施团防傅卫风,宣恩团防冯玉墀、朱河阶,鹤峰团防陆明清、覃福斋等2万之众,联合向湘鄂边苏区合围,发动第三次“围剿”。

为粉碎敌人“围剿”,特委统一整编各县地方武装,将湘鄂边独立二团与洪湖来的曾绍堂游击队编为五鹤游击梯队,队长汪佩然;长阳警卫队与巴东游击队加上五峰蒿坪区游击队编为长巴游击梯队,队长田韵涛;桑植县游击大队与鹤峰游击大队编为桑鹤游击梯队,梯队长贺佩卿;贺英游击队编为游击纵队。桑鹤游击梯队驻鹤峰县城,活动于桑、鹤边界的四门岩地区和邬阳关至椿木营的鹤建恩宣边界,主要任务是保卫鹤峰;五峰游击梯队与长巴游击梯队驻五里坪东北的五峰湾潭地区;贺英游击纵队防守四门岩至太坪一带;独立团驻走马坪,重点防御罗效之、周燮卿、朱际凯等部及南线团防的进攻。

6月初,五峰县游击队进击石门黄棚溪,击溃鹤峰下洞团防,活捉并处决了团防头目罗金堂。23日,团防闵月桥偷袭驻守下洞大竹园的游击队,五峰游击大队赶来增援,大队长戴建堂不幸牺牲。月底,大五里坪团防朱玉庭勾结五峰牛庄团防吴瑞成进犯清水氽,被独立团和燕子区游击队在蒋家湾击溃,俘团防兵9人,缴枪28支。

7月中旬,建始团防黄协成向苏区发起进攻,鹤峰游击大队正副队长吴琛、陈大悟率部御敌。因建始大白车地区大庄乡赤卫队长李万章反水,陈大悟壮烈牺牲。

8月上旬,五峰团防彭西祖伙同大面团防段养斋以及团防闵月桥共200余人偷袭燕子坪,烧杀抢掠。燕子区游击队在通往大面的险道手扒岩伏击,打死团防兵6人,缴枪6支,并于当晚在大面芦家园子偷袭彭团杀团防兵10余名,缴枪6支。7日,彭团突袭鹿儿庄,捣毁红军后方医院,杀害伤病员27人。8月上旬,冯玉墀、陆明清等团防集结300余人,两次袭击中营区和茅坪区苏维埃政府。红坪乡土地委员会李玉山,中营乡赤卫队长田厚清等18人惨遭杀害,两区苏维埃政府被破坏。与此同时,朱际凯部进犯走马坪,独立团在唐家渡、江口等地与朱部激战一昼夜后向走马坪撤退。铁炉三坡等地苏维埃政府被破坏。

8月27日,朱部慈鹤“剿匪”大队长陈云甫,勾结罗家台独立团医院马夫唐绍辉偷袭红军医院,8名伤病员遇害,夺走长短枪20支。9月初,罗效之、朱际凯、周燮卿部倾全力向苏区“进剿”。9月7日,罗效之部一个连进犯走马坪,独立团二、三营在王炳南指挥下将敌击退,但石门的泥沙、南北墩等地被罗部占领。

9月9日,罗亲率2000余人向走马坪进攻。10日,独立团在九岭头与敌激战数小时,仍未能打退罗效之部的进攻。团长王炳南认为硬拼下去,损失更大,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命三营十二连坚守梅家岭,牵制敌军,掩护独立团撤退,独立团主力自梅家岭西侧突围,从锁坪、白果坪,退上大岩关。十二连苦战数小时,完成掩护任务后向鼓锣山转移。鼓锣山海拔1200多米,同梅家岭、南北镇成三足鼎立,背靠笔架山。连长决定沿鼓锣山山脊撤上笔架山,不料鼓锣山两面绝壁,仅有一条连接大山的山脊已被敌军抢占,连长深感形势紧迫,前有强敌,后无退路,被迫指挥全连,退上山顶,背水一战。此时全连仅剩200发子弹,战士们在山顶构筑了简单的掩体,堆放了石块,准备最后的战斗。

敌保安十团团长罗效之在梅家岭观察地形,正在准备最后的攻击,突然接到报告,说独立团主力已上了大岩关,眼前鼓锣山仅为独立团小股掩护部队。罗听后不由得顿足扼腕,即刻下令向鼓锣山顶发起冲锋。敌军仗着人多,排成密集队形,在炮火掩护下,直向山顶扑来,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就在方圆不到半里的山上展开。独立团战士子弹很快打光,弹尽援绝的十二连官兵就用石头往下砸。敌军紧缩包围接近山顶,十二连不断有人受伤、牺牲,且战且退,一直被压逼到悬崖边,全连100多人只乘下32人。

这时,敌军近1000名士兵荷枪实弹,前三层后三层地向悬岩边压来,敌军等待着红军“投降”场面的出现。但红军战士们在连长的带动下,纷纷将手中的枪向山下扔去,随后高呼“红军万岁”,纵身跳下悬崖。几天后,当地群众在悬崖下发现一名幸存者,也因伤重而牺牲。敌军撤走后,刚家湾的群众瞒着当地土豪团防,进山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这次战斗后,走马坪、白果坪、梅坪等地被敌占领,区、乡苏维埃政府悉被破坏,被屠杀的区、乡干部达20余人。

在独立团抗击罗部之时,五峰团防彭西祖、胡元卿等部攻占采花,进逼湾潭。朱际凯1000多人袭击梅坪、柘坪、曲溪、堰垭、潼泉等地,屠杀干部群众20余人,苏维埃政府遭到破坏。朱部随后又从朱家山偷袭鹤峰县城,遭游击队阻截,被迫退回慈利。9月中旬,宣恩罗启疆部经沙道沟向鹤峰压来,特委一面调贺佩卿、王湘泉率桑鹤游击队助守鹤峰城,一面令独立团主力继续在大岩关一线正面抗击罗效之部,另派陈协平率二营及长巴游击梯队绕道袭击石门的泥沙、所街罗效之后方,以牵制敌人。9月19日,罗效之部1000多人一面佯攻大岩关,一面绕道下洞六峰,猛攻三路口。其时五峰之敌已占湾潭,独立团腹背受敌,被迫撤离大岩关至五里坪,掩护特委及联县政府向鹤峰县城转移,罗部随即占领五里坪。

在特委和独立团从五里坪后撤之时,五峰县游击大队、县苏维埃干部200余人,退守鹤峰境内的红毛三尖(山名)。9月23日,彭西祖、胡元卿部猛攻红毛三尖,五峰县委书记郭宏春阵亡,县苏维埃主席张德宪、县游击大队长等人被俘,其余100余人转移到燕子坪。26日,罗效之一部由五峰鹿耳庄进攻燕子坪,独立团副团长文南甫率一个连阻击失利,退到东乡坪、杨柳坪同独立团主力会合,罗部进占燕子坪。此时,陈协平率独立团一个营及长巴游击队在敌后活动,先后袭击并攻克南北墩、清水湾、渔洋关、湾潭等地。29日,在鹤峰岩板河与彭西祖、胡元卿部遭遇,激战半日后撤往鹤峰县城,与独立团主力会合。陈协平部的游击,打破了敌人由东线及南线向苏区进攻的部署,使特委、联县政府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在鹤峰获得短时间休整。

罗部纠集更多军队向鹤峰县城进攻,10月占领鹤峰城。独立团因人少弹缺,便掩护特委、联县政府退到四门岩地区。罗部继而向四门岩进犯,独立团在四门岩以北断孤岭伏击,全歼罗部一个连,缴获一批武器弹药,罗部方停止对四门岩地区的进犯。

为扭转被动局面,特委在四门岩黄连溪召开会议,总结前段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死守硬拼的战术,将独立团和各游击队分散在五峰、桑植、石门、鹤峰等地开展游击战,实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红军执行这一方针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10月下旬,乘罗启疆部调防、北面无强敌进攻之机,独立团在南线狠狠打击了罗效之驻南北镇的后卫部队,迫其撤出鹤峰,返回石门。接着,独立团乘川军二十一军第三师赵鹤团接替防务尚未就绪时,主动出击,先后攻克桑植的仓关峪、陈家河、上河溪、河口等地,基本上掌握了反“围剿”的主动权。不久,赵鹤部换防就绪,大举反扑,特委一面调桑鹤游击梯队阻击,一面集中独立团和游击队在走马坪一带猛击罗效之部,击败南线最主要的敌人,迫使其他各路敌军后撤。12月下旬,特委和联县政府机关由桑植白竹坪迁往割耳台,后迁回鹤峰城。

12月底,特委在鹤峰城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与会者认为这次反“围剿”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代价极大,在斗争中没有根据湘鄂边的实际情况开展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保守防御,硬拼硬打,应予纠正。会后独立团和各游击梯队根据上述决定,紧密配合作战,于1932年1月至2月间,消灭长阳伍伯云部以及周燮卿的主力团李奇玉团及罗效之的两个营,恢复部分失地和政权。在桑、慈、鹤三县边界建立了一些新的区、乡苏维埃政府,基本扭转了苏区工作的被动局面。

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苏区军民不畏强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许多苏区优秀儿女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五里区苏维埃妇女主任欧冬英、副主任胡腊姐、手工业委员向成鹏、肃反委员秦玉湘、小组长贾松山、燕子区游击队长费月庭、队员唐天元、唐天耀、覃和堂等数百人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保持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气节。

四、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左”倾错误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湘鄂西武装割据的斗争,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党内“左”倾错误思潮的滋长有了“理论”根据。这不仅在军事上“进攻中心城市”问题上表现出来,尤其在党的组织工作和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更为突出。

在湘鄂西党和少数军政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轻视和否定统一战线的倾向。他们认为党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分必须纯而又纯,因而对于从旧营垒中投奔革命的地方军政干部,特别是对湘鄂边土著武装首领出身的地方武装干部缺少信任,尤其在革命游击战争发生某些局部失利的情况下,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这部分人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对他们求全责备,上纲上线,甚至怀疑他们思想动摇。同时这部分人因为本身文化素质和革命理论修养不高,易受江湖义气影响,产生认识上的局限性,有时感情用事,不易接受正确的意见。每当意见产生分歧时,往往不能冷静对待和处理,而被作为“地方主义”受到批评、排挤,甚至成为无情斗争的对象。

1930年下半年,红四军主力东进后,陈连振与当时在湘鄂边的巴鹤建五特区负责人周其,因在镇反和任用干部等问题上发生分歧,由相互猜疑发展到公开争论。周其对陈连振本有成见,遇事不能充分协商讨论,导致特区领导内部宗派主义产生,军政分裂,地方政权也得不到完全统一。红二军团回到湘鄂边后,周其向前委汇报工作时称陈连振“同地方党闹对立,搞仇杀”。前委派巡视员到五路军所在地邬阳关地区核查时,没有对周其等人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冷静分析和全面核实,就逮捕、处决五路军下属团营干部10多人。陈连振不服,携妻子和副官及随从多人直接到走马坪找前委和贺龙申述。但前委负责人不听陈连振的辩解,反冠以“地方势力派的反动首领”,将其一行就地撤职扣押,同时取消第五路军番号。1931年1月1日,陈连振和他的妻子、副官遭到错杀。

梅坪谷德桃在丈夫邓仁山牺牲后,跟随哥哥谷德前带领20多人活动于梅坪一带。1929年谷德前病死后,她就带领这支队伍坚持斗争,给红军转运物资,照顾伤病员,安置家属,成为红军在湘鄂边的一个重要联络站。1931年正月,周小康、杨英等人借故给谷德桃加上“包庇土豪”的罪名,解除其武装,并经前委主要负责人批准,枪杀于鹤峰县城教场坝。

原湘鄂边红色游击纵队司令、红四军独立团团长贺炳南,骁勇善战,在开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作过较大贡献。他在驻防走马坪期间,忽视思想改造,轻视革命政权建设,以致脱离群众,受到贺龙的严厉批评。前委决定解散独立团,编入红二军团第四师,并勒令贺炳南带8名侍从人员离队。虽然贺炳南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请贺英向贺龙、邓中夏转达其请求,要求继续留在红军中,但遭到前委领导的拒绝,不得已离开走马坪,返回桑植。

恩宣鹤边防司令王殿安和警卫营长洪传洁等人也在同一时期被杀。王殿安,1930年参加革命;洪传洁,女,红军解放鹤峰城后,即参加了王殿安的地方武装,投身于保卫苏区的游击战争。1931年正月,王殿安率部与川军杨铭一部作战,击退敌人后立即返回县城。接着团防陆明清又配合川军尾随攻城。县委负责人郭天明对敌军的迅速反扑未加任何分析,主观认为王殿安等人“反水通敌”,将王、洪等人扣押,王殿安据实争辩未果,越狱逃跑。1933年正月,王殿安在建始花坪被国民党军队新三旅抓捕,被枪杀于恩施崔坝。洪传洁等人即被苏维埃错误处死。

朱西元曾跟随贺龙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4月五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县委委员、县农协会主席、县游击大队长等职务,为开辟五、鹤苏区作出过贡献。1931年2月16日(农历除夕),朱率五峰游击队驻扎湾潭,因警戒不严,突遭团防袭击。副大队长涂子西素与朱不和,趁机诬告朱西元“反水”。县委书记易发琛未经调查,即以“对党不忠,企图反水”的罪名,上报红二军团前委批准,于3月20日将朱处死在五峰红鱼坪。

反动势力也利用党内的“左”倾错误,乘机造谣挑拨,采用种种手段陷害地方干部,借刀杀人。党内少数负责干部轻信谣言,也误杀了不少同志,汪佩然就是其中之一。汪佩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3月任独立二团团长,7月任五峰游击梯队队长,活动于鹤峰、五峰、长阳边界,敌人对他欲擒不能,恨之入骨。五峰采花团防胡元卿、红鱼团防薛卓轩和长阳县长龚勋南共同密谋,伪造汪佩然同他们暗中联络的信件,并故意让这些信件落入红军其他部队手中。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得到信件后,于1931年9月将汪及其所属主要干部20余人当作“改组派”,在湾潭、五里坪等地处决。

对秦伯卿、陈连振、谷德桃、朱西元等人的处理,“左”倾冒险错误、宗派主义错误是其主要根源,,给湘鄂边根据地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使湘鄂边苏区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是湘鄂边反“围剿”统一战线明显削弱。红四军第五路军的解体使三个边防司令部的领导干部人人自危,仅1931年(即早在红三军湘鄂西大肃反以前)湘鄂边就以“改组派”、“反水分子”名义逮捕近百人,其中处死35人。贺炳南被解职后,意志消沉,终于导致乌门岩事件的发生。国民党团防借此大作文章,不断派出说客钻进我军内部策反,企图彻底瓦解湘鄂边统一战线。

二是军事上战略战术失误。单纯依靠正规红军打天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对比,在地形不熟、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打攻坚战,同敌军拼消耗,如独立团南北镇鼓锣山战斗和留驾司天星寨战斗即是如此。反“围剿”战争越趋残酷,打法反而越来越单调,付出的代价也一次比一次惨重。

三是根据地军政建设中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展。土籍客籍军政干部之间,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隔阂更加不易消除,往往是有相互信任依靠的愿望,但又都担心对方靠不住。党在群众中威信有所下降,地方武装发展困难,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正规红军仅仅局限于单纯的人员枪支的补充,而不能在编制上予以扩大。

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湘鄂边苏区军民反“围剿”的作战机制受到严重损害,军事上的统一战线基本解体,使湘鄂边政治军事斗争进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湘鄂边红色政权在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几乎被破坏殆尽,苏区只剩下鹤峰和邻县零星小块地方。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5月,长江上游“剿共”代总指挥王陵基一面配合徐源泉(负责“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的敌左路军副司令兼总指挥)“围剿”洪湖根据地,一面派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第七旅十九团团长赵鹤率部3000余人,对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发动进攻。

5月20日,赵鹤部在宣恩、恩施、鹤峰、建始4县团防的配合下,由恩施红土溪分两路向鹤峰合围,一路由赵部一个营经建始官店、大荒口进攻邬阳关;一路由赵鹤亲自率领,经石灰窑(设临时兵站)、麻水、中营、北佳坪进攻鹤峰县城。此时,独立团一、二营在走马坪地区活动,三营在邬阳与下坪之间的龚家垭、王家山一带,独立团加县区游击队仅20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特委未能吸取前段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仍然执行湘鄂西中央分局“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令独立团三营和陈其模率领的游击队共500余人,于5月23日分头迎击:一路由副团长文南甫率100余人出邬阳关强攻大荒口,川军一个营反扑,独立团败退龚家垭,敌占邬阳关;另一路由陈其模和三营营长唐占益率400余人,分三路进攻水池子,左路两个连,右路是陈其模的游击队,中路是赤卫队,多持长矛、大刀、火枪,而赵鹤部3000余人,装备良好,训练有素,一经接触,独立团和赤卫队失利,赵部乘势穷追猛赶,占领留驾司后山要隘天星寨。次日独立团三营摆脱赵部,撤到走马坪,只留下县区游击队与敌周旋。

赵鹤接受以往长驱直入被红军各个击破的教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占据天星寨后,并不主动进攻,而是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逸待劳。特委错误分析敌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重新调集独立团包围天星寨,令独立团和游击队1000余人于6月14日分三路向天星寨发动强攻。董朗率一营由鸡公山、留驾司、石堡寨从左侧进攻,王炳南率二营由龙潭河从正面进攻,文南甫率三营经下坪岩门从背后进攻。由于一营在运动途中,暴露了独立团的行动,引起川军的阻击,未能按时赶到原定地点就仓促投入战斗,二营即刻出战,三营还在运动途中。经5个多小时激战,数次冲锋失利,独立团伤亡惨重,被迫退守龙潭坪。赵部乘势反攻,经留驾司、二等岩、平山占领鹤峰县城;另一路尾追独立团,在龙潭坪激战一小时,独立团退到王家山,敌遂从朝阳坪进占燕子坪。16日,独立团稍作休整,从王家山出发,奔袭石灰窑川军兵站,歼敌一个连,缴枪30余支,银元20箱及大批弹药。

乌门岩事件。正当川军重兵压境、大举进攻、湘鄂边苏区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桑鹤边界的乌门岩发生了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杀害湘鄂边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等10多名干部的事件。

贺炳南,桑植洪家关人,出身行伍,英勇善战,曾任工农革命军大队长、红四军第三游击司令部司令、鹤峰独立团团长等职,在开创湘鄂边武装割据局面的斗争中有过较大贡献。1931年1月,因与走马土豪过从甚密,走马坪收编后被撤职,但仍带一部分人枪活动于桑鹤边界。贺佩卿,桑植罗峪人,中共党员,曾任红四军警卫团团长,1931年走马坪收编后留地方任湘鄂边红军第一纵队(又称支队、梯队)司令。王湘泉,桑植沙塔坪人,中共党员,担任过红军营长,1931年和贺佩卿一道留下任纵队副司令。纵队下辖6个中队,500余人,300多条枪。

贺等三人对革命军的建立和湘鄂边苏区的开辟都作过一定的贡献。贺佩卿、王湘泉自1931年脱离红军主力后,继续活动在桑鹤边境,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2月桑植县委扩大会议期间,贺佩卿因对特委在湘鄂边执行的路线持不同看法,与杨英产生分歧。杨英准备撤去贺佩卿的军事领导职务,因遭部分地方干部反对而未果。贺佩卿、王湘泉同杨英之间矛盾激化之后,杨、贺之间多次发生争论,在几次战斗中,不仅不能密切配合,反而互相怀疑,互相戒备。对此,特委未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做深入协调、教育工作,反而将贺、王部当成异己力量,曾声称要“解决这个支队”。贺佩卿等人对特委深怀疑惧,戒备更甚,于是更多地在桑鹤边独立活动。敌“桑鹤剿共司令”朱魁仲获得这个情报后,抓住时机,秘密派遣贺佩卿的同乡贺诗百窜到桑鹤边界散布谣言,对贺炳南等人谎称贺龙已在洪湖被杀,煽动贺等另立旗号,为贺龙报仇。

正当贺炳南等人对这些谣言疑信参半、犹豫不决之时,独立团军事上失利,鹤峰县城失守。特委决定放弃桑鹤根据地,通知贺、王部于6月2l日集结部队向五峰、长阳转移。贺佩卿等人认为这个命令是周小康、杨英“调虎离山”的圈套,一旦脱离桑鹤边界,就会被撤职杀头,不如先下手为强,遂于25日与贺炳南秘密策划,声称“反共不反贺、杀尽江北佬”。在桑植乌门岩杀害了纵队政委、桑植县委书记杨英等10余人,特委书记周小康也险遭杀害。乌门岩事件给湘鄂边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造成更加不利的局面。

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的行动,引起纵队内部多数队员的强烈不满。第四、五、六3个中队离贺投奔独立团,第二、三中队也不愿意接受贺佩卿指挥,仅一个中队由贺端清带领随贺佩卿拉到云头山守卡扎寨。10月28日,朱际凯带300余人进攻云头山,贺、王部在贺炳南掩护下,带领部分人从后山悬崖上用绳缒下突围。贺炳南被俘,吞金自杀。贺佩卿、王湘泉突围后,集合残部20余人在桑鹤边别嘎溪一带隐蔽,直到1933年1月红三军重返湘鄂边才归队。

湘鄂边独立团军事上的失利和乌门岩事件的发生,使湘鄂边特委机关和湘鄂边联县政府无稳固的立足之地,被迫撤出桑鹤边境。1932年7月3日,独立团在走马坪附近的通草坪击败鹤峰国民党政府县长刘诗庸堵击,占领走马坪。次日在南北镇操军坝处决团防队长周春山和国民党县政府师爷涂云阶,然后向五峰转移。

反“围剿”的失利。鹤峰县城陷落后,特委书记周小康带领特委机关再次转移桑鹤边界四门岩,又遭贺炳南等人的袭击,被迫退回鹤峰县境,经朱家山、上平溪、杨柳坪至燕子坪附近的蔡坡,与鹤峰游击大队第三支队30余人会合。次日凌晨,团防徐云谷率300余人追击特委机关,第三支队连续三次击退徐部的进攻,特委机关撤退到五峰牛庄同独立团会合。特委撤离后,鹤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30余人在县委书记伍伯显、特委巡视员蹇先为的率领下,转移到与鹤峰城仅一山之隔的祥台,被敌一个营冲散,蹇先为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伍伯显和县游击大队长吴琛等部分人员,经平山、朝阳坪,在大五里坪赶上独立团。

7、8两月,特委、联县政府及桑鹤等县苏维埃人员和独立团主要活动于鹤峰、长阳、五峰一带。为了有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独立团采取主动出击,长途奔袭,攻敌不备的游击战术。在长阳的黄柏山休整一周后,长途奔袭五峰百年关,歼敌1个营,缴获一批武器弹药;8月29日占领渔洋关,接着北上长阳的水田子,攻打团防李华岳的据点罗家坳,歼灭团防李华岳大部,缴枪200余支。特委在水田子召开会议,决定打回鹤峰。9月3日,部队西进黄柏山,遇敌阻击,改道五峰,在湾潭与罗效之部激战,歼敌一部。

这段时间,红军虽小有胜利,但仍未能改变被动局面。同时,已失陷的老苏区,遭敌人烧杀抢掠,粮食奇缺;加之以前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打击了中间力量,脱离了群众,不利于继续在此坚持斗争。这时盘踞鹤峰的川军向独立团扑来,特委被迫撤离湘鄂边。9月中旬,特委和独立团由石门之深溪兰坪,经太坪街、子良坪、松滋刘家场、西斋到江陵沙岗一带与夏曦领导的中央分局会合。不久湘鄂边独立团改编为湘鄂边独立师,师长王炳南,政委卢冬生。

特委、独立团撤离苏区后,大部分县、区苏维埃干部随特委和独立团转移,留在湘鄂边的少数地方干部,只能坚持一些零星的游击战。鹤峰县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被川军占领,五峰、石门、慈利、桑植、宣恩、恩施、建始、巴东等县团防,纷纷派人来鹤峰抢占地盘,对苏区人民实行残酷镇压。仅麻水、中营两地就被川军烧毁群众房屋40余栋,杀害群众20余人。鹤峰巡视员蹇先为、独立团二营政委彭维、一营营长田明贵、城关区苏维埃主席贺栋庭在强敌面前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在保卫苏区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巴建鹤边防司令曾宪文,于1932年夏染上天花,仍坚持带病指挥战斗,在鹤峰县燕子坪一带的高山深谷中和敌人周旋。9月,部队被打散,曾宪文和少数战士被敌围困在大山上。敌人搜山时,战士们抬着他转移,当他看到情况危急,决心不能让战士受到拖累而付出不必要的牺牲,就劝战士们留下他,迅速转移,保存力量。但战士们不愿意丢下同他们患难与共的指挥员,仍守在他身边。曾宪文看到说服无效,只好以司令的身份强令部下离开,并警告他们,不服从命令就要"军法处置",战士们才含泪离开。曾宪文在鹤峰燕子区丘台牺牲,年仅26岁。

鹤峰县第三游击大队长李斐然负伤后被敌川军捉住,押解到留驾司天星寨川军团部。敌人为从他身上得到游击大队的消息和红军枪炮局隐藏武器的地点,对他软硬兼施,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李斐然软硬不吃。敌军恼羞成怒,将其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鹤峰县儿童团总团长李庆成被赵鹤部捕获,敌军诱降不成,对其严刑拷打,在押往县城教场坝的途中,李庆成一路高呼口号,从容就义。

川军进占鹤峰不到一月时间,三次血洗湘鄂边后方军医院驻地平山,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大肆搜捕红军伤病员、地方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红军家属。游击队长田银堂带队员6人,在平山附近的夹马峡伏击川军,打死川军2人。6月30日,川军第三次血洗平山,共烧毁群众房屋78栋。乡苏维埃主席徐良臣、区游击队指导员刘长甫、乡游击队长田银堂、指导员田祝锋、副队长文香山和共青团员徐静卿等数十人惨遭杀害,5岁幼童唐科书被川军赶下悬崖摔死。徐良臣、文香山、徐静卿3人被捕后,敌人强迫他们背“火背篓”(铁桶里放进燃烧的木炭,用铁丝拴在人的背上),以灭绝人道的酷刑将他们折磨至死。

1932年7月,桑植县委特派员刘植吾被捕,敌派人诱降不成,将其杀害。

7月,特委在撤离鹤峰之前,周小康在芦茅湾孙书州家召开了部分党团员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坚持武装斗争,并具体布置了联络方法和工作要求。会后,县苏维埃副主席唐树勋到溪坪、东乡坪、燕子坪一带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游击队长范辉元率领一支游击队在云南庄一带游击,袭击小股川军及其运粮队,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缴获粮食数千斤,子弹100多发。团防陆明清部一个班运送伤兵进城,被游击队全歼,缴枪6支。

城关党组织在艰险的环境中,利用各种手艺及小商贩作掩护,收集和传送情报。国民党县长周志云以“灭共剿匪”名义发行临时救济券,搜刮民财,党组织发动和组织数百群众示威请愿,迫使周志云停止发行。党组织还经常在街上张贴红军标语,散发传单,搞得敌人惊慌不安。

贺英游击队以太平镇割耳台为中心坚持游击,不断袭击敌人。1932年10月,宜恩沙道沟团防匡超然袭击割耳台,游击队被迫转移到石家河硝洞。贺英的女侍卫张月圆负责联络和运送给养,被匡部士兵抓住,对其严刑拷问,张始终守口如瓶,保证了游击队的安全。是年冬天,敌人加紧对游击队的“围剿”和封锁,游击队转移到鹤峰田家坪千丛壳的深山老林,一切供应被敌人切断,游击队员每人每天仅发二两黄豆充饥,一直坚持到1932年腊月交通员带来红三军回鹤峰的消息,贺英才率领游击队扶老携幼赶到毛坝李家湾,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

第七章 以恩施地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

一、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湘鄂西苏区和我国其他农村根据地一样,也是建立在农村,建立在农民群众基础之上的,因此,农民群众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所以在武装割据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湘鄂西苏区就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

恩施地区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豪绅的手里,以巴东牛洞坪乡为例,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面积的70―80%,少数豪绅地主更是田连阡陌。如鹤峰县大地主张六顺,占有全县10个区中6个区的土地,有几百个庄户。来凤县的大土豪黄铁脑壳,拥有4万余石谷的田,年收租达2万余石。他们占有大量肥沃土地,对佃户榨取封建地租,进行野蛮剥削。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也是农民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同时,在中国,地主与商人、高利贷者是三位一体,他们凭借地租、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三种形式,榨取个体农民全部剩余劳动和大部分必要劳动的生产物,把个体农民的生存手段降低到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再加上官府的火坑税、过桥税、太阳税、月捐、寒衣费、田赋等50多种名目繁多的捐税,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把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中解放出来,是农民长期以来的迫切要求,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需要。

党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合理土地要求极为重视。1929年1月,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就公布了《耕田农有法令》,当时由于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因此土地革命还只停留在宣传和杀豪绅、烧地主房屋、烧田契债券、罢租罢课阶段。随着苏区的形成,苏维埃政权逐渐得到巩固和发展,土地改革条件也逐渐成熟。鄂西特委于1929年12月召开了鄂西党的二大,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诀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即“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要求“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土少土的农民使用”,“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公产、官产或无主的荒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1930年9月,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大纲》,规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明确了党在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说明了分配土地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在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上,根据上述决议案的精神,正式制定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令》,法令规定:没收地主阶级、教堂、庙宇、祠堂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富农所余出的一部分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失业的贫民,男女老幼均可分得土地,分得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1930年5月,中共鹤峰县委在湘鄂边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根据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召开鹤峰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多人,代表全县100多名党员(不含军内党员)。会议由县委书记郭天明主持,鄂西特委巡视员周小康、中心县委书记汪毅夫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继续传达贯彻鄂西党的二大精神,重点讨论和部署了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问题。接着又召开第二次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具体讨论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会后,县委举办了培训土改干部的学习班,训练三个月后,分到各区、乡领导土改工作。训练班由县委主要负责人郭天明、陈协平等讲课,主要学习土改的方针、政策。各区、乡苏维埃相继召开会议,成立土地委员会(乡委会下设贫农团),具体领导土地革命的开展。当时县委还编印了一本土地革命的小册子,大张旗鼓宣传土地革命运动。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自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标志着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深入的阶段。

1931年12月,中共巴兴归县委在巴东甘坪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红三军前委的中肯批评,作出八个问题的决议。在《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实行平均分配土地方法,……马上组织贫农团、雇农工会。……是与巩固苏维埃有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根据上述精神,1932年2月,在巴东的牛洞、甘坪、西陵、构坪、白羊等地开始土地改革。

1933年1月,红三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了湘鄂边苏区,解放了近十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同年3、4月,湘鄂边土地分配运动再一次兴起,在恩施、建始、宣恩、巴东等县新开辟的苏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对1930年间曾进行过土地分配的鹤峰县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对照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数量进行复查,没有重新分配。但对1932年湘鄂边根据地沦陷后因地主复辟、反攻倒算的地方,则发动群众,经过斗争,强迫地主重新交回土地,对行凶报复致死人命的则坚决镇压,以保证贫苦农民真正翻身作主人。

各地土地革命的发动,时间虽前后不一,情况各异,但其路线和政策基本一致。一些“左”的土地政策,如1931年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唐赤英来湘鄂边传达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时谈到“要平分一切土地”;1933年初,为贯彻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政治路线,以湘鄂边游击总队第一大队的名义向苏区各地发出《布告》,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过程中没有完全执行。

各地在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步骤和方法上也大体相同。

第一步:宣传发动,成立各级领导机构,进行土改试点。先召开县的党代表会或县委扩大会议,有的是召开县、区、乡苏维埃代表会,按上级的决议和法令,作出实行土地革命的正式决定,并成立领导土地革命运动的机构(县、区、乡成立土地委员会,农村成立贫农团),接着培训土改干部。在方法上,鹤峰县委是办党训班,巴东、恩施等县是召开县、区、乡干部会议,其内容都是讲解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法令,从思想上和政策上武装干部。随后土改干部下到各乡,与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协作,在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深入农村,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和无产阶级会,或到田间、家里与农民谈心,教唱《农民歌》(“农民联合起来啊!黑地又昏天,压迫数千年,耐劳苦,忍饥寒,生产供人间,手边无土地,终岁不空闲,历经难中难,才到打谷关,‘四六’‘三七’送课交租衣食不周全。农民联合起来啊!想起好伤悲,农民真吃亏。要吃饭,要穿衣,大家打主意。快快团结起,加入农协会,建立苏维埃,实行分土地,彻底打倒土豪劣绅才能享安逸”)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宣传土地革命的政策、方针,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1930年10月,鹤峰在城关区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土改试点,年底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高潮。

第二步:依靠贫雇农骨干,划分阶级成分。按照《土地问题决议大纲》中规定的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即“凡有土地自己不耕种,也不雇人耕种,而只出佃坐收租谷者为地主;凡自耕土地有余,而兼雇人耕种或以余田出租者,及佃农虽自己无土地、资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获超过需要并雇人耕种者为富农;不论自耕农佃农,土地仅是自给者为中农(中农分两等,一种富裕中农,一种非富裕中农。富裕中农虽兼雇佣少数人耕种,因其土地数量与人口需要刚刚相符,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稍有余裕,便认为是富农,自然,富裕的中农接近富农,但不能与富农同等看待);虽有小块土地,但不能维持生活,而兼做零工及其他副业方能维持生活者为贫农;完全没有土地而被人雇佣者为雇农”。宣恩县在土改时,根据上述划分阶级的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又具体规定了五条标准,即土豪劣绅:一般约占有5个庄户以上的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地租、高利贷剥削为生,劣绅除占有5个庄户以上的土地外,还是保董以上的统治者;富农:占有2―4个庄户,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另一部分出租;中农:占有自给自足的土地,靠自己劳动为生;贫农:少地的农民;雇农:无地靠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根据上述标准,各级干部、乡土地委员会委员,深入贫苦农民中去,先摸家底,清查本乡各户田亩,再由干部一起划定阶级成份。鹤峰苏区的土改运动划分了四种阶级成份:即雇农、贫农、中农、土豪劣绅。恩施县等苏区划分了五种阶级成份,即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土豪。为了防止与纠正划分阶级成份中出现偏差,贺龙、夏曦等领导亲自到农村检查土改工作。1933年5月20日,夏曦在恩施红土的白果坪听取区、乡干部汇报后,针对当时按庄户多少来划分阶级的偏差指出,不能单纯以庄户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既要看他的土地占有,还要看他的生活手段和剥削程度,这样阶级划分中的偏差便及时得到了纠正。

第三步:没收和分配土地,焚烧田契,插牌分田,登记造册。当时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多少,以屋就田,肥瘦搭配。根据这一原则,按各户人口和应得田亩,以原耕地为基础,上面写明此田亩数及界限,归某某耕种,乡苏维埃登记造册。在分田过程中,贯彻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对雇农、贫农首先必须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对他们所欠土豪劣绅的债务一律取消;对红军家属的土地质量,对单身汉在土地数量上均适当给予照顾;自给自足的中农土地不动,土地不足给予分配;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在当时,鹤峰虽未明显划分富农成份,但在运动中对于所谓“殷实户”出租的土地没收了。如鹤峰燕子区罗有德家仅两口人,有土地200多石,请3个人耕种,而土改时只将他多余的100石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又如恩施县富农王德蒙,有6口人,请长工1个,自耕16石包谷地,收租4石,每年放债600吊。土改时,只将他出租的4石包谷地没收分给贫农。对在乡的地主及其家属,也分给一份坏田。这体现了消灭地主阶级,不是在肉体上消灭,而是给以生活出路。如鹤峰燕子区土豪黄实秋的老婆未随夫逃跑,仍给她留12石产包谷的土地。恩施县粟谷区土豪卢松岭在土改时跑了,但老婆和3个女儿没跑,仍给她们分了一份坏田(约五六亩),一栋烂房子(原是庄户黄昌海住的),还分了33斤包谷和铺盖、锅、碗等。鹤峰县在进行土改复查时,把原来分给地主的好田调换给了贫农。对不法地主则坚决镇压。鹤峰五里区水泉乡土豪宋正义,反对土改政策,拒绝将已分给贫农谭华之的好地交出来,为此,区政府在五里坪召开大会将宋正义镇压了。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除土豪劣绅经营的工商业外),比如恩施县对富农史兴全兼做布匹生意的本钱200元,没有没收。农村小贩仍分配土地,对外地来到苏区的商人一概加以保护,

第四步:土改复查。党为了检查土地改革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是否作到公平合理,鹤峰县在1932年2月至3月对城关、太平等区进行了复查,并作了一些调整。太平区雇农李岩之原来分的田不好,发现后给他调换4丘良田。刘天文分多了田,查出后,就分出20挑谷的田给田少的周南庭了。

经过土地革命后的恩施苏区,改变了过去占总人口10%左右的地主阶级占全部土地60―70%的状况,前后有近10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仅鹤峰县的农民,一年就免除给豪绅的租课达1000万斤左右。受尽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过去就是因为土地被地主夺了去,被迫做牛做马,背井离乡,吃尽苦头;在共产党领导下,土地“回”了家,满足了农民的根本要求,翻身农民冒着大雪纷纷召开庆祝会,小伙子们玩龙灯,耍狮子,姑娘们划采莲船,玩花鼓灯,男女老少跳起摆手舞,发自肺腑的歌颂党、歌颂红军。

通过土地革命,广大农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参军参战,出现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兄弟争相当游击队员、当红军的热潮。如鹤峰城关区在土地革命前各乡赤卫队只100多人,土地革命后激增到500多人。恩施白木栗区,土改前只有30多名游击队员,土改后增加到80多人。宣恩400人的游击队,猛增到1500余人,其中还有200余人加入红军。

土地革命胜利,解除了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深耕细作,改良土壤,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红色根据地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土改后的1931年,鹤峰苏区粮食获得丰收,总产达到4000万斤以上,比上年增长两成。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鹤峰太平区贫农吴清海,一家8口人,以往未杀过年猪,这年杀了一头百多斤的肥猪,还做糍粑、甜酒。

苏区的土地革命,基本按照党“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政策进行。但土地分配的发展也不够平衡。比如巴兴归苏区1932年的土改和1933年湘鄂边苏区的土改结束后不久,因敌人卷土重来,农民分得的土地还未得到收获遂又丧失。而湘鄂边1930年至1931年的第一次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1931年春节,农民欢天喜地过了一个丰收年、翻身年。在地处苏区边沿的地区,敌人时有骚扰,局势不稳,因而只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没有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只分了土豪的浮财及罢租罢捐等。同时在土地革命中也存在“左”的错误,有的地方平分土地,多出少进,损害了中农利益;有的地方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特别是给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对中立富农无疑是不利的;对地主兼工商业主的,没有在经济上区别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一律采取没收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损失。

二、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设

1929年2月,红四军再克鹤峰城,建立中共鹤峰县委,正式开始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内党的建设。县委书记陈协平派出徐锡如、龙在前、周其、温练之等以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分赴鹤峰各区开展工作,建立区、乡党的组织。仅上半年就先后建立了城关、太平、邬阳三个区委。5月,鹤峰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党的发展工作。

1930年2月,红四军奉中央指示东下与红六军会师,为加强对湘鄂边苏区的领导,建立鹤峰中心县委,书记汪毅夫。鹤峰县委(第二任书记郭天明)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到1930年底又相继建立燕子、茅坪两个区委,全县共建立党支部12个,有党员数十人。

1931年4月2日,湘鄂西特委委员周小康在五峰主持召开鹤峰、五峰、长阳、桑植、石门五县党代会,成立湘鄂边分特委,负责湘鄂边各县工作,属湘鄂西特委领导。

同年5月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派来的代表唐赤英在鹤峰五里坪主持召开湘鄂边分特委扩大会议,把分特委改组为湘鄂边特委,书记仍为周小康,属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8月,湘鄂边特委在五里坪召开会议,布置研究党的发展工作。会后各县委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到年底党员人数大为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鹤峰县就发展到500多人。

到1931年底,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已建立鹤峰、桑植、五峰、长阳、石门五个县委,20多个区委,100多个支部和党小组,约有党员2000多人。

根据工作需要,各级党的组织都分别设有组织、宣传等部门。支部内部也有分工,由党员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党组织首先坚持党员标准,订出入党条件,严格入党手续,把好党员发展关,并严格执行开除出党和退党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入党条件:l、成分好,以雇农为主,其次是半自耕农与自耕农;2、历史清楚,与土豪劣绅无联系;3、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革命到底,至死不变;4、能吃苦,肯干,作风好;5、对党和革命有足够认识。要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能够介绍进党。介绍人要事先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并对所介绍的人负责任。在吸收入党前,支部还要考察,要派专人与发展对象个别谈话,经过多次考察教育,对于真正具备条件的发展对象给予发展。在发展党员时,要有本人申请,经一到两个党员的介绍,小组讨论,支部大会通过,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后,举行宣誓,才能成为新党员。誓词是:“我诚心入党,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团体),接受批评,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誓)不叛党”。入党后发有党证,每月交纳党费,多少不限。还规定对违犯党的纪律的,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劝告、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如燕子区党员林方敏和土豪有联系,查出后开除了他的党籍。

其次是建立、健全组织制度,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制度,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共鄂川边区工委建立时,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明确指示他们“要在农民委员会、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中组织党的支部,……在活龙坪等地组织几个中心区,……在党的组织和农民委员会中要运用民主集中制,一切问题要经过群众详细讨论,使他们自动地、自觉地去干”。这就指明了党的支部建立在哪里和如何建立等问题。还规定了支委会、党小组会讨论的内容和会期。鹤峰县先后召开3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心工作。这样使得大家齐心协力,整个党的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克服了组织松懈现象,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苏区党的组织绝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因此湘鄂边特委十分重视党的思想教育,自始至终用无产阶级思想、党的正确路线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增强党员的党性。

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通过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支部大会每月1次,小组会3―5天一次。其内容为:1、检查党纪的执行情况,看是否有泄密、贪污和不正当男女关系;2、研究布置工作,讨论敌情、打土豪问题;3、研究发展党员的工作;4、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进行党的知识及国内外形势教育。通过党内政治生活,克服党内松懈现象,增强了党员的组织观点。

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组织党员和干部参加政治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党做到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于1929年3月17日给贺龙同志的指示信中指出: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不仅自己严格遵守军队纪律,还能成为士兵的模范。”组织党员学习了《论政党》、《列宁主义》等著作以及鹤峰县委主办的《简报》和从洪湖转发来的《红星汇刊》等刊物,这些刊物上刊有列宁、毛泽东等同志的文章,有各级领导同志的讲话、党的决议、指示。党员通过对这些著作、决议、指示的学习,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策略,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道理,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知道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正确处理党内关系,达到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进而达到组织上的一致,这样把服从组织提到了服从真理的高度,党员就能自觉去克服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为了通俗地、具体地对党员特别是对工农群众中的新党员进行教育,开展了“怎样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活动。主要内容是要按期到会接受教育,讨论工作;要忠诚勇敢,有奋斗的决心;有牺牲的精神,刻苦努力的工作;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要经常学习,阅读党报;要按月交纳党费。只有做到这些,才算是一个好同志,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了教育党员和培训干部,党组织还举办一些训练班,集中学习。湘鄂边特委于1931年5月在鹤峰五里坪举办鹤峰、桑植、五峰、长阳、石门五县军政干部训练班,每县派3―5名干部党员参加,各县游击大队和独立团派政工人员和有立功表现的军事指挥员参加,每期两个月。第一期参加学习的共有50余人,特委负责同志周小康、董大山和共青团联县书记庄南香等同志亲自上课。讲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史、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和蒋汪叛变、南昌暴动、工农武装斗争和党员如何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等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学员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大大加强了基层的领导力量。

苏区党组织十分注重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党的纪律,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贺龙军长经常穿的是粗布衣,背着箬叶斗篷,脚穿水草鞋,分不清他是兵,还是官。关向应同志只有一套替换衣服,而且都是补丁加补丁,几年没有用棉被,大寒天时,就裹上破军毯钻进苞谷壳叶睡。周逸群、周小康等同志也是如此。他们的模范行为,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光辉榜样。

湘鄂边党组织有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贺龙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有首歌谣这样唱道:高山顶上云套云,园中竹子根连根,河里鱼儿不离水,贺老总和人民心连心。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党员都能奋不顾身地保护群众,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采取各种办法减轻群众负担,很多干部都自带口粮参加工作。党员关心群众,群众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保护和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党的干部和红军没有给养了,群众送来了;敌人打进来了,群众就来通风报信,有的甚至为此献出生命。

总的说来,湘鄂边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是好的,党的各级组织起了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共产党员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1930年9月,邓中夏来到湘鄂西任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坚持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主张攻打长沙等大城市,幻想以单纯的军事行动取胜,结果,导致战斗的失利和红军的重大伤亡。特别是1931年3月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后,强制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搞肃反扩大化,错捕错杀了一大批党内、军内的优秀干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危害。1933年上半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巴东金果坪召开会议,夏曦武断地认为“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都是‘改组派’的组织”,莫须有地指责“周小康、陈协平的共产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认为“改造党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必须解散党的组织”。夏曦就这样独断专行地解散了红军中和地方上的党、团组织,进行重新登记,于是全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而且在重大问题上,夏曦一人说了算,党内民主基本丧失。

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建设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是武装割据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从湘鄂边苏区苏维埃政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9年元月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次解放鹤峰到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1929年1月13日鹤峰解放后,成立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天锡。后由于敌人反扑,工农红军主动撤至堰垭杜家村一带休整。2月中旬,红四军再克鹤峰城,恢复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仍为吴天锡,后由易发琛、伍伯显相继接任。由于学习贯彻了六大决议精神和井冈山的经验,红四军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宣恩、恩施、巴东、建始、长阳、五峰、石门等县的部分地区。在鄂西境内的红色区域,到1930年止,属鹤峰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的有11个区苏维埃政府、101个乡苏维埃政府(其中包括鹤建巴五特区农协及其所辖的14个乡苏维埃)。

1931年4月,五(峰)长(阳)鹤(峰)石(门)桑(植)五县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政权进入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政权还包括了宣恩、恩施、建始、巴东等县,以及湖南慈利等县邻近鹤峰的区域。1932年6月,蒋介石令川军赵鹤部3000余人,趁主力红军外线作战之机,突入鹤峰,向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独立团未能打破敌人的进犯,被迫撤离湘鄂边苏区。反动武装蜂涌而入,土豪劣绅反攻倒算,各族人民重陷于血泊之中。从此,湘鄂边苏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第二阶段:1932年12月底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从洪湖苏区重返湘鄂边至湘鄂边苏区的丧失。1933年1月,红三军重占鹤峰城,恢复了县苏维埃政府和7个区苏维埃政府及46个乡苏维埃。接着以鹤峰为中心向四周发展。2月,在建始县官店口建立建始县苏维埃政府,辖6个区、24个乡苏维埃政权;在恩施县清江以南地区建立7个区、50个乡苏维埃政府,5月在粟谷湾成立恩施县苏维埃政府;恢复和建立巴东县以南的2个区、15个乡苏维埃政府;2月底又开辟宣恩县中间河以东的红色区域,建立4个区、19个乡苏维政府,7月在宣恩县卡那坪建立宣恩县苏维埃政府;9月贺龙率红九师游击咸丰,在黑洞地区建立2个乡苏维埃政府。在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仅三四个月,计恢复和建立鹤峰、建始、恩施、宣恩4个县苏维埃政府,共辖26个区和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解放了近十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l933年3月24日,夏曦在巴东县金果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独断专行,作出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的决定;3月至5月,又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肃反”,错杀大批党政军干部,鹤峰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杀,许多基层干部,红军战士也遭株连,造成军内恐怖,地方政权瓦解。地方武装如县乡游击队被改组为“湘鄂西游击总队”,实际上大部被解散,保留下来的队伍战斗力严重削弱,减员无法补充。加之数十股敌人乘机猖狂进攻,苏区最终丧失。

第三阶段:从1933年底开创湘鄂川黔新根据地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突围长征。1934年5月,红三军离开鄂川边进入黔东,开辟黔东特区。10月,红二军团(即红三军)与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会师,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二、六军团由湘西进入鄂西地区之后,积极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首先在宣恩的沙道沟一带打土豪,并在两河口成立宣恩县苏维埃政府,下辖沙道沟、高罗2个区苏维埃政府和玛瑙湖、锅间沟、红溪坪、沙河溪、龙潭、两河口、沙道沟、挑子岔、当阳坪、核桃湾、布袋溪、四道水、乐歌坪、马家寨等14个乡苏维埃政府。

恩施红色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革命斗争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开始的组织形式是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1―3人,秘书1人,赤卫队长1人,还有军事、土地、妇女等委员。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打击豪绅地主,没收和分配地主财物;维护地方秩序;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农协会还规定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各项政策,即强奸犯处以死刑;鸦片吸食犯没收其烟具,禁闭、具结后才能释放;对流氓地痞由农协会进行教育;对匪首则处以死刑,对一般匪兵进行教育。因此在短时间内,农民协会领导农民,以暴风骤雨之势,冲击了压在农民头上数千年的反动封建势力,把长期压榨农民的豪绅地主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①

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改变了以农协会代替政权的现象。鹤峰在1929年2月将县农协会改为县苏维埃政府,4、5月间又将太平镇、邬阳关、中营坪3个区农协改为苏维埃政权。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进一步总结了政权建设的经验,通过《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决议精神指引下,苏维埃政权建设迅速发展,日趋完善。

苏维埃政府各部门机构设置均较完备。县苏维埃设主席l人,副主席2―4人,由正副主席组成主席团,有秘书组,下设肃反、土地、军事、粮贸、组织、宣传、文教等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委员3―5人。区、乡苏维埃政府均设主席1人,副主席1―2人,下设秘书、肃反、土地、军事、财粮、组织、宣传、文教等委员。在乡苏维埃政府下还设有乡代表,每个乡代表管10―30户不等,按地区划分。乡代表的任务是负责本地安全,侦察土豪情况,召开群众会议,协助乡政府分配土地,做好巩固地方政权等工作。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采用工农兵、贫农代表大会制。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管理政权的最好形式。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各级最高权力机关,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代表大会负责。县、区乡苏维埃每半年到一年选举一次,可连选连任。苏区人民,凡年满18岁以上者,不分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的真正民主制度。代表候选人由群众提名或由红军派去的指导员提名,经群众讨论后,再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代表的条件:首先是穷人,其次是忠实可靠、群众信得过,三是愿为大家出力办事。为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选举苏维埃代表时,“产业工人应有特权”,恩施地区产业工人少,因此又规定:“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农村雇农在选举上应有特权”。如先后担任过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玉和是木工,江君云也是木工,哈太成则是榨油工。据鹤峰县粗略统计,担任过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职务的手工业工人约90多人。《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特别规定了“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要求各级苏维埃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保证了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比较稳固的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管辖的地区,曾三次召开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和讨论如何群策群力巩固苏区、搞好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比如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土地革命和发展生产问题;第三次代表会讨论镇反和反“围剿”问题。由代表们选举成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民主政权,把实行土地革命,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支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以及组织人民经济文化生活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狠抓地方的镇反工作。为了搞好这一运动,在县委的领导下召开县代表大会,成立县、区、乡肃反委员会,制定镇反的具体政策,即“保长以上的一般要杀,个别罪恶小的不杀,甲长一般不杀,个别罪恶大的要杀;白军连长、排长以上的要杀,小排长、班长以下的不杀;反水的首领要杀,反水的群众不杀,反水分子家属不杀”。①要求各级肃反委员会依靠群众,摸清底细,依据政策,确定打击对象。处决一个人,必须由区、乡肃反委员会提供材料,报县苏维埃批准后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宣布其反革命罪状,经过群众斗争后再杀。由于党的镇反政策在苏区的贯彻执行,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复辟活动,安定了社会秩序,保卫了土改的胜利果实。

由于敌人不断对根据地实行“围剿”,红军来回转战,战争频繁,因此动员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护运伤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也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1935年宣恩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不久,县政府就派苏云清两次送粮送款到沙道沟红军驻地。玛瑙湖乡政府主席肖世锡4次给红军送粮送款。在忠堡战斗中,咸丰、宣恩各族人民为红军送饭、带路、抬伤员、筑工事、养护伤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在群众中流行一首歌谣:“张刚(国民党保安团指挥官)你莫搞,打死你一百,你就少一百,打死我一百,只要一歇(指扩红的时间),打死我一千,只要一天”。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恩施地区各族人民直接参军、参战和参加各项革命活动的达97000余人,其中有12000余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1933年,苏维埃政权虽然得到恢复,但因肃反中实行红色恐怖,使得新任干部人人自危,不敢工作,最后竟公然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

苏区群众团体的建设。除了政权建设之外,党还十分重视群众团体的建设。群众团体是协助政权机关工作的一种辅助力量,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随着苏维埃运动的开展,青年团、工会、农协会、妇女会等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和发展。

1930年上半年,鹤峰县成立团县委,书记蹇先为,城关区建立了团区委。次年,太平、燕子2区分别建立团区委,全县共建立8个团区委,15个团支部,共有团员29人。

当时入团的条件是:凡年龄在16岁―25岁的男女青年,成分好(以雇农为主,其次是贫农、中农);历史清楚,与土豪劣绅无联系;思想好,对敌斗争坚决、对党忠诚老实,肯牺牲个人利益;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耐劳者,均可加入共青团。

入团手续也较完备。要求入团的人,首先要本人申请,再经一至两个团员介绍,小组讨论,支部大会通过,报上级批准,举行宣誓,才能成为新团员。誓词是:“我忠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团体,接受批评,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革命到底”。入团后定期过组织生活,汇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组织发展。团员犯错误,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劝告、警告、留团察看、开除团籍等处分。

1931年5月,召开鹤峰县第一次团代会,出席大会的代表近百人。大会明确提出了教育青年是团的中心任务,团组织一定要做好党的助手,号召广大青年,保卫苏区,建设苏区。各级党组织也非常关心团的工作,注意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共青团组织在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和协助党组织及政权机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

童子团是共青团领导下的儿童群众组织。除土豪劣绅、反动分子的子弟外,凡8岁―15岁的孩子,只要品行好,热心服务,自愿参加,都可成为童子团员。1930年上半年,鹤峰县童子总团在团县委书记蹇先为的具体领导下正式成立,担任过县总团长的有杨遂远、康集堂、李庆成等人。童子团由团县委潘怡林同志具体负责。总团部设总团长1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文娱委员各1人。各区、乡亦相继建立童子团,根据人数多少,编为大队、中队、小队。

童子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的人;禁烟禁赌;打菩萨(谓之“哑口劣绅”),制止道士、端公(谓之“张口劣绅”)的迷信活动。他们积极宣传无神论,唱着“……七窍不通,八面威风,静坐不动,实在没用”这类嘲讽菩萨的民谣,经常冲进庙堂,把菩萨拖到场坝里鞭打,边打边喊打倒土豪劣绅。在禁烟禁赌时,童子团员关阳春揭露了自己的爷爷吸鸦片,把爷爷绑在腿子上的鸦片也查出来了。对屡教不改的食烟者,童子团就把他们弄到街上,戴上三尺多高的红绿纸帽子,游街示众,警告鸦片烟鬼。

共青团还经常对儿童进行教育,鹤峰县团委在县城办了一所儿童夜校,有几十人参加学习。平山团支部还办了儿童训练班,一期训练儿童团员50多人,内容是识字唱歌,讲革命道理。同时还进行军事常识教育,如学习站岗放哨,操练基本步伐,还用木棍、假枪进行演习。

妇女协会是妇女的群众组织。1929年春,鹤峰县先后建立县、区、乡各级妇女协会。鹤峰县妇女协会主席为蹇先润。参加妇女协会的条件是成分好,工作积极,革命坚决,吃苦耐劳。妇女会的成立,都是经过了思想发动,自愿组成的。如当时属鹤峰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建始大荒乡,在成立乡苏维埃政府的同时,鹤峰县派青年妇女徐正成(徐满姐,即陈宗瑜的爱人)到大荒(七乡)召集会议,教唱《国际歌》、《十二月》、《放脚歌》等革命歌曲,经过一段发动工作之后,召开妇女会,选李德芝为乡妇女会主席,黄银香为宣传委员。妇女被组织起来后,革命热情极高。许多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庭,踊跃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2月,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余人,大会进行了3天,讨论了妇女解放、禁止蓄婢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虐待妇女、反对封建礼教等问题。

妇女会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党的中心开展各项工作。为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鹤峰县妇女协会还在城关开办妇女夜校,蹇先润亲自上课、教歌,参加学习的经常在30人左右。学习内容主要是与当时政治中心和妇女解放等有关的问题,同时通过唱歌的形式进行教育。当时广泛流行的歌谣很多。如《放脚歌》、《劝郎歌》等,前者揭露封建礼教给妇女带来的深重压迫和痛苦,表达妇女要求解放的心情;后者是青年妇女鼓励自己的丈夫在前线英勇杀敌,革命到底。这些歌曲对妇女影响极深,流传甚广。

广大妇女在支援红军、保卫苏区和建设苏区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她们有的参加洗衣队、做鞋队,有的自愿到红军和游击队医院去护理伤病员。巴东县组织妇女合作社,为红军和游击队做鞋、袜,洗衣、补衣服;鹤峰县平山的湘鄂边军医院,伤病员较多,医院附近的50多名妇女组织起慰劳队、担架队,为伤病员烧水做饭,洗衣洗被。有的妇女参加宣传队,结合中心工作,利用重要节日(如五一节、三八节)等,在城乡广泛宣传禁止养婢纳妾,反对裹足,提倡男女平等。有许多妇女在参加生产的同时,还为红军放哨、送信、探听敌情,或直接参加红军和游击队,或担任县、区、乡的领导职务,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中不少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1931年9月,建始大荒乡妇女协会主席刘敏芝,在前去鹤峰寻找红军来解救被敌包围的游击队的途中,被团防抓住,身中数刀,她倒在血泊中仍英勇不屈,顽强痛斥敌人,在枫香树下壮烈牺牲。

在工会组织方面,据鹤峰县粗略统计,全县只有石匠、木匠、铁匠、裁缝等手工业工人约1600多人。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在这些工人中组织了工会。1930年4月,首先在鹤峰县城关成立区工会,后改为鹤峰县总工会,设主席1人,组委、宣委各1人。缝纫工人田远宽、向友植等先后任主席。区设区工会,如五里区在区苏维埃工会主席向成鹏的发动下,先后有铁匠、木匠、铜匠、缝纫工、榨油工等70余人加入区工会组织。

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协助游击队打土豪,押犯人;给红军优先制造兵器、修理武器和优先缝制军衣、旗帜等。这支手工业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还建立了商会。解放鹤峰县城后,小商小贩受到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商户很快发展到30余户。1930年上半年,县城以袁建章为首的中小商人组织成立了商会,下设小组,每组10户左右。商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商人学习党的有关工商政策,解除思想顾虑,调动中小商人经营的积极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解决军民急需,在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四、根据地的地方革命武装建设

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在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的同时,组建了根据地的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他们在保卫红色政权、发展和壮大正规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8年初,在党的武装暴动的方针指导下,湖北省委就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在各地建立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队。中共施鹤临时特委在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很快就在咸丰县的龙潭司建立了咸丰县农民自卫总队,黄子全任总队长,杨维藩任党代表,总兵力300余人,下设4个大队。这是施鹤地区最早的地方革命武装。

在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进入鄂西地区,特别是在贯彻了党的六大精神和井冈山经验之后,1930年2月,万涛又传达了鄂西区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军事工作问题的决议案》,要求“实现党员军事化和武装工农……在苏区的一般青年农民,应受相当军训,编成赤卫队”,群众武装便随着红军游击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和苏区的形成而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地先后建立独立团、边防司令部、游击队、赤卫队等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革命武装体系和指挥系统。

湘鄂边独立团:湘鄂边区的地方正规部队。1930年3月20日,贺龙率领红四军主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部队出发前,抽调骨干组建独立团,任命贺炳南为团长,要求独立团会同各地游击队共2000人,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游击战争。1931年3月,贺龙率红四军北渡长江时,前委在长阳枝柘坪开会,决定留下得力军事人员巩固湘鄂边苏区。于是将原独立团番号取消,部队编入红二军团。同时将红四师之一部编为教导第一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参谋长董朗,留守湘鄂边坚持斗争。同年4月,湘鄂边特委决定将教导师又改为独立团,团长、政委、团参谋长仍分别由王炳南、陈协平、董朗担任;下辖3个营,共千余人。1932年9月,该团被迫撤出湘鄂边,在江陵编入湘鄂西独立师。

边防司令部: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苏区,1930年春,在鹤峰苏区周围边界地区先后建立三个边防司令部,即恩宣鹤边防司令部、巴建鹤边防司令部、桑(植)慈(利)鹤(峰)三县边防司令部,从而把边界地区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统一指挥,参加苏区反“围剿”战争。

游击队: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区、乡苏维埃政权,肃清苏区反动团防武装,受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指挥,随时调动,配合红军开往前线作战。1929年在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5个游击大队: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姚伯超、田玉山,300多人,90多支枪,活动在东乡坪、燕子坪一带;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田集堂,200多人,90多条枪,活动在桑鹤边界;第三游击大队,大队长李斐然,50多人,30多支枪,活动在茅坪、麻水一带;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徐焕然,200多人,100多支枪,活动在太平镇一带;第五游击大队,大队长范辉九,200多人,100多支枪,活动在城关、新庄一带。建始、恩施、宣恩等县苏维埃政府也于1933年先后建立县游击大队,巴东龚家湾成立游击司令部。区游击队一般为50人左右,队长都参加区苏维埃政府,有的队长是由区苏维埃的军事委员兼任的。区游击队的装备除了有一部分步枪,还有火枪、大刀等武器。1934年至1935年,宣恩县的高罗、磨子沟和咸丰县的黑洞、活龙坪、巴西溪、大村、小村、李子溪、白果坝等地,还分别建立了游击大队。

赤卫队:乡苏维埃政府建立赤卫队,赤卫队设队长1人,副队长1―2人,队长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各乡赤卫队人数不等,一般为50人左右,队下设若干小队(班),每个小队约有12人左右。凡年满18岁的工人农民都可以参加(土豪劣绅及其子弟不准加入)。赤卫队的武器,均系火枪、大刀和梭镖,赤卫队是不脱产的人民武装部队,受区苏维埃政府指挥。它的主要任务是放哨守卡,维持地方治安,打击流氓地痞和土豪劣绅,平时务农,战时皆兵。

少年先锋队:凡是l5岁―20岁的青少年,只要成份好,都可参加。它是一种带军事性质的青少年群众组织,不脱产。平日在乡接受军事操练,站岗放哨,战时冲锋陷阵,受各级苏维埃军事委员指挥。鹤峰的少先队是在1931年5月组建的。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了少先队组织。县设总队部,总队长谭绍南,总队政委向丕佑,军事委员罗海清,青妇委员朱国凤。下设队、分队、小队,各设正副队长若干人。队旗为3尺6寸见方的红旗,旗正中是镰刀斧头,旗角上是五角星,靠旗杆的边上写着“鹤峰县少年先锋队总队部”。队歌歌词是:走上前去,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去,稳着脚步,要高举着少年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这一时期,地方武装有了很大发展,先后建立3个独立团,3个边防游击司令部,大小规模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100多支,人数达1.4万余人。

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红三军前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注重发挥其作用。

为了把独立团建设成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红军,1931年3月,红三军前委在长阳枝柘坪会议上决定:要放得力的军事人员组织地方武装。为了帮助地方武装的建设,红军主力给他们派干部,选派得力的军事人员,送枪支弹药。1934年4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对独立团在扩大发展部队的路线、政治纲领和任务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决议要求独立团要坚持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来创造和扩大地方武装部队的路线,不要搞“招兵买马”。决议规定了独立团政治斗争的“十大纲领”:1、取消租课,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给雇、贫、中农和士兵;2、没收地主富豪粮食,分配给没有饭吃的农民;3、反抗一切苛捐杂税;4、取消一切高利借贷;5、增加工人工资;6、夺取地主团防武装,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和红军;7、逮捕和杀戮土豪劣绅;8、优待红军家属和伤病战士;9、推翻国民党,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10、反抗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就明确规定了独立团的任务除了打仗以外,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发展党组织,成立政权,建立武装,分配土地,担当起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任务。

在独立团内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用共产党革命的政治纲领,去改造内部的神兵群众和旧军队的恶习,使部队更加革命化。

部队不断吸收贫苦工农分子参加队伍,不断改变部队的成份,提高政治素质。为了保证队伍的质量,在接收新兵时,要进行个别谈话和考查,对要求参军的人谈话:“当红军没有钱,日夜跑路,生活艰苦,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你愿意吗?”若对方答以“因受土豪的欺压,要报仇等一类话语”,独立团就接受他,并继续考查,令其带路去打与他有仇的土豪,以识别其言行的真伪。

为了加强对战士们的纪律教育,独立团还给战士们教唱《三大纪律歌》。若违犯纪律,视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轻则教育,重则开除,直至处以极刑。有一个姓朱的战士侮辱民间女子,被当众处决。

独立团采取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即“你来我飞,你去我归;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白昼埋伏,黑夜掩袭”,“长速奔袭,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1930年,巴建鹤边防司令部也规定有严格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其纪律为:严禁吸鸦片;不许强奸妇女,违者杀;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烧老百姓的房子,借物要还,损坏要赔;作战时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士兵不准随便回家。其奖惩制度为:奖分为提拔、物质奖、精神奖三种。作战英勇者提拔;活捉敌人或夺敌人枪支者,奖钱10元、8元不等;打仗时冲锋在前者表扬。惩分为教育、降职、枪毙三种。无论士兵和长官,若有错误就交给群众讨论,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湘鄂边地方武装的武器装备,主要为三个来源,一是组建时利用流散于民间的土著武装和神兵用过的兵器,多为土枪、大刀、长矛,亦有少量军阀武装用过的步枪、马枪、短枪;二是在游击战中从国民党军队、团防武装手中夺取武器;三是自制。

根据地建立后,各县(包括部分区)地方苏维埃政府大多建有枪炮局、修械所,可以仿制多种枪弹、枪支和小型火炮。湘鄂边历史上很早便有铸造枪炮的记载,如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湖广总督迈柱登记田氏土司武器时就记载“有铜炮两尊(分别重378斤、380斤),马蹄炮三尊……均系土司所造,还查收铅弹5328斤。”①1929年以后,为反击敌人进攻,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在中营麻柳溪、邬阳关陈家坡、太平官屋场、平山旧街、红岩坪赵家新屋、燕子油坪分别建立枪炮局。如麻柳溪枪炮局在6个月内铸造土枪30多条、土炮10尊。土炮的威力大,杀伤力强,一次能装进三发圆头弹,射程可达1华里,落地后能炸出直径四五尺的坑。从事军用器械的铸造与修理的手工业者约计900余人。

此外,武器的来源还有两种途径,一是策动保卫团拖枪哗变;二是利用商人秘密到外地购买。

为了提高地方武装部队的军事素质,主力红军经常派出得力军事干部帮助地方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也从本地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制定了“避敌锋芒,迂回周旋”,“正面退却,左右包抄”②等游击战术,充分利用鄂西高山峡谷的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地方革命武装在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初,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地方武装力量便担负起保卫湘鄂边苏区的重要任务,他们在湘鄂边特委和联县政府领导下,通过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保卫和扩大了苏区。1930年8月,宣恩保安团800多人进犯苏区,独立团及鹤峰各地游击队动员2000多人参战,将敌击退。同年12月,湘鄂边地方武装1000多人在巴鹤边界金鸡口、金果坪,打退敌军进攻。1932年初,独立团在一个月之内转战南北,长途奔袭,取得了在长阳枝柘坪、桑植仓官峪、鹤峰南北镇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冒进。

游击队也积极配合作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比如在桑植周燮卿率千余人进犯鹤峰燕子坪的当晚,区苏维埃副主席郑世林率领区游击队埋伏在四面山坡上,巧妙地诱使敌人互相射击,死伤58人。周部不敢久留,仓促撤离,第二天抬着伤兵和尸体逃回桑植。主力红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浴血奋战,终于在1932年底粉碎了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恢复了湘鄂边苏区。游击队、赤卫队还在肃清地方匪特、搜捕逃跑的土豪劣绅、维护地方治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恩施新塘山苍嘴岩洞里躲藏着40多个土豪劣绅,不时向苏区骚扰。红土区游击队、乡赤卫队和群众100多人和敌人激战半天,消灭了这股反动势力,维护了地方治安,巩固了地方苏维埃政权。

湘鄂边苏区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使主力红军能够转移到外线机动作战,歼灭敌人,无后顾之忧。而且当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时,地方革命武装亦能相机打击敌人,保卫后方,使苏区建设和各项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地方武装不仅配合红军作战,还随时补充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恩施地区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参加红军的达1万多人,他们英勇善战,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我国人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由于夏曦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特别是在1933年下半年,夏曦将地方武装全部编入红军(徐焕然、廖汉生领导的第四游击大队编为红七师二十一团,其他县游击队亦编入红七师),拉到外线去作战,大大削弱了对付来犯之敌的有效抵抗力量,致使根据地再度被敌人侵占。主力红军退出湘鄂边苏区后,亦没有留下地方武装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五、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红色根据地处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间,根据地军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要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必须大力开展经济建设,使根据地具有相当的能够支持革命战争的经济实力。

根据地的粮食生产。土地革命是农村一次深刻的革命,通过这次革命,农民在经济上翻了身,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高额地租不交了,高利贷盘剥废除了,苛捐杂税也取消了,激起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但是由于根据地大批青壮年参加红军或外出工作,他们刚刚翻身,家底薄,加之敌人时不时侵扰掠夺,使经济的发展仍面临许多的困难。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产量、改善群众生活、支援革命战争,还必须实行正确的发展生产的政策和具体措施。

湘鄂边特委和五县联县政府在1931年春发出《春荒斗争宣言》,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买大批谷种发给农民耕种”。为此联县政府还在白果坪设立了“石鹤运粮办事处”,负责粮种的购买和调运事宜。为贯彻上述精神,鹤峰县在召开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除研究支援红军、反“围剿”游击战问题外,还重点讨论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和生产自救等问题,要求区、乡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干部亲自过问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鹤峰太平镇的乡苏维埃主席深入群众,解决农民劳力、耕牛、农具、种子等缺乏的困难。如向习之没有耕牛,政府就发给他耕牛;政府发给贫农吴海清五斗稻种和耕牛、犁耙;鹤峰二区贫农范伯州缺农具,政府就给他发钱制农具。

政府除了在经济上的支持之外,还帮助农民建立转工、换工小组和代耕队等形式的劳动互助组。比如有的农户没有耕牛,政府就帮助组织换工,以人工换牛工;有的缺乏劳力,就组织转工,即你今天帮我,我明天帮你,这种互助合作形式当时普遍建立起来。恩施县土改后,很多地方建立起代耕队。代耕队由乡苏维埃政府组织,要求一户一人参加,设队长1人,其任务主要是帮助游击队员、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劳动,政府的公田亦由代耕队管理,对劳力不足或患病户也帮助代耕,他们劳动不要报酬,帮谁家代耕,谁家供得起茶饭者就供,不能负担者,各自回家吃饭。恩施何家台有个代耕队,队长王向富,队员40多人,大部分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劳动心齐劲足,天亮就出工,天黑才回家。区政府留下的170筐包谷地,六七天就薅完了;双河区游击队员张开环,有30筐包谷地,只有妻子一人劳动,代耕队去帮助薅草,她谢绝后,代耕队就回去了。红军干部余绍全知道此事后,批评了代耕队长,并亲自带领代耕队去帮助张开环的妻子薅草。代耕队的作用很大,不仅保证整个苏区不荒一块土地,而且大大鼓舞了区、乡干部和游击队员,使他们得以安心工作,勇敢杀敌。

政府在生产技术上也给予指导,同时开展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教育,对屡教不改的严厉惩罚。如留驾区流氓何纯乐,平日嫖赌逍遥,不劳动,还干坏事,政府多次教育,毫无悔改,乡苏维埃政府报请上级同意后,召开大会公判,当场处决。

由于土改后政府及时采取上述政策和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苏区粮食产量有所增长。1931年鹤峰县全县平均每人有粮食600余斤,比1930年增长两成。

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也十分重视对手工业生产的具体领导。湘鄂边特委和五县联县政府在《春荒斗争宣言》中,就如何调动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在生产与经营中的积极性方面,作出了以下较为明确的规定:“统一税收政策,降低税率,缩小起征范围。如手工业者,全年营业额不足500串(铜钱)者,不征税;……凡手工业作坊的业主及个体手工业者,一切用于生产的工具设备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其私人的所有权,一律得到保护”。县苏维政府还规定,对于工场手工业或个体手工业者,若在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确有困难时,可找政府的金融委员与农民银行联系,给予适当贷款。凡从事常年性生产的工场手工业者及各类手工艺人,在土改中,原则上不予分配土地。鼓励他们专心从事手工业生产,不断提高工艺水平,为苏区经济建设服务。

在上述政策的鼓励下,全县经营工场手工业的业主及各类个体手工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红岩河、青猴城、江平河等冶炼工场的采矿、冶炼、铸造生产相继恢复,铜、银、木、漆等能工巧匠,活跃城乡。鹤峰红岩河铁厂在厂主卞海山的主持下,积极开展采矿、冶炼、铸造等生产经营活动,厂内设有红炉、炭窑等车间,全厂忙时有工人180余人,闲时有工人70余人,分别由“红老板”与“黑老板”带领工人,进行高炉及炭山的繁重劳动,年产毛铁约40余吨,还铸造多种型号的生锅、三脚架等日用品1700余件,制造小型铁器农具8000余件,并为中营区麻柳溪枪炮局如数提供了较好的毛铁,给该区游击大队制造土枪、土炮以有力的支援。

在工业生产上,县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办有兵工厂(枪炮局)、被服厂。仅鹤峰县先后建立7个枪炮局,从事军用机械的锻造与修理的手工业者约计900人:同时在城关、麻水、五里坪等地建立起5所军需被服厂,参加被服厂的缝纫工人约240人。

这些工厂中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属政府办的即由县、区苏维埃政府调派,属军办的即由红军部队直接配备。工厂设在老百姓家里。工人中除极少的技术熟练的枪匠可领取工资外,其他人员都没有工资。工厂设备简陋,均系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艺十分落后。但广大职工以崇高坚定的革命信仰,用他们的辛勤劳动,解决了军用物资的部分需要。中营麻柳溪枪炮局锻工袁树堂父子,在设备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铸造场内,6个月时间为游击队制造了30条土枪,试制成功10尊土炮,除装备本区游击队外,还以10条土枪、3座土炮支援了县游击总队。1930年3月,鹤峰县苏维埃在城关办起的第一个军需被服厂,厂内固定工人30多人,厂外居民分散承担缝纫任务的约90余人,只有城关缝纫工人向友植的一部缝纫机,主要靠手工操作,一天内可缝成衣80余套,也给群众加工,每套收费500钱。巴东县的小龙、咸丰县的活龙坪也建有修械所,修理枪支和制造兵器。

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恩施地区特别是湘鄂边根据地的中心鹤峰县,交通极为闭塞,物资运输均靠肩挑背驮。若到当时商业较为繁荣的宜都、来凤,计程均数百里,往返10余日。小小鹤峰县城,有户口百余家,仅有商家17户,平日无场,商业冷落。但官府、奸商、土豪劣绅三位一体,相互勾结,乱发自印票子(充当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他们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暴利盘剥。当时8斤红茶才能换上l斤盐,33斤生漆换1匹(长3丈,宽1尺)土白布,广大百姓生活困苦几近极点。

1929年,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解放鹤峰,首先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奸商,稳定市场,保护中小商人正常营业。比如贺炳南到走马坪后,即张贴告示:限3天内把自印票子收清,否则关人清家。为此而关押了大商家周庆叙、周烈柱两人(因3天未收清),其他商户照常做生意。走马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市场管理,制定了四项规定:不许吸鸦片烟,不许搞封建迷信;不许抬高物价;不许大秤(尺)进小秤(尺)出;不许奸淫妇女。如有违者,坚决镇压。为做到买卖公平,当时区政府还用标准尺(秤)核对各商家的尺(秤)大小。并取消了粮行和牲畜行的税务制度。市场和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

解放鹤峰县城时,县城的豪绅纷纷逃至恩施、宜都、湖南等地。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袁建章为首,组织全城小商小贩学习党的政策,解除顾虑,继续经营。贺龙同志亲自到袁建章店里去讲明党的政策,鼓励他大胆经营,并把红军打土豪缴获来的东西中红军用不着的部分,让他帮助变卖。县城商户很快得到发展。

1930年9月,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制定了《苏维埃经济政策决议案》,并经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会议案中规定经济政策的总原则是:1、赤区经济务须与白区流通,封锁是自毁政策;2、允许中小商人正当营业,对中小商人不要过于苛刻限制,但遇奸商故意抬高物价,扰乱经济秩序,苏维埃必须严肃处理之;3、农业品输出与工业输入,苏维埃不要企图垄断,也不要幻想赤区的工业品由苏维埃以全力来供给,……经济流通与赤区工业的提给,必须以商人做中坚(间),苏维埃只是调节作用。

在上述精神指导下,湘鄂边特委指示五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开放市场,改变市场冷落现象,并指出关闭市场就是困死自己。1930年下半年,成立一个合作社,由谷华庭负责(当时任五里区苏维埃副主席)。资金筹集主要靠发行商票。商票用皮纸做成,盖上苏维埃政府印章,票面额为5角、3角、l角,只用于五里区范围内。合作社用商票收购茶叶,再以私人商家名义把茶叶外销宜都(当时是白区),购回盐、布、生活日用工业品、药品等,平价供人民购买,收回商票。五里坪合作社坚持7个月之久。这对于抵制奸商,减少中间剥削,调剂和改善苏区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苏区对中小商人实行保护其正当营业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对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如开饭馆、栈房、卖盐、卖糖都不交税,如遇亏本,政府还适当贷款加以扶持。对富农兼营的商业,也加以保护。如恩施县富农史兴全,当时兼做布匹生意,本钱200元,土改时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不动其商业基金。农村小贩,兼做农活的,仍分配土地,如冯永宣,2口人,原有4笮包谷地,土改时又分得6笮包谷地,200吊生意本钱不动。对外地来苏区经营的商人加以保护。当时恩施双河桥街上有10余户商店,多是湖南人经营,苏区政府保证其人货安全,来去方便。对本地权势较大的商人也加以保护,如鹤峰留驾司的胡玉大茶号、五里坪和县城的茶号等,都能正常营业,并保证红茶外运的安全。鹤峰县苏维埃还对中、小商人发给营业保护证,以解除商人的顾虑。由于实行上述政策,打开了苏区和白区物资交流渠道,宜昌、沙市、常德、四川都有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运出去的货物主要是茶叶,运进来的是食盐、布匹、纸张、食糖等不可缺少的生活日用品。物资交流活跃了市场,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渠道疏通,交换频繁,要求苏区政府加强对金融的管理。1931年鹤峰成立县农民银行,发行了苏维埃政府的货币,票额为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货币是布质或丝棉纸做的,票面印有“鹤峰县农民银行”字祥。它和银元、铜元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促进了苏区的经济繁荣。

根据地的财政和税收。在保证战争需要、减少人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则下,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建设。

要同敌人作战,就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而饱经剥削的农民极需减少各种负担,休养生息,医治创伤。为解决这一矛盾,苏维埃政府在财政上采取统一收支、开发财源、节约开支的方针。湘鄂边联县政府和各县均设有财政科,各区设有财务委员,具体处理财务收支事务。联县政府主席龙在前还兼任联县政府的财政科长。当时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1、打土豪筹款。一是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二是将白区的土豪劣绅抓到政府来,限令家属向政府交一定数量的钱粮,交款后放人(时称指令捐);2、战争缴获;3、税收;4、向群众借款借粮。由于处在战争状态,红军时而攻击敌营,时而巩固阵地,时而游击,行止不定,军费开支较大。因根据地随着反“围剿”形势变化时有扩大或缩小,固定财源难以维持,故而湘鄂西特委要求尽量节约支出,坚持“预算、决算、审批”手续,要求“各县经济应以自给为原则”。由于当时资金来源没有保证,故财政收支均无预决算,但资金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经费开支由苏维埃政府主席审批。财务人员有帐务记载,建立每月上中下三旬清理结账制度,内容分上余、新收、支出、下余等四项。每次清理完毕后,由县苏维埃主席审核,签字备查。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主要用于军费。军内官兵平等,待遇一样。政府工作人员一律没有工资,只发伙食费。正如当时群众赞扬的:“苏维埃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深山访贫农”。苏维埃财政的特点就是收入以取之于敌为主、取之于民为辅;支出以用之于军为主、用之于民为辅,基本上处于自筹自支状态。

税收方面,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筹款无统一政策,多由各级政府自订标准。1930年至1931年间土地改革之后,湘鄂边根据地实行“统一累进税”,这是苏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同时执行的有土地税、营业税、特产税。土地税是按田亩的粮食收获量收税,普遍实行的税率为10%。特产税具体规定了起征点和免征界线,茶叶、桐油等产品不满10斤者,免于征税。营业税征税对象分坐商和行商两种,坐商以货物和流通资本为标准征收税额:50元―200元者征税2%;201元―300元者征税2.5%;301元―400元者征税3%;401元―500元者征税3.5%,依次累进。行商以流通资本与采办货物的总价征收税额:30元以上者征1%;500元以上征7%―8%。这种合理的商税负担,得到了私商的支持,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储蓄。以上税收政策和税率在苏区普遍进行过宣传,但由于战事频繁,生产水平低,农民生活困难,经济落后,除较巩固的中心苏区实施外,大部分地区未能实施。如土地税,在鹤峰的城关、走马、五里坪、湘鄂两省边界的南北镇等地执行过,1931年征收过稻谷4万余斤,上交给了联县政府。这种新税制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旧税制根本不同,它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只征一道税,除正税外,严禁附加税,使广大劳动人民免遭苛捐杂税之苦。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打上“战时共产主义”烙印的苏区税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仅仅适用于战争年代湘鄂西这样生产原始、经济落后的特定环境,这种税制是革命根据地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可贵实践。

六、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卫生建设

土地革命前,恩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盘剥,文化教育极端落后。据记载,恩施县在大革命时期办了一所中学,不久即撤销。外国殖民主义者开办的教会学校,劳动人民的子弟是上不起的。各县仅有上百所私塾,就是这样的学校,也大多只有土豪、富户的子女才上得起,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被拒之于学校大门外。全区文盲、半文盲几乎占总人口的95%以上。《鹤峰县政概况》就记载:“观各区公所及各机关办公人员,对于政令,甚属茫然;即指导纠正,亦难明了知晓……至于保甲长及联保主任不识文字不知任务者,更无论矣”。至于穷人,则是“地狱生活死秋秋,秀才我家从没有。地主恶霸像阎王,穷人读书梦一场”,根本无权受教育。

多民族聚居的恩施山区本来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民族文化的地方,但在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的年代,民间艺术家、戏剧艺人大多流离失所,即使从艺,亦免不了受到官家富户的欺凌,民间文艺演出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几乎绝迹,许多优秀民间剧目、民间艺术濒于失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民歌、情歌被斥之为“风流”,柳子戏被斥之为“矮子戏”,艺人受鄙视,被作为“下九流”对待。

山区农村缺医少药,没有医疗卫生设施,不仅区乡村无医院药房,大多数县城也没有医院。游医、庸医打着治病的幌子,骗钱害人;封建迷信、求神拜佛、卜卦算命、跳端公、请巫婆更是盛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毫无保障。群众处在“猪牛羊马圈,人畜打成片;麻疹天花和梅毒,十家人户九家哭”的境地,死于普通疾病者甚多。此外,近亲结婚、早婚、包办婚姻等陋习盛行,以至人口素质下降,痴聋傻盲甚众,死亡率亦很高。

根据地建立后,教育、文化、卫生工作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取得较大进展。

根据地的教育。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文化教育决议案》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在目前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的情况之下,已成了苏维埃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要建成苏维埃社会基础,消灭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切危机和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的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苏维埃”。这说明我们党把改变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视为能否巩固苏维埃运动的重大问题。把文化教育落后视为边区人民政治、思想和经济解放的重大障碍。因此《决议》提出苏维埃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为完成这一任务,党依靠群众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创造出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

为了加强对文教事业的领导,《决议》要求“健全各级文化委员会,建立与各学校的直接联系”;“培养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加强对各学校巡视工作”。在各级苏维埃机构中,均设有管理文教的委员。文教委员管理办学事宜,群众习惯称他们为学事委员。

湘鄂边各级苏维埃政府由于贯彻执行了《关于文化教育决议案》的精神,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不仅直接兴办了一大批学校,而且从实际出发,鼓励群众采取了多种形式办学,整个苏区教育呈现出多规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根据地比较稳定的地区,县、区苏维埃政府都办起了小学,一般命名为苏维埃小学,也称工农小学。为普及小学教育,各级政府利用没收的庙宇、祠堂作校舍,政府拿出一定的教育经费,实行义务教育。学校吸收6岁以上的贫苦群众的子女入学,红军及烈属子弟可免费入学。

学校坚持把教育与苏维埃运动结合,把德育放在首位,努力培养接班人。《决议》明确指出:“文化教育工作,不是狭隘的识字运动”,而且要用“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的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苏维埃”,以“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1929年5月,贺龙率部解放桑植后,即在城内成立了一所工农小学,并亲任校长。

苏维埃小学一般由区、乡农民协会的主要干部兼任领导。如鹤峰八区办的红岩坪苏维埃小学,则由区政府主席李裴然、特派员赵政甲主办,教育经费主要由县、区、乡三级政府筹措。一般县、区两级苏维埃小学的学生一律免费入学。教师工资由政府发给,每人月薪20至25串(铜钱)。乡办小学则有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之分。以民办为主的小学,教师工资大部分由群众负担,少部分由政府发给;以公办为主的小学,教师工资不足部分由家长协商负担。比如千斤园小学教师谭德壬月薪十五串,政府发十串,不足部分由家长协商解决。村苏维埃小学的经费多以群众负担为主,但其负担每生每期不得超过五串,对贫寒学生则酌情少收或免收。石门县党组织办的“临石联立崇秀寺小学”,将崇秀寺的四十多亩庙产作为学校产田,所收租谷作为办学经费,实行免费入学,解决了贫苦农民子女读书的困难。

学校严厉取缔反动教科书,开设共产主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等。大型一点的学校分班上课,但大多数是个人教学点。学生一般白天学习晚上轮流站岗放哨,有时上街游行、喊口号,打哑巴劣绅(菩萨)。学校不仅注意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而且注意让学生参加火热的斗争实践和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讲授新编教材,学生无固定课本,有的油印,有的由学生自己抄写,内容也不甚统一。如鹤峰县当时规定把县里编的《苏维埃政府宣传提纲》作为教材,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土地革命问题。长阳县苏维埃政府编写的红星课本,印刷300多册,供学生使用(后由于形势变化,课本未发)。有的教师自编乡土教材,多以宣传苏区政策或破除迷信为主要内容。也有的教师是选用政策法令中的一些篇章或者是诗歌进行教学。但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政治思想性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如鹤峰县编的《苏维埃政府宣传提纲》中的最后一章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主义真,大团结,工农兵,打土豪,杀劣绅”。从私塾过来的先生大多只能教“四书”、“五经”,不能开设算术课,但唱歌、体育必开。先生不会教的,苏维埃政府另派干部或红军战士去教,红军中许多重要领导干部如董朗等都曾到学校教唱歌曲。

苏区的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学校教育和重视知识分子。政府经常派人深入到各学校巡视检查,在改造旧学校、团结教育关心知识分子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具体而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1月,工农革命军解放鹤峰城的当天即贴出安民告示:“不侵犯所有学校”。1930年2月,红二军团攻下长阳资坵,二军团政治部主任陈协平给每个教师发一张名片,贴在寝室门上,以示保护。王炳南率领的独立团到长阳天池口中坪时,私塾教师田兴培惊慌躲避,独立团手枪排给田先生写了公开信,劝他回校教书。边区原有学校大都得到保护,并逐步得到改造。如更新教学内容,增设共产主义课和算术、唱歌、体育等课程,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红军和政府的领导干部经常到学校作报告,给师生灌输革命道理。在学校的管理上,贺龙多次巡视学校,并要求严禁体罚学生,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此外注重团结、教育、关心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普及文化教育、扫除文盲而积极工作。1929年冬,鹤峰城洪墨林先生的房子被烧,区苏维埃政府在原宅基上帮他重修了一栋新房,并救济银元20元。对少数坚持反革命立场、以学校为阵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则坚决进行镇压。如鹤峰走马坪小学的校长田佐平,在敌军“围剿”苏区时,积极参与反革命活动,给敌军、团防通风报信,甚至伙同反动团防残害革命者,后受到苏维埃政府的严厉惩处。

苏维埃政府注意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如当时鹤峰县苏维埃主席团七名委员中就有四名知识分子。全县十个区中,有七个区苏维埃负责人是知识分子。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苏区革命事业服务。鹤峰县城的姚氏三姐妹,读过私塾,略知经史,她们不裹足,不蓄长发,执意终身不嫁,皈依佛门,以示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贺龙派人去做工作,帮助她们走出了佛门,参加了火热的苏维埃斗争,分别被推选为县苏维埃妇女会的委员和队长。

由于各级政府认真保护原有学校,又兴办了一大批苏维埃小学,同时鼓励群众办学,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据鹤峰县统计,1928年前,全县仅有5所小学,69所私塾,学生约1500多人,且时办时停。而在苏区时期,又兴办了93所,小学网点共达到151所,学生总数达3300多人。①建始县的官店地区,恢复和改造私塾17所,兴办苏维埃小学6所。②

根据地对红军的教育亦十分重视。红军教育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红军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使每个战士都要有彻底明确自己的阶级意识,知道共产党中央及中央分局是我们唯一的领导者。……使红军成为土地革命的组织者和保卫者”,“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决议和指示,“反对军阀制度残余与游击主义倾向”。政治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召集会议及各连战士大会,在部队中作详细报告,并在上政治课中教授”。①

红军军事教育的目的,是“提高自觉地遵守纪律”,“提高指挥员和战士的战术战略进步”,“特别是新的战术的采用,新式武器的使用”。②为了培养红军军政干部人才,桑植县城一解放,就办起了红军学校,董朗任校长,抽调的都是部队中的优秀骨干分子和部分工会、农会中的执行委员,每期三个月,共培训120多人。③红军战士的文化学习与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紧密结合,利用演戏、唱歌、呼喊政治口号学文化,能者为师,在战争空隙和工余时间学识字。

在干部教育方面,由于干部是党的路线、政策的执行者,不仅要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以适应根据地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为此采取了几种形式对干部进行教育,一是开办训练班。湘鄂边特委和各县、区委以及青年团、妇联在各地都先后开办干部训练班,形式多样,办得生动活泼。各县苏维埃也都根据自己的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干部和群众骨干,办农民夜校。五峰县苏维埃1931年5月至8月在湾潭先后举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由县苏维埃主席郭宏春、副主席韩真兼任教员,每期30人,时间20天左右。学习内容有党的政策、《军事法》、《土地法》、《十大政纲》等法令,还习武、唱歌、识字。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各区苏维埃政府工作。长阳县委在麻池、桑植县委在割耳台都举办过干部训练班。许多苏区政府也办了不同形式、机动灵活的短期训练班,每次长则三四天、短则几个小时。二是以厂为掩护,培养革命干部。1929年4月,红军游击石门子良坪一带,石门县委为了配合红四军,在杜家岗中坪以办“群益纺纱厂”为名,集中附近各农协会长进行短期学习,主要是通过学文件来提高理论、政策水平。还组织310多名青年昼伏夜出,进行串联,伺机暴动,并为红四军递送情报。

红军“学生队”、童子团学校学生队,亦是红军中的一种教育训练组织。学员的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左右,主要任务是学文化、学政治、进行军事操练。前委委员罗统一曾任过学生队领导人。学生队的培养目标是为地方苏维埃政府和军队输送干部。童子团是红军中随营儿童的教育组织。学生来源主要是红军子弟、烈士遗孤,还有一些无家可归而收留下来的孩子,他们年龄最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五六岁,穿的、吃的、用的、书本、笔墨都是全供给。

游击队子弟识字学校,是1928年底在贺英领导的游击队中由廖汉生创办的,学生大部分是游击队员的子女,也有少数红军家属的孩子及烈士遗孤,共10余人。廖汉生任教员,学生以学文化为主,以《三字经》、《百家姓》为识字的基本教材,还结合形势编印一些补充教材,如“要觉悟、明道理”,“拿起枪、打敌人”之类。学校还开设算术、唱歌、体育等课程,全由廖汉生一人教学。

发展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是苏区教育的另一方面。其形式有开办夜校,组织识字班和开展群众性的识字运动。红四军军部秘书蹇先润在鹤峰城关举办妇女夜校和童子团夜校。长阳县妇联在麻池开办妇女识字班,并初具学校规模。

此外还有各种扫盲识字教育,多采用以会带学,以学促会等形式。比如农协会开会,一般先识字,再唱歌,识字者教不识字者,识字多者教识字少者。

总之,在苏区,各种类型的学校及其他业余识字组织遍及城镇乡村,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学习文化的活动,这在文化落后的山乡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根据地的文化。根据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案》的规定,宣传鼓动工作的方针是“依靠党的政治主张,配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党始终“把宣传鼓动工作作为争取群众的武器”。并规定“健全各级文化委员”,“从特委到支部均建立宣传鼓动机关”,要求“宣传与鼓动相互联系,利用群众大会,扩大宣传,改良宣传刊物,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乡苏维埃也设立文化委员,负责“管理乡村的教育、娱乐体育等文化事项”。

根据地的文化事业,不仅与宣传工作联系在一起,而且以崭新的面貌和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以健康的内容和蓬勃的革命朝气,显现出苏区人民高昂向上的精神风貌。

宣传队:早在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中就成立了宣传队,队长汪毅夫。1929年后,红四军中很多连队的士兵委员会也成立了宣传队,其活动形式是“分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在鹤峰的走马坪化妆宣传……”①红军每到一地,就写标语、画漫画、演讲、唱歌演出,宣传革命主张。演讲内容多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主张、政策、胜利喜讯和革命形势等。演讲结束之后,一般还要安排文艺节目,有时还搞军民联欢。标语口号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宣传政治、土地革命、苏维埃建设、工人、士兵、红军等方面;另一类为宣传赤色区域、反水区域、城市贫民、船夫等方面。这些标语漫画具有鲜明的政策性、针对性和鼓动性,使敌人闻之丧胆,见之寒颤,鼓舞了苏区军民士气。

俱乐部:根据地群众性文娱活动的重要场所。“鹤峰贫农夜校,儿童识字外,青年俱乐部亦在普遍建设中……”①二区(太平)、九区(五里坪)两个青年俱乐部活动频繁。鹤峰十个区苏维埃,其中七个区均有演出“文明戏”活动。如演出话剧《从军乐》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内容的话报剧,还表演莲湘舞及三棒鼓、双簧等曲艺节目,很受群众欢迎。

剧班子(剧团):多为民间戏剧艺人邀约而组成。湘鄂边的柳子戏、傩戏、南戏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大革命后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戏剧艺人大多流离失所,民间戏剧演出活动几乎绝迹。随着湘鄂边根据地的形成,戏剧事业出现新的转机,成为一支活跃的宣传队伍。各戏班演出的戏剧,有五峰湾潭柳子戏艺人演出的《围花楼》、鹤峰傩戏艺人演出的《八仙庆寿》、南剧艺人演出的《杨家将》等传统剧目。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同志把“文明戏”带进了湘鄂边,使传统的民族民间文艺在形式上得到创新,在内容上灌注了生气勃勃的革命内容,出现了诸如小话剧、话报剧、双簧滑稽剧等形式。

歌咏活动:苏区文化活动中,影响最广泛、最普及的是唱歌、赛歌。在这方面虽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湘鄂边地区素有“山民歌海洋”之称,无论男女老少,人人会编会唱,触景生情,即兴发挥。当地群众走路唱,开会唱,生产也唱。贺龙在从上海来湘鄂边的途中,就要贺锦斋组织大家编写革命歌谣,“让群众去唱,对革命所发挥的作用是了不起的”。①湘鄂边特委为了使歌咏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几次油印歌本,歌本内有《国际歌》、《妇女歌》、《工农歌》、《长工歌》等十几首革命歌曲,发给乡农会和团体。1931年7月1日,特委在五里坪龙珠寺举行庆祝集会,会后开展赛歌活动。苏区时期,文艺工作者常采用填以新词的本地民歌调,如五句子山歌、燕江班、穿号子、苏武牧羊曲、姜女寻夫曲、花鼓灯调等。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有控拆旧社会罪恶的,有发动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队伍的,有热情颂扬贺龙、王炳南等一大批红军将领的,有反映妇女解放的,有颂扬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胜利的,这些歌谣流传至今的就有上千首。如周逸群刚来湘鄂边时创作的长诗《工农,世界主人翁》,后来被苏区人民将诗的前两节套曲作为《工农歌》、《妇女歌》传唱至今。鹤峰苏区广泛流传的一首歌颂红军纪律严明的歌谣,其词曰“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床,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娃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媳妇你起来,门口点个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生动地反映了苏区军民的鱼水深情,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官兵的爱戴。

随着文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展开,苏区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从文学方面来讲,大量的是苏区军民集体创作的口头民间文学。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传说故事有反映土家族的起源、阶级斗争、人民盼红军盼解放等方面的。如为人民所熟知的《两把菜刀》、《贺龙是活龙》、《贺龙的脚印》、《接龙桥》等。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有周逸群创作的长诗《工农,世界主人翁》,有屈进武写的《改田改土干革命》的墙头诗,还有控诉旧社会,展望美好未来的“宝塔诗”。特别是工农革命军师长贺锦斋在湘鄂边艰苦的战斗间隙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一次在敌人重兵围困下,他临危不惧,写下了“层层铁网逼周围,夜聚深山雪满衣。为党为民何惧死,宝刀要向贼头挥”的壮丽诗篇。同时苏区注意文艺作品的创作,这主要反映在戏剧曲艺等方面,如鹤峰五里坪苏维埃俱乐部演出的《欢迎亲人当红军》的小演唱等,又如顺口溜、走马渔鼓、满堂音、三棒鼓、莲花等曲艺形式也是丰富多彩。民间舞蹈,尤以狮子舞最为普遍,还有摆手舞、铜铃舞、要耍等。每逢节假日之夜,点上篝火,敲锣打鼓,围成圆圈,呐喊、吆喝,男女相携,翩跹起舞。

湘鄂边苏区当时没有创办报刊杂志,只有鹤峰县委办了一份油印《简报》,长阳县委办有党内刊物《杂览》。1931年湘鄂边特委常委、联县政府主席向经武分管宣传,这段时期内,特委和共青团特委与省委取得联系,洪湖中心区的许多报刊杂志,如中央分局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周刊》、省苏维埃的《工农日报》、红三军政治部的《红星报》等传入湘鄂边,均起到了较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湘鄂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地处大山腹地,交通闭塞,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只有规模较小的私人中草药铺为当地百姓配方抓药,无西医西药,更无医院。苏区创建初期,每次战斗结束,均要派专人疏散伤员,寄住民家或山洞,然后通过旧交等关系,请当地中草医生治疗。随着苏区的扩大和巩固,迫切需要兴办医疗机构。1930年2月,红四军在准备东下洪湖前夕,贺龙偕陈连振,找到张树能、徐海清等商议后,在鹤峰的平山筹建了后方医院。以后相继在巴东的江北、咸丰的活龙坪也办起了医院。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湘鄂边军医院:1930年8月,在平山筹备后方医院的工作基本就绪。10月接收了一批湘鄂边独立团和县、区游击队的伤员。1931年3月,红二军团医院也迁移到平山,后方医院规模由此扩大,改名为“湘鄂边军医院”,成为湘鄂边苏区规模最大的医疗中心。平山是一个很适宜于伤病员疗养的地方,它长约40里,宽约三四里,形若小舟,四面是悬崖峭壁,只有险路与外界相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上面居住着200多户土家农民。这所医院设有医务所、住院处、药物股、经济股,有医务人员50余人,院长张济,医务主任王希,看护长李光保。医务所设有手术室、医疗室、药房,主要使用西药,有一般的外科手术器械。医生能操作局部麻醉,可作缝合、切开排脓、异物取出、肢体离断手术。换药用自己配制的生盐水、纱条和凡士林药膏,敷料用脱脂棉和纱布。医务人员还向当地中草药医生学习请教,上山采药,自制中草药品。伤病员都住在民户家中,常住伤病员达200多人,反“围剿”战斗激烈时多达500余人,主要接收五峰、长阳、松滋、石门、桑植等地伤员。为方便伤员转送,还在鹤峰燕子坪、二等岩等地设有临时医疗站,对危重伤员实行紧急救治。

湘鄂边军医院所在地的平山人民群众,踊跃支援红军,热情为伤病员服务。乡苏维埃政府积极筹集粮食和用品,保证伤员生活需要。逢年过节时,还提肉送鸡,慰问伤病员。妇女组织了50多人的慰问队、担架队,徐满姑担任慰劳队长,陈四姐担任担架队长。她们为伤病员烧水做饭,端莱喂饭、洗衣洗被,还帮助护士洗绷带、纱布、做棉球、护送伤病员、打针换药等。此外,她们还即兴编一些动听的歌词,唱给伤病员听,鼓励、安慰伤病员安心休养,听从治疗,早日返回前线。

联县政府医院:1931年4月,五县联县政府成立的同时,在鹤峰五里坪(后迁板栗坡)建立联县政府医院。有医务人员5人,2名西医,3名护士。医院建立后,陆续收治了五里坪、五峰、石门一带的红军和游击队伤员。伤员的收治凭联县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接收住院,有时伤员多达200余人。为保护医院的安全,联县政府还派了一个排担任警卫。

红三军医院:1933年3月,湘鄂西分局和红三军转移到湘鄂边,红三军医院也随军部转移到鹤峰赵家台。医院有医务所、伤员连、担架连,计70多人。医务所所长贺彪,设有中药房和西药房,中西医结合医治。能进行创伤缝合、骨折固定、肢体离断手术。

各军医院的医生大多是从外地来的,党组织非常关心他们,经常询问医疗情况,并在医务人员中发展党员,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调动医务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如联县政府医院的邓医生,福州人,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带着一个16岁的小孩参加红军,来到湘鄂边苏区从医治伤,因积劳成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军医院除了治疗红军和游击队的伤病员外,还积极热情地为根据地群众免费防病治病。红军游击大队后方医院院长陈树人,中医技术精湛,在当地声誉很高,他自配药物为当地群众治疗疟疾等常见病,效果显著。在桑植,由于红军医生的防治,使常年不断的天花、梅毒、疟疾等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疾病大为减少。红军这种救死扶伤和为群众办好事的行为,深受苏区人民的赞扬,进一步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情谊。

在地方,苏区政府鼓励民间医师开诊所,为军为民治病。还有更多的伤病员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就地请民间中草医生采集草药,调养治疗。贺龙在1933年10月,将18名伤员交给利川县夹壁的游击队员王吉祥护理,王将伤员安置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半崖上的岩洞里。为避人耳目,他装着进山砍柴、割草,攀藤越涧,送饭送茶。一个多月后,大部分战士伤已痊愈。可王吉祥本人在给伤员送饭时,因脚下打滑,滚下山底不幸献身。咸丰草医韦广宽,带着三个儿子每天上山采草药,女儿在家里给伤员做饭、洗药、切药和熬药,帮助伤员洗伤口、换药。他们为了使伤员早日康复归队,起早摸黑,默默无闻地奉献一切。

同时,苏区政府还制定了“严禁巫医马脚(即端公)”、“禁止出售和吸食鸦片”、“保护妇女儿童”、“提倡打扫屋前屋后卫生”等有关措施,对增进群众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八章 以恩施地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边根据地的恢复和丧失

一、根据地的恢复

1932年1月,在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夏曦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排斥万涛等原湘鄂西党的负责干部,强行通过一系列决议,错误地鼓吹当时各苏维埃区域已经走向汇合的形势,已经形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从而提出要把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来。接着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厉行家长式统治,使湘鄂西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发生严重逆转。

“左”倾错误推行者把肃反作为湘鄂西党“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先后捕杀1000多人,其中包括湘鄂西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和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严重削弱了苏区党、红军的战斗力。同时加上中央分局对军事斗争的错误指导,致使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

1932年8月,洪湖苏区丧失,红三军仓促突围,转移到襄北和大洪山游击。10月下旬,中央分局在枣阳王店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三军的去向。为了生存发展,突破重兵围困,决定红三军由豫南西进,拟经陕南回湘鄂西之战略后方湘鄂边,于是红三军开始了艰难的七千里“小长征”。

重返湘鄂边。红三军在转移途中进行第二次肃反,从六房嘴开始,逮捕军政干部241人。红三军既无电台,又无作战地图,在敌人围追堵截和极其艰难的生活环境下,红军伤病员急剧增加,人员锐减。11月上旬,在豫南苗店激战中,八师师长覃苏牺牲。11月下旬,红三军折经西峡口,攻下武关,歼国民党六十四师一部,由于途中遇敌,取消会合红四方面军计划,改渡汉水,翻大巴山,入川东,沿鄂川边南下。12月21日,经巫山,过火烽,于官渡口南渡长江,攻占巴东县城,处决了几名国民党官吏,打开城内粮仓,救济贫民。第二天红三军离开县城,经野三关进入巴建鹤长五边界地区。红三军这次被动的战略转移历时两个半月,行程7000华里,由出发时的15000人减为9000人。

1932年12月27日,红三军到达邬阳关,贺龙派人从深山中找回陈连振五路军余部,又吸收数十名青壮年参加红军,重建游击队和区乡苏维埃政权。12月30日,红三军离开邬阳关,经大岩包、燕子坪向鹤峰县城运动。

当时驻鹤峰县城的川军赵鹤部已调走,城内仅有县陆明清保安团300余人驻守。经过激战,保安团200余人被歼,团长陆明清被红军击毙于街头。l月2日,红三军军部移驻太平毛坝李家湾,一直在桑鹤边游击的贺英游击队也到李家湾同红三军会合。

红三军收复鹤峰县城以后,湘鄂西中央分局迅速重组鹤峰县委,恢复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任命红三军七师政委陈培荫任县委书记,手工业工人张玉和为县苏维埃主席。与此同时,召集原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的县区游击武装,经整编组建湘鄂边游击总队,陈培荫兼任游击总队第一大队政委,李香甫任第一大队队长。贺龙写信给隐藏在湘鄂边四门岩、别嘎溪等处大山中的原湘鄂边游击纵队司令贺佩卿和副司令王湘泉,并派廖汉生、王华政等带着这封信到桑植别嘎溪找到他们,一同回到红三军,还派人取回贺、王隐藏在大山中的几十支枪。

红三军1932年2月撤离洪湖时,与红三军失掉联系的湘鄂西独立师,在长阳枝柘坪同王炳南部会合,再经五峰牛庄、付家堰、湾潭到鹤峰走马坪与红三军会师。

县苏维埃政府的恢复和游击武装的重建,基本稳定了湘鄂边苏区的局势。各地团防迅速退到苏区外以保存实力。国民党军队罗效之部朱际凯、陈渠珍等部退至石门、慈利、桑植、永顺一线窥伺时机。

从两次毛坝会议到走马坪扩大会议。为检查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讨论湘鄂边苏区恢复后红三军的行动方针,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3年元月上旬在鹤峰毛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在恢复湘鄂边苏区、巩固鹤峰中心区的战略指导方针上取得统一意见,决定巩固鹤峰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向湘西发展,再占桑植,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到1932年以前的局面,使红三军得到休整和补充。但在检查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夏曦仍错误地归结为红三军内部成分不纯,“改组派”一次再次地恢复组织,因此非得重新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和清党。他不但没有真正认识到两次大规模肃反对湘鄂西苏区产生的毁灭性危害,反而说失败的原因是过去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不够彻底,是对反革命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批评要求停止肃反的意见是“右”倾。这样,毛坝会议仅仅只在对红三军军事行动指导上取得统一,而在肃反、清党问题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左”倾教条主义论断,为更大规模开展错误的反“改组派”斗争扩大了舆论。

1933年1月13日,红三军攻占桑植县城,国民党军队朱际凯部不战而退。红三军在桑植县城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迅速恢复县苏维埃政权和部分区乡革命政权。驻湘西的国民党军队湘西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为在湘西军阀混战中保存实力,一面对红三军保持戒备,一面给红三军领导人写信,以让出桑植、大庸一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贺龙、关向应利用这一机会,主张在不损害红三军利益的前提下,同陈渠珍谈判,争取创造红三军休整发展的条件。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等人赞成这一主张,但夏曦坚决反对同陈渠珍谈判。他指责这个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极力鼓吹“积极的进攻路线”,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命令红三军向装备良好又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队新编三十四师发动进攻。

1月20日,红三军开始强攻,但在桑植泥湖塔、桃子溪等地数战失利,28日被迫退回桑植县城。国民党军队新编三十四师凭借人数装备优势进攻桑植,红三军南征失利,被迫撤出桑植,重返鹤峰毛坝李家湾。这次战斗的失利对湘鄂边军事斗争产生重大影响,红三军坐失良机,国民党军队气焰更甚,中央分局对湘鄂边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陷入了一个更加混乱的主观专断的局面。

由于鄂西山多路险,土地贫瘠,特别是经过敌军占领、搜刮,粮食很少。重返湘鄂边的红三军所需粮食,要到远离根据地的地方用打土豪的办法解决。既要负重运输,又要战斗,常常人困马乏,靠野菜野果充饥。有的战士穿着从洪湖撤出来时穿的破烂的夏服,饥寒交加,减员严重,因而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但中央分局负责人却完全无视这种情况,把全副精力放在肃反、清党问题上,谁叫困难,谁就是“右”倾;谁有失利,谁就是“改组派”。在2月上旬召开的第二次毛坝中央分局会议上,分局负责人竟然说从桑植失利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又发现了“改组派”的阴谋,甚至怀疑桑植两次作战失利都与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有联系,因而公开提出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解散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夏曦的发言,受到红三军及红九师领导人的反对。贺龙认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红军的胜利和发展,因此不同意解散党;宋盘铭表示反对解散党。段德昌也对夏曦提出了批评,夏曦却坚持己见。这次分局会议,最终没有按夏曦的意愿作出决定,夏曦对此十分不满。

1933年2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转移到鹤峰走马坪,夏曦再次召开分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清党和红三军行动问题。会议否决了夏曦提出的关于清党和攻打石门、澧州的意见。会议讨论了发展鹤峰周围苏区的问题,会议作出决定:1、发展鹤峰周围苏区,建立鹤峰、宣恩、建始、恩施等县、区、乡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从红军中抽调大批人员做地方工作;2、集中红三军主力休整,以师为单位分区活动,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3、组织教导团,训练红军干部;4、开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虽然在后来未能全部执行,但对于扭转湘鄂边困难局面起到积极作用。

湘鄂边苏区的恢复。中央分局会议期间,红三军在走马坪进行了一次整编,叶光吉、盛联均分别任七师师长、政委,段德昌、宋盘铭分别任九师师长、政委(原八师已在转移湘鄂边途中撤销)。每师下辖3个团,每团3个营。原独立师撤销,一部编进七师和九师,一部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教导团长,关向应兼任政委。整编后的红三军仅5000余人。

2月12日,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主力向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巴东五县边界地区转移。军部先后设在邬阳关、金果坪、麻水红岩坪。红三军在这些地区打击团防武装,恢复重建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展土地改革。为进一步贯彻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以湘鄂边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李香甫、政治委员陈培荫的名义向苏区各地发布告,详细阐述中央分局的路线和政策。与此同时,大批红军骨干到各县加强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斗争的指导。为安定民心,各地逮捕处决了一大批1932年下半年苏区丧失后投敌反水的叛变分子和一批参与围剿苏区、残害人民群众的团防头目和土豪劣绅,对烈士遗属进行慰问和抚恤。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有革命热情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并让他们到苏维埃政府任职。

1933年2月,红七师开往恩、宣、鹤三县边界,击溃团防傅卫风、冯玉墀部。3月初,鹤峰周围形势基本稳定,除县苏维埃政府已恢复外,又恢复了城关、太平、燕子、中营、邬阳关、茅坪、留驾7个区和46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在建始县官店建立建始县苏维埃政府和大荒、红砂、车云、战场坝、摩峰、楠木6个区和32个乡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巴东清江以南龚家湾、杨柳池2个区和15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在恩施县清江以南建立恩施县苏维埃政府以及7个区、50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在宣恩县新开辟中间河以东的红色区域,在椿木营建立宣恩县苏维埃和余家湾、卯子庄、施铁坪、观音坪、椿木营5个区、19个乡苏维埃政府。长阳县恢复县苏维埃政府和枝柘坪、黄柏山2个区、11个乡的苏维埃。鹤峰东南部走马、梅坪、南北等地和石门、慈利、桑植边界地区的革命政权相继恢复,各地游击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这次苏区的重建,是在敌人第四次“围剿”、洪湖苏区丧失之后进行的。尽管夏曦在红三军和党内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制造“红色恐怖”,但苏区军政干部仍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投入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特别是包括贺龙、段德昌、王炳南、叶光吉等在内的一批红军将领,既要同敌军作战,又要做地方工作,还要不断受到中央分局负责人的怀疑和肃反的压力,更要不断地用自己的胆略和智慧克服和弥补“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1933年6月底,湘鄂边大部县区革命政权都得到重建,范围覆盖鹤峰等10余县的边界地区20多个区100多个乡,解放近10万人口,基本恢复到1930年时的根据地规模。

同时,地方武装得到较大发展。鹤峰有县游击大队和6个区游击队,共计480余人,枪300余支;建始县游击大队有50多人,恩施和宣恩游击大队共计500多人,加上五峰、长阳县的游击队,地方武装的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乡赤卫队也达到2000人以上。恩施县、区、乡游击队、赤卫队为搜捕逃匿的反动分子进行过大规模搜山。各地游击队积极参与捕杀反动豪绅、团防头目,鹤峰处决了大土豪吴佩之、李甫渠和5名国民党县政府官员。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部分恢复,苏区各项建设也开展起来。1933年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鹤峰麻水召开湘鄂边各县苏维埃代表会议,贯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着重讨论第二次土地分配问题。会后,在巴东、建始、宣恩、鹤峰苏区进行了第二次土地分配。这次土地分配,基本上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直接领导和红三军的帮助下进行的。在原苏区范围重新分配土地,在游击区只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方法、步骤与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贫民代表大会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精神大致相同,但在划分阶级成分和平分土地问题上则直接贯彻了夏曦那一套“左”的政策。宣传上,提出“消灭豪绅地主”的口号。具体分配土地时,不仅地主富农的土地被分配了,部分土地较多的中农也被分了一部分土地。分配的标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逐户分配。①

如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驻地巴东金果坪、连天坡一带的土地革命运动情况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领导工作由乡苏维埃主席、乡苏维埃土地委员负责,并吸收农民代表参加。农民每10户中推选一名代表。第一阶段为宣传、发动;第二阶段为清查土地面积;第三阶段是根据既定标准划出全乡各户的阶级成份,一般只划了雇农、自耕农、土豪劣绅三种;第四阶段,按贫农居住情况,拟出就近分田方案,力求就近连片,不留“插花田”;第五阶段是将方案交群众讨论,无异议则下田插牌。雇农陈中信一家5口,分得15亩;陈年叔一家6口,分得18亩。土豪也参加分田,除留下全家应分部分外,多余的土地、农具、家具被没收,全部分给贫雇农。对未开展土地革命的地方,如汪家包、木耳棚、乐群岩、沙岭等乡,只搞减租减息,标准为租课总额的20%。

这次土改历时1个月,贫苦农民在新分的土地上抢栽抢种,情绪高涨。但到下半年,敌人“围剿”加剧,红三军转外线作战后,大部贫雇农没有得到应有收获,多被土豪倒算霸占过去。

其他方面,如经济、文化、医疗卫生,曾一度恢复,终因肃反高潮和敌军“围剿”未能深入。

二、根据地的丧失

敌部署新一轮“围剿”。1933年5月初,国民党军队周燮卿部、朱际凯部再度自苏区东南向鹤峰县城逼进,同时五峰团防复攻清湖、燕子坪,苏区边界不断发生战斗。贺英几次写信并派人到麻水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面见贺龙,要求增派正规红军到宣鹤边界反击敌军。但红三军陷于肃反高潮,无法抽调兵力,只好由军部拨给贺英游击队部分枪支弹药。在这种形势下,贺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实加强游击队,同时扩建乡村赤卫队,部署边界联防。

1933年6月5日深夜,贺英游击队驻地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遭到三岔团防大队长覃福斋以及当地保长申海清、反动神兵头子吴绍宏等部300余人的突然袭击。敌兵迅速接近并包围贺英住处,用火力封锁大门。贺英同游击队副队长徐焕然率部奋力突围。她命令伤病员和家属向后山转移,自己在后掩护。覃福斋驱赶团防士兵冲击大门,贺英右腿被流弹击中,徐焕然背起贺英往外冲,不料被子弹击中后背,徐肩膀受伤,贺英强行让徐带领大家突围。此时敌兵已更加接近,贺英转身向冲上来的敌人开火,再次中弹,倒在血泊中。徐焕然含着悲愤,且战且退,组织游击队冲出重围。

贺英等人牺牲不久,贺龙决定在太平镇建立鹤峰县第四游击大队,任命徐焕然、廖汉生为正、副大队长。10月,该部改编为湘鄂边独立第四大队,先后在太平赶家湾、三岔等地打败团防覃福斋部的进攻,缴枪数十支,随后又在毛坝雷家岭击退敌人周燮卿部的进犯,后来独立第四大队被编为红七师二十五团。

正当湘鄂边开始第四次肃反时期,国民党“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积极调动军队,完成对苏区的战略包围。洪湖根据地丧失后,总部设在沙市的国民党“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气焰更加嚣张,为尽快消灭湘鄂边红军,他采取了以下措施:1、布置重兵包围苏区;2、修建巴石公路及恩施机场;3、张贴布告进行反革命宣传;4、构筑碉堡,围堵红军。徐还亲临恩施、宣恩等地督战。1933年3月,仅宣恩县就驻有省保安第一团及迫击炮连1300多人,枪弹充足,分驻城内外及狮子关。还有长潭河地方团防约320人,以及“铲共义勇队”3660人,编成183个小队,33个联队。宣恩城内外制高点要道,建“民”字碉堡24座,“军”字碉堡198座。1933年6月初,徐源泉指挥的湖北保安团张刚部3个团、新三旅、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石门、澧县、慈利3县保安团以及国民党新三十四师教导旅龚仁杰部,第三旅周燮卿部数万人,部署在湘鄂边中心鹤峰周围。此外国民党第四十八师徐继武旅3000余人自长阳沿清江而上,6月上旬向金果坪、邬阳关逼近。

6月中旬,红七师1000余人迂回敌后,包围敌兵站,俘敌兵站站长以下20余人,缴枪40余支,并烧毁兵站。敌三十八旅潘善斋部尾追红七师,不断发动进攻,绕道长阳大龙坪(现属五峰),再经五峰牛庄、沙河,直扑邬阳关,红七师败退麻水。

7月中旬,敌军从恩施、宣恩、五峰、长阳、石门、桑植进攻鹤峰,企图围歼红三军。7月底,反“围剿”形势急转直下,敌军占领宣恩、洗马坪、巴东金果坪、鹤峰邬阳关,敌新三旅占巴东龚家垭、建始官店口、恩施石灰窑;湖北保安团占领宣恩长潭河、五峰;湖南方面来的敌军分别占领湾潭、走马坪、梅坪,向苏区腹地进逼,并很快占领鹤峰县城。红三军和各县区游击队约5000人被逼压到方圆仅十里的麻水一带。7月22日,国民党空军配合新三旅对麻水发起总攻,当日占领中央分局和红三军驻地红岩坪,中央分局机关同红三军在西线苦战突围,转移至宣恩县烧粑岩。

宣恩烧粑岩会议。面对湘鄂边的不利形势,7月24日,中央分局在宣恩县烧粑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湘鄂边形势和红三军行动,作出了《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湘鄂边苏区的红军处在极度困难和紧张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由于敌军以优势兵力加强对湘鄂边红三军的“围剿”,“加之敌情强大,和平发展地方工作的客观形势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又对形势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说经过肃反,彻底揭露了改组派在过去苏维埃运动中的阴谋,增进了党与群众间的联系,证明了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准备恢复湘鄂西苏区的路线完全正确,而且无论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还是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集中力量击破敌人一点,从而粉碎敌人的新的进攻是完全可能的。《决议》在总结失败原因时,仍然把责任推到“改组派”身上,无中生有地说“改组派的段德昌、宋盘铭等在红三军中三次四次地恢复组织,破坏了我们整理部队和储藏给养的原订计划,破坏了地方工作的阶级路线。第四次肃反又恰在敌人进攻之时,因之红三军还没有在思想组织上完全巩固,再加以给养的绝大困难,因之在敌人的这次进攻中,我们没有取得决定的胜利的形势”。《决议》完全回避了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在敌人“围剿”时肃反、清党这个事实,竟然说“几年来教训的总结,湘鄂西没有共产党的群众组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决议》肯定了建始、恩施、鹤峰、桑植、宣恩等县群众组织的游击队与自卫队单独同敌军斗争的事实,明确提出“需要开展新的苏区”,“主要的是‘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桑植、咸丰一带的农民游击战争。同时也指出,开创新的苏区并不意味着放弃恩施、建始、鹤峰、巴东的现有苏区,在主要的意义上,正是为了巩固这几县的苏区。

烧粑岩会议的积极意义在于明确指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湘鄂边苏区”是以后革命的中心任务,并且基本改变了长期“以清党肃反为中心”的错误方针。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写进了关于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及对地主豪绅按其罪恶大小区别对待,对团防按其反动程度区别对待,对神兵武装尽力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的工作等方面的内容。

红三军兵分两路反制“围剿”。烧粑岩紧急会议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才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湘鄂边的武装斗争上来。红三军兵分两路:贺龙、关向应率军部和九师(师长汤福林)去恩施、咸丰、利川开辟新苏区;夏曦率分局机关和七师(师长卢冬生)在湘鄂边坚持斗争。分兵的目的在于既不放弃湘鄂边苏区,又可在较大范围内活动,牵制敌军,相机打击敌军,以减少湘鄂边苏区的压力。7月下旬,在宣恩猫子庄恢复宣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少南,副主席李治月、彭世贵,下辖5个区苏维埃,同时组编了宣恩县游击纵队,纵队长向国登,辖5个大队,约1500余人。

1933年8月初,红九师离开鹤峰苏区,国民党军队三十八旅及其他各路正规军、团防再度加紧对鹤峰的进攻,红七师抓紧时机联合和扩大地方武装,组织反击。不久,宣恩易家湾区、恩施粟谷湾区的游击队编入红七师二十一团。

8月6日,国民党军队三十八旅潘善斋部占领鹤峰县城,红七师强攻威风台失利,团长向国登负伤,卢冬生率七师掩护中央分局机关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及县游击队200余人往鸡公洞撤离。红七师在南北墩击溃罗效之两个营后,一直在鹤峰外线游击,8月中旬,奔袭国民党军队三十八旅驻五峰留守处,克五峰县城,进长阳,并在枝柘坪打败国民党军队四十八师徐继武旅留守处和当地保安队,夺枪40余支。随即经渔洋关进松滋,攻磨盘洲,捣毁国民党松滋县政府,俘获县长,缴枪数十支及大批物资。8月下旬,红七师回湘鄂边途中强攻西斋敌军,严重受挫,伤亡300多人,苦战突围。行经澧县大堰、王家场、石门太平街等地时又连遭澧县、石门保安团追击和堵截,直到进入鹤峰境内才摆脱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的围攻。8月30日,红七师在江口唐家渡红花岭伏击朱际凯团,歼其一营,俘敌300余人。9月3日,红七师在三路口击溃团防闵玉树部,卢冬生亲手处死闵玉树。

红三军九师在恩施大集、两河、牛滚滩、见天坝一带游击,组建游击队,攻打两河口街,杀乡长。国民党七区专署在给湖北省政府的《治安报告》中称:“恩施见天、利川毛坝一带地区乡保人员大部逃遁,政令难以实施”。在红七师游击湘鄂边时期,红九师于8月9日由宣恩上洞坪到咸丰忠堡打土豪、筹集粮食,8月10日经马河坝、龙坪进宣恩。为执行烧粑岩会议关于尽力争取神兵的决议,贺龙写信给咸丰黑洞神兵头目庹万鹏,以争取该地区神兵及群众。30日,红九师进驻咸丰龙潭司,庹万鹏率神兵20余人及当地100多名穷苦农民参加红军。9月1日,红九师经宣恩到鹤峰,寻找红七师,途中在恩施金龙坝建立一支游击队,有100多人枪。后由于七师尚在湘鄂边界一带游击,两师未能会合,直到桑植银石坪才实现会合。

中央分局在银石坪召开会议,决定七、九两师继续分开行动。九师即返宣恩晓关,于9月23日到达咸丰黑洞。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700余名神兵参加红军,编为两个特科大队,庹万鹏任第一特科大队大队长,辖3个中队。红军主力离开黑洞时,留军部警卫营营长钟德之和副官胡洪生率100名战士组成红军游击大队,钟任大队长,胡任政委,在黑洞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开辟新苏区。10月在巴西溪回龙寺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红九师在咸丰游击时,注意加强神兵工作,贺龙认为红军同神兵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可以同他们“拉关系”,争取这部分力量,壮大自己。为了争取神兵,共同打击团防和国民党军队,红军在行军途中写出“红军不打‘神兵’,‘神兵’不打红军!”等标语。

1933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四十八师一四二旅、独立三十八旅在建始官店口、恩施红土溪、鹤峰麻水及县城以西地区“清剿”,大肆逮捕和屠杀苏维埃干部、红军伤病员和群众,成千上万的群众遭到洗劫和摧残,被迫逃亡。9月16日,红七师自桑鹤边向驻太平的国民党军队独立三十八旅进攻,激战数小时,七师牺牲7名战士,退出战斗。国民党军队新三旅和张刚所部保安团在宣恩、恩施、咸丰、利川等地区堵击红九师,企图阻止七、九两师会合,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10月1日,九师向利川毛坝游击。10月2日红三军军部、九师、教导团到达利川青岩,途经寨坝,受到吴国清游击队200多人的欢迎。4日,红军进驻夹壁,军部驻陈家阁,休整半个月,扩兵300多人。22日,军部和红九师返回咸丰活龙坪,利川小河周念民游击队100多人加入红军,编为独立团,周念民任团长,周永生任副团长。26日,贺龙率部到利川大沙溪,途经穿洞,消灭敌新三旅薛之轩团一个连。红九师遂转战于湘、鄂、川边界地区,在利川箭竹溪一带打退利(川)石(柱)万(县)云(阳)奉(节)五县联防三局局长王崇德部1000多民团的阻击,迫使王崇德逃回万县境内。以后红九师先后到利川大沙溪、宣恩上洞坪、湖南龙山一带游击,其间曾三次返回鹤峰苏区寻找红七师,均未能成功。

由于七、九两师分开活动,力量分散,不仅未能实现烧粑岩会议所制定的巩固老苏区、开辟新苏区的计划,反而导致了湘鄂边反“围剿”斗争的被动局面。由于敌军人数装备占绝对优势而红军分散活动,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因而陷入被动,被迫到处游击,战斗频繁,得不到补充和休整,人数锐减,甚至出现了枪多于人的现象。

1933年11月,红九师与红七师在恩施石灰窑得以胜利会合时,七、九两师主力加起来只有两个多团,名义上每个师仍有3个团,但没有营的建制,包括机关、后勤在内只有3000多人。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开会,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12月下旬,中央分局、红三军前往鄂川边游击。至此,坚持6年之久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终因湘鄂边苏区的最后丧失而结束。

第九章 以巴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巴归兴根据地的创建和斗争

一、转战江北,继续坚持斗争

筹建革命武装,开展反“围剿”斗争。1928年5月,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及部分起义神兵一起撤退到江北,处境极其困难。为了坚持斗争,张华甫、谭伦武等根据鄂西特委关于改造神兵、建立武装的指示,在易家梁子将已被党组织所掌握的千余神兵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第一师”,开展反击敌军和团防武装“围剿”的斗争。

不久,国民党军队独立五师刘和鼎一部在副团长王馨荣带领下占领巴东县城,他们与团防武装一起,联合进攻江北,声称要“铲除共产党,消灭神兵”。由于当时双方力量悬殊,独一师被迫由东瀼口退到甘家坪、牛峒坪、平阳坝等地。6月上旬,牛峒坪被刘和鼎部和张家彩的团防占领,驻甘家坪的独一师闻讯,决定与曾家岭、牛乳山的神兵联合作战,兵分三路围袭牛峒坪的敌人。由于缺乏正规军事训练,行动中未能很好地隐蔽,被敌发觉,围歼敌军计划落空。

为打击敌人,党组织很快在平阳坝、秭归贺家坪等地联合了2000多神兵,决定配合独一师进攻驻在牛峒坪和甘家坪一带的刘和鼎部。平阳坝的神兵队伍由宋文盛领导,从白湾上黄金观;秭归贺家坪的神兵从大垭抵朱家坪;独一师和甘家坪的神兵从鄢家坡抵朱家坪,用“前进”二字为口令,以“头裹神巾”(红布条)为标记,加以识别。

平阳坝神兵在宋文盛指挥下,首先在曾家岭与敌兵遭遇,战斗随即打响。时逢大雾迷漫,神兵多执刀矛,采取近战,激烈拼杀,当场毙敌数十名。敌退至朱家坪时,又碰上秭归、甘家坪的神兵进攻,敌再败走小垭子。独一师和平阳坝的神兵乘胜追击,在小垭子突破敌人火力封锁后,猛烈冲杀,击毙敌指挥、副团长王馨荣,歼敌数十人,敌军大败。此役缴获敌机枪2挺、步枪70余支,独一师和神兵声威大振。

敌遭受沉重打击后,鄂西清乡副司令马馨亭亲自出马,到达巴东县城后,与县长黄坦如密谋,采取“剿抚”双管齐下的政策,以瓦解神兵武装。在敌人强大武力围攻和政治诱骗下,大部分神兵被瓦解,有的“缴符带、撤佛堂、各返其里”,独一师亦解散。此时,被通缉的张华甫、黄大鹏、陈宗培、廖景坤等与兴山刘子和、刘子泉取得联系,经共同研究,决定分别在巴东、兴山、秭归三县交界的广大地区,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继续改造神兵,筹建革命武装,同时加强相互联系,为开辟巴归兴革命根据地作准备。

中共巴归兴县委成立。1928年9月,鄂西特委在宜昌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当时巴归兴三县党的活动情况是“与特委发生关系而(不)密切的:1、巴东约四五十人;2、秭归初有组织;3、兴山初有组织”。①在宜昌党代会上,总结了巴东暴动的经验教训,指出党组织发展时间不长,党员不多,力量单薄;群众发动不充分,仅靠少数党团员冲锋杀敌是不行的;神兵不懂军事,未能采取游击战术;敌强我弱,孤军作战等;肯定了过去把神兵纳入农运范畴来抓,以“打进去”,“改变其性质”,使其“成为反封建势力的革命组织”的做法。10月,鄂西特委派人前来传达宜昌党代会精神,并听取了汇报,并帮助筹建中共巴归兴县委会。

11月,在兴山县城南的回水沱召开了有巴东、秭归、兴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党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中共巴归兴县委,选举张华甫为县委书记,刘子和为组织委员,潘兆麟为宣传委员,张庆炎为工运委员,黄大鹏、白海泉、陈宗培、刘子泉为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兴山县城。县委成立后,商讨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和策略。决定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利用和改造神兵组织暴动,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并决定创办《县委通讯》、《支部生活》以指导基层工作。这次会议对巴归兴苏区的创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巴归兴县委成立后,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各地相继建立党小组、党支部和区委会。1929年,巴东江北建立牛峒、麦峰、平阳三个区委会,稍后又建立火峰区委会及羊乳、牛峒等16个乡党支部。巴归兴三县共建立8个区委、1个中心支部及58个支部,党员发展到700多人。

总结经验教训,转变斗争策略。1929年3月,鄂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张华甫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斗争任务、方针和策略,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改造神兵,加强党的建设,组织武装暴动等方面,并将巴归兴划为第三游击区和第三巡视区。张华甫返回苏区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巴归兴地区党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到5月份,仅巴东县境内党员发展至200余人,还建立了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和农协会等组织。8月,鄂西特委又派万涛巡视巴归兴苏区,根据三县党组织发展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对巴东地区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巴东县委,领导巴东区乡党组织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和革命武装建设。

鄂西特委扩大会议后,特委负责人曹壮父来巴归兴指导工作,指出巴归兴党的工作,重要方面就是“争取‘神兵’,是用我们的优点去夺取‘神兵’群众问题”。①在鄂西特委的帮助下,巴东把神兵工作纳入农运轨道,一些党员纷纷秘密打入神兵组织,改造其性质,逐步掌握其领导权。

在争取和改造神兵工作上,巴东党组织十分注意把神兵工作与党的农运结合起来。根据鄂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对神兵运动的策略,以反对苛捐杂税为鼓动斗争的口号,打击土豪劣绅,把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争取广大群众,首先是神兵群众的踊跃参加,并领导这个斗争走向政治斗争,进而形成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牛峒、白湾等地农民积极开展这一斗争,取得一定成果。与此同时,县委还派人到川鄂交界的蔡家山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利用亲戚关系做团防和编练队士兵的工作,策动火峰编练队几十人起义,成立蔡家山游击队(后来一部分游击队员参加红军)。

张华甫被捕遇害。1929年10月,国民党兴山县长万日藩搬来国民党驻宜昌罗少波连,纠集兴山反动团防金泰和、反动会道门匪首李大贤等组成“巴归兴三县剿共指挥部”,开始“清剿”。巴归兴县委书记张华甫决定避其锋芒,迂回游击,寻找战机,先击溃实力薄弱的李大贤部,然后再各个击破,打退敌人的围剿。可惜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实现,张华甫和县委机关被迫转移到兴山县白沙河。不久,县委交通员刘巨川被捕叛变,供出张华甫及县委机关驻地。敌军急奔白沙河,将县委机关团团围住。张华甫在突围中受伤被捕,被押到兴山县。金泰和以为抓住张华甫就可剿灭苏区的全部党组织和游击队,他先许以高官厚禄,金钱财帛,被张华甫严辞拒绝,后又施以各种酷刑,血腥拷打,张华甫始终坚贞不屈。

万日藩决定“公审”张华甫。公审这天,张华甫拖着沉重的铁镣,大义凛然地走向公堂。万日藩原想借“公审”摆威风,压服张华甫,没想到反被张华甫威武不屈,一身正气所震慑。万日藩手段用尽,什么也没得到,终下毒手,1929年11月4日,张华甫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面对枪口,张华甫昂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就义于兴山县城西门外,时年30岁。同时,巴归兴团委书记徐大孝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押往兴山县城途中被杀害,年仅23岁。

二、根据地的形成

张华甫牺牲后,县委推选并报特委批准,由巴东籍共产党员廖景坤担任巴归兴县委书记,积极恢复被破坏的党群组织。在兴山县活动的潘兆麟等转入巴东,与黄大鹏等会合,从此,巴归兴苏区斗争的指挥中心,转移到巴东县甘家坪一带。

1929年12月,中共鄂西特委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针对巴归兴苏区斗争的实际情况,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巴归兴三县以后在组织上应发展亲密关系,以沿江为中心工作的区域,坚决纠正和平发展的错误,并领导走向政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12月9日,鄂西特委巡视员来巴归兴地区指导工作,巴归兴县委在甘家坪的大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各区委委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共计300余人。县委书记廖景坤主持大会,会议贯彻了特委关于“三县在组织上应发生亲密关系”①的指示,总结了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就党务、政务、军事等问题开展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党务方面,总结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为提高党员素质,培养党的干部,决定举办党训班,强调发展党员要严格履行手续,坚持党员标准,注意质量,严守党的纪律;政务方面,成立巴归兴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相应的区、乡革命政府;军事方面,继续改造神兵,组织武装暴动,夺取保卫团枪支,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成果。

扩大会后,县委在甘家坪举办党员训练班,县委书记廖景坤主持并讲授《党的产生和党的性质以及怎样做个好党员》,组织学习《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手册》、《列宁主义》、《论政党》;黄大鹏讲授《群众工作和帝国主义的产生及灭亡》。培训班为期3周,培训党员干部100多人,为巴归兴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

童家坪、寨子包战斗。按照特委的指示精神,巴归兴县委在大垭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建立党公开领导的武装。黄大鹏提出:进攻罗溪团防驻地童家坪,夺取枪支以武装游击队,该意见得到县委的重视和批准。

童家坪,位于巴东龙船河西岸,一直为张家修控制。张家修又名张嗣臣,为保卫团分队长,他指挥的保卫团一部驻守在童家坪文风寺。12月18日,正逢天下大雪,黄大鹏、陈宗培等带领56人,携长枪2支,短枪1支,余皆持刀矛,从葛藤坪冒雪出发,夜至童家坪杀掉岗哨后,将张嗣臣保卫团住所包围,乘其不备,突然冲入,将楼下的武器全部缴获。楼上敌人还未发觉,仍在继续打麻将。陈宗培率先冲至楼口,不幸被敌人开枪击中牺牲。大家悲愤不已,复仇情绪猛增,虽愈战愈勇,仍难于攻下。黄大鹏令人搬来柴草,声言要烧房子,并点燃了附近的一间茅棚,敌见火起,异常惊恐,才缴枪投降。这次战斗缴获敌枪支40余支,仅张家修一人逃脱。

童家坪提枪获胜,返回甘家坪后,县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李子洋(特委下派)任大队长,杨显应任副大队长。下辖2个中队,分别由毛清山、张光乾任中队长。游击大队战士近100人,枪40多支。

1930年1月,秭归团防头目邓维楚所部100多人,纠集地方土豪劣绅控制的神兵共约1000多人,从秭归贺家坪、田家坪向游击大队扑来,企图消灭这支新建立的游击武装。游击大队闻讯后,黄大鹏、李子洋等即率队由甘家坪出发到大垭,在木马墩挖战壕设埋伏,上面盖着树皮作掩护,枪口对着大路。敌一个班刚接近战壕,班长王开甲就被游击大队击毙,另两名敌兵受伤,其余溃逃。为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游击队提出给王开甲抚恤大洋50元,号召团防士兵不杀工农,不打红军。

木马墩获胜后,游击大队又围攻秭归的寨子包。寨子包距甘家坪约5公里,驻有秭归县团防头子皮秋宾的1个中队,他们曾多次到甘家坪一带骚扰。副队长杨显应率30余人,加上甘家坪的少先队员配合,共50人,趁夜由甘家坪到秭归,绕到寨子包背后,分两路包围皮秋宾部。次日拂晓,杨显应下令开火。敌不明我方情况,不敢向外冲击,仅从房内依墙洞顽抗。游击大队居高临下,用子弹和石头向房内攻击,激战数小时,敌死数名,随即退缩于秭归县城。木马墩、寨子包的两次战斗,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初步经验,为游击队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

火峰编练队起义。党在火峰编练队有一定的基础。巴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曾派黄中立、黄亚先等共产党员到蔡家山一带组织串联,发动群众。黄中立利用其和当地五保保董周克纯连襟关系,串联驻扎观音堂的火峰编练队队长王春山、队副田祥应。周、王、田三人在黄中立等同志的教育启发下,很快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这些骨干通过喝鸡血酒,结义拜把等形式,同编练队员和周围群众交心谈心,宣传巴东牛(峒)麦(峰)平(阳坝)等区苏维埃的革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使编练队的部分士兵提高认识,同情、倾向革命。

童家坪提枪获胜后,国民党巴东县政府对红色武装恨之入骨,急调团防李玕珵、史祖惠、毛懋端(即毛黑子)、薛永才等编练队和他们所控制的一些神兵,妄图围歼游击武装。为粉碎敌人的合围进攻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党决定从内部瓦解敌人,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12月下旬,策动了火峰编练队起义。

1929年12月23日,周克纯、田祥应、王春山、杨学沛、陈昌国等人在田祥应家开会,一致认为必须立即起义,并作出起义的具体计划、分工安排。决定在晚上行动,先由周克纯、王春山等带信,让在火峰的毛懋端来开会,开会时以打枪为号,接着由田天沛、赵维元夺取毛懋端的手枪,由陈昌国将其击毙;后由杨学沛、齐祝国等人负责缴其护兵所带枪支。成功之后,再到火峰去杀团防土豪劣绅薛永才。

当晚,毛懋端来到观音堂,正集合编练队训话之时,一声枪响,毛应声倒地,随即有人将其护兵抱住。接着周克纯宣布其罪行,并宣布愿参加革命者留,不愿参加者去。教练雷先聪随声响应,全队30余人都表示愿留。起义队伍随即由观音堂出发至火峰,杀毙著名土豪劣绅薛永才、薛汉臣,同时杀死夜宿火峰的保卫团团长张家光。起义队伍一面屯兵蔡家山,一面到牛峒坪报捷。“至此江北武力,大半为共产党所有,江北震动”。①起义次日,100多人在王春山家开会,由周克纯宣布成立蔡家山游击队,王春山为队长,田祥应为副队长,并将缴获的银元发给起义士兵。

12月25日,周克纯带领蔡家山游击队与李子洋、刘子泉、黄大鹏等人率领的鄂西游击大队在罗溪的蓝家垭会师,准备攻打跟四川土匪宋大湘勾结的团防武装。当晚推举周克纯为总指挥,游击队的200多人,60多支枪,在罗溪坝和宋匪接火。敌居高临下,顽固抵抗,游击大队进攻失利,王春山不幸中弹牺牲,队伍退回蓝家垭。黄大鹏赶来支援,再攻受挫,只得放弃进攻罗溪。黄大鹏动员周克纯率队到甘家坪,周克纯表示同意,但坚持先回蔡家山,收缴团防枪支,然后前往。

火峰编练队的武装起义,使团防头目又恨又怕。火峰一带的团防头目孔宪恩、史祖惠等佯称欲与蔡家山游击队“和好”,周克纯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人枪拉过来,便写信约孔、史来商议,孔、史密谋策划,写信邀请周克纯,诡称商议“和好”。周克纯派田祥应前往。孔宪恩等即乘其不备,缴了他们的枪。孔宪恩杀了田祥应等人之后,便带七八十人来观音堂围攻周克纯的队伍。在战斗中,周克纯被县府收买的雷先聪开枪击成重伤后,在孙家岩一户农家(周家华)附近硝洞里隐蔽。数日后,史祖惠、薛银阶带人前来搜抄,周克纯被捕后遭杀害。其后,蔡家山游击队余部并入鄂西游击大队。

蔡家山游击队从成立到周克纯遇难,前后不足一个月时间。其失败原因,一是起义发动不够广泛,思想基础不牢;二是游击队的领导麻痹轻敌,寄希望于与敌人“和好”,上当受骗;三是内部管理不严,出现了叛徒,致使革命受挫。但火烽编练队起义的成功和蔡家山游击队的建立,给了反动当局当头一棒,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围剿”革命力量的嚣张气焰。

巴归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930年5月,根据大垭县委扩大会议关于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在巴东甘家坪龙潭寺成立巴归兴县革命委员会(后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宏墀,副主席范仕雅,秘书长李庚尧,政治委员黄大鹏、胡荣本,军事委员刘子泉,文化委员孟国夫,土地委员曹秋选,粮食委员谭元武,委员黄司亚。巴归兴县革命委员会隶属中共巴归兴县委、湘鄂西联县政府、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辖巴东4个区,秭归1个区,兴山3个区。从此,以巴东甘家坪为中心的巴归兴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巴东县成立了牛峒、麦峰、平阳、火峰等4个区苏维埃政府,共辖乡苏维埃政权16个。区乡苏维埃政府人员由上级指派,一般7―9人,随着情况变化,人员不断更换、增减,机关多随游击队行动。

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和具体任务是:1、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2、领导赤卫队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政权,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口号是“消灭帝国主义,杀尽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平时领导赤卫队打“给养”,必要时,调赤卫队协同红军主力作战,帮助红军扩充兵源;3、调拨军粮军饷,筹备军服等军需物资,做好支前工作;4、管理地方日常事务,处理刑事民事案件,调解民事纠纷和婚姻案件,管理群众生活、生产等问题。

巴归兴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劳苦大众开始行使主人翁的权力,使巴归兴革命根据地有了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开创了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三、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两克兴山县城。1930年5月中旬,黄大鹏带人潜入兴山县城侦察,准备攻打县城。当时兴山县城由郑立三的保卫团防守,仅100多人,40条枪,驻在县城后山腰。黄大鹏将兴山情况和攻城计划派人告知驻在甘家坪的鄂西游击大队。17日晚,游击大队同赤卫队员千余人由甘家坪出发,经过秭归县境来到离兴山县城只有2.5公里的响滩。河中水流甚急,又无船只,游击队尖兵即涉水过河,从对岸拉来了船只,半夜时分才全部过河。先由严昌奎带4人进城除掉了哨兵,接着分成三路,一路攻县府,另两路从正面和背后夹击山腰上的保卫团,截断其火力。战斗打响后,敌军不明情况,一触即溃,被游击队击毙10多人,俘虏10多人,其余纷纷逃散。此役,游击队缴获40条枪,并打开监狱释放被押人员,没收当地土豪劣绅的财产,夺回被团防抢去的群众财产,并将其让群众领回或分配给农民。战斗结束后,在城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千余人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庆祝胜利。黄大鹏、廖景坤、刘子泉在讲话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推翻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

首克兴山县城后,游击队即主动撤离,游击于农村,不久返回甘家坪。县委根据特委指示,将鄂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九师”。经黄大鹏推荐,原兴山县神兵大刀会总代表、中共党员刘子泉任红四十九师师长,政委黄大鹏,政治部主任潘兆麟,下辖4个连,共约200余人。此外,区乡赤卫队发展到5000多人,编为赤卫总队,由王载元任总队长。至此,三县统一的党政军组织已建立。

9月14日,红四十九师获悉兴山保卫团正积极扩充队伍,准备进犯苏区,当机立断,派遣部队和赤卫队共500多人,二打兴山县城。队伍从甘家坪的榔树坪出发,冒雨连夜疾进,到达平邑口宿营。翌日,分兵两路,攻进兴山县城,击毙县保卫团第三中队长郑立三,保卫团溃退,县长熊天枢钻厕所仓皇逃脱。此役打死打伤保卫团1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数千发。部队随即离开兴山县城返回甘家坪休整。

红军二克兴山县城后,回师甘家坪总结时,大家批评刘子泉错误地把红军说成是“刘子泉的人”,又放跑县委决定要捕杀的土豪,还让地痞流氓拿走一部分财物,在返渡响滩河时才渡一半就先走了。刘子泉不接受这些批评,会后又在县委机关起哄,混乱中其警卫员钟荣山开枪致使鄂西特委巡视员李文轩受伤致死。县委在徐家嘴召开紧急会议,以刘子泉有异谋,决定处决刘子泉等4人。处决刘子泉后,县委报特委批准,任命黄大鹏为师长,胡荣本为师政委。

反击敌人“围剿”。10月20日,红四十九师为了打破川军戴天民旅的“围剿”,转入外线作战,三攻兴山县城,打死打伤敌军10余人,获枪6支,子弹数千发,夺了县府印章,烧毁县衙和监狱,处决监狱看守和几个土豪。三克兴山后,红四十九师进入板庙子一带隐蔽休整,然后转战巴兴房边界地区,反击国民党戴天民旅与地方团匪对苏区的“围剿”。经大小数十次战斗,红四十九师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战术,即“敌来我飞,敌去我归,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白昼埋伏,黑夜掩袭”的游击战术。

1930年6月,国民党在秭归贺家坪成立三县“联防剿共指挥部”,总指挥皮秋宾,副总指挥金泰和,下设“联防剿共团”,邓维楚任团长,贾显卿任副团长。他们在巴归兴三县交界处的官田岭安营扎寨,提出对共产党和红军“斩草除根,鸡犬不留”。巴东境内的团防武装闻风而动,一齐向巴归兴苏区扑来。7月,巴东县保卫团副团长兼第一中队长谭先开(又名谭骅程)联络各方力量向五道垭、平阳坝发起“清剿”――张嗣臣从罗坪过河进犯,长河的李玕珵从金凤垭进犯,平阳坝的陈铸九从八盘山进犯,谭绍华从碾盘垭进犯。他们进入苏区见人杀人,见屋烧屋,仅贾家坡被杀的就有几十人,其中有的小孩被敌人捉住后,或被砍成几块,或被用长矛戳入肛门举着玩耍,惨无人道。此次被杀者达七八十人,大部分房子被烧。

8月初,川军戴天民部到达巴东,与“剿共团”会同进攻根据地。“剿共团”纠集反动神兵千余人“围剿”高桥。红四十九师张光乾、严昌奎两个连,会合赤卫队千余人进行反击,大量杀伤敌人,取得反“围剿”的初步胜利。

9月,五道垭、贾家坡一带又遭到敌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当地群众躲入附近的山洞。戴天民部和地方团匪共几千人搜剿,洞内群众手持刀矛火枪,英勇抵抗。敌人残酷毒辣,用辣椒烟火熏洞,方圆七八里烟火弥漫,数日不散,被烧死者达数百人。白洋坪贾中康全家11人都被熏死在黑洞里。10月,戴天民部营长向子刚驻扎白洋坪,仅四五天时间就杀害无辜群众30多人。经此三次大屠杀,根据地到处一片惨景,形势十分险恶。为打破敌人的“围剿”,9月底,县委决定红四十九师主力由宋文明代理师长和胡荣本政委带领转入外线游击,黄大鹏等人则留守牛洞坪、甘家坪一带继续坚持斗争。他们避实就虚,以掩护主力转移。9、10月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宏墀被敌人围捕,在巴东县城牺牲。不久,廖景坤在龙会观附近开会,敌军突至,廖景坤因腿伤不得不藏于农家屋内,后被联保主任探知,捕送县城,壮烈牺牲。这两位党的重要干部的牺牲,使巴归兴苏区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

小龙会议。1930年12月,黄大鹏、胡荣本等将县委、县政府机关和红四十九师师部转移到比较偏僻和安全的小龙,在小龙召开紧急会议,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会议讨论决定:1、提请特委批准胡荣本任巴归兴县委书记;2、恢复被冲散的巴归兴县苏维埃政府,以领导苏区工作;3、整顿红四十九师,加强师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警卫队,协助军事活动;5、组织合作社,保证后勤和发展生产建设;6、组织儿童团,协助支前活动;7、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小龙整顿,最重要的收获是纯洁了组织,开创了苏区新局面。

小龙整顿后,为了打击盘踞在苏区内的团防和敌军的嚣张气焰,恢复和发展苏区,黄大鹏等部署五路出击,第一路由高云锦带领30余人,从白湾出发,横扫大垭;第二路由杨显应带领20余人,进攻甘家坪;第三路由黄大鹏带领30余人,长驱直入瓦屋基、两河口、东瀼口等地;第四路由石金山带领20余人,从曾家岭至二淌垭,再至火炮山;第五路由高世民带领,从西陵至牛口。五路出击,都获得胜利,共镇压土豪及反动头目50余人。各地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匿。接着,各路在牛峒坪集中,召开群众大会,欢庆胜利,会上有16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尔后,黄大鹏率部抵达长峰,出其不意地包围团防驻地,经过激战,击败敌军,俘12人,缴枪12支。又乘胜进攻土豪王三年老巢,获步枪2支,子弹12盒,粮食10余石,土布近百匹。

1931年4月l日,县保卫团副团长兼第一中队队长谭先开带领所属队伍,骚扰羊乳山、牛峒坪一带,破坏苏维埃政府机关,捕杀共产党人,抢劫群众的财物。黄大鹏闻讯后,率领200多人,分两路夹击敌人。主力从杨家坪经楠木观绕到敌后的松树包埋伏,另一路从傅家河沟正面进攻。2日拂晓,在接近上坍坪时被敌发觉,战斗随即打响。红四十九师由岩口子径直包抄上坍坪,战斗不到一小时,下坍坪的敌人出兵增援,红四十九师迅速组成一个包围圈,使敌人陷入绝境。敌首谭先开刚逃出门,就被击伤,由敌士兵背负向树林退却,又遭预先设伏的第五连阻击,敌改道经观音岩,拟下羊乳山,我军追至观音岩,割下谭先开的首级,群众闻讯无不称快。接着黄大鹏又率部乘胜进攻罗坪之字岭,击伤县保卫团中队长张嗣臣,打死编练队长等6人,张嗣臣仓皇逃入四川巫山县境。

红三军教导第二师。1931年3月,红二军团前委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调所部回师洪湖的指示,在长阳县枝柘坪开会,并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鉴于东经松滋路线受阻,在听取侦察巴东情况汇报后,决定突破敌人薄弱地方,取道巴归兴和荆当远苏区,即“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进逼宜(昌)沙(市),联系洪湖”的北渡军事计划。①红三军于4月1日出发,渡过清江,向野三关进军。当时,川军戴天民旅段少卿团早已奉令驻扎巴东野三关,欲拦截红三军。3日,红三军到达野三关,从龙洞槽和青龙桥两路夹击戴部,戴部一触即溃,红三军紧追不舍,在三尖观再重创戴部。敌保卫团闻讯后,纷纷逃遁。4日凌晨,红三军进入巴东县城,红军在城关处决了县警察局长焦炳南、豪绅孙宝庭,打土豪没收了大商号胡万顺、万盛明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

贺龙率部进入巴东县城后旋即撤离,北渡长江,与巴归兴苏区联系,在巴东下构坪三元塘,连夜接见了巴归兴县委领导人胡荣本、宋文明、潘兆麟等。听取汇报后,贺龙代表红三军前委宣布红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任命黄大鹏为师长,涂美中为政委,周英为参谋长(涂、周均为红三军干部),潘兆麟为政治部主任。指出部队在不能直接接受红三军指挥时,仍由鄂西特委领导。同时将200多名红军伤员、罗玉卿等5名军事干部和部分医务人员以及部分枪支留在教导第二师。明确指示教导第二师游击巴归兴房县,牵制追敌,支援红三军东下。当时,黄大鹏正率队伍在秦家岭部署战斗,5日得到胡荣本的传达后,欣喜异常,提出要见贺军长。经过安排,黄大鹏带着一个连的人,急行至兴山黄粮坪见到贺龙。黄大鹏向贺龙详细汇报了巴归兴苏区和红军活动情况,贺龙军长对黄大鹏赞赏有加,并对今后的行动作出了指示:你们把巴归兴苏区建设好,可以牵制宜昌的敌人,对洪湖和湘鄂边苏区是一个很好的支持。贺军长送给黄大鹏一个望远镜,20支枪和1箱子弹。会见后,黄大鹏深受鼓舞,回部队就将队伍进行整编,将大队改为营,全师辖3个营,“扩充到枪有1000余支,子弹每枪有百粒”,①声势更为强大。

四、根据地的丧失

万仙洞惨案。1931年4月,红三军主力刚刚离开巴归兴苏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就令王陵基代总指挥,率所部万余人乘80多条木船抵达巴东县城。然后王陵基令张杰旅从香溪登陆追剿红三军,自率主力抵宜昌,坐阵指挥。张杰到达兴山后,获悉红三军已去远,即率所部“张、包、牛三团来巴”,①进犯巴归兴苏区中心地带。为避敌锋芒,黄大鹏将设在万仙洞内的修械所、医院等后方机关设法转移出来一部分,其余包括伤员共260多人仍留于洞内,成立留守处。由谭炳武任主任,又挑选30多名优秀战士,由连长王载元率领,凭险拒敌。黄大鹏自率主力队伍,在洞外游击,以牵制敌人。

万仙洞,位于巴东小龙仙女山腰的悬岩之上,地势险要,洞前漂口岩槽上架着数丈高的木梯,上到木梯顶端,还要攀援数丈长的绳索才能到达洞口。洞宽约五六丈,高达四丈,深不可测,可容纳万人,洞中有天然石楼一座,洞口筑有掩护墙。张杰亲率司令部及1个团驻天池岭,派1个团控制巴归兴边界及仙女山制高点,派另一个团于4月26日开始向万仙洞发起持续不断的围攻。敌军在松木岭上设指挥所,构筑工事,用重机枪、迫击炮轮番向洞中猛烈轰击。洞内战士在连长王载元和留守处主任谭炳武的率领下,把守洞门,英勇战斗。敌多次登木梯爬至洞口,均被洞内红军打退。为了防止敌人攀岩入洞,王载元还用计烧掉了洞口的木梯。敌军在火力掩护下,爬到洞顶,向洞内投巨石、掷手榴弹,还将稻草浇上煤油,用辣椒烧烟熏洞。此时,升任三县联防“剿共”总指挥的皮秋宾写信劝降:“你们已经势如骑虎,不能下背,何去何从,应从速抉选。……只要涤面而洗心,决不查究既往。共产党的多数优秀分子,当知呈请上方,保荐录用……”②但我守卫部队不为所动,坚持同敌浴血奋战。

黄大鹏、涂美中在洞外率部与敌作战,被敌截为两部。一部在贾家坡,一部在黄家山,境况十分困难,两部经苦战汇合后,攻打了两河口、阳坡、下谷坪、九道梁等地团防,企图引开敌军,救援万仙洞;一面派人乘夜间穿过深山老林,从涧道给洞内红军送信、粮食和猪肉,鼓舞士气,要求洞内红军沉着、坚守。王载元等得到洞外的支援和来信后,在洞内及时召开党支部会议,宣读了黄大鹏的来信。大家表示坚决执行指示,继续与敌战斗,一直坚持了18个昼夜。5月13日,敌人用枪炮射击的同时,派队使用铁钩爬上了洞口。守军弹尽粮绝,伤亡过半,仍顽强战斗,以石块投击敌人,但是洞口仍被敌人占领。当时,除留守主任谭炳武和战士龚发金跳岩幸存,10多名妇女、小孩破洞生还外,其余200多人壮烈牺牲。

教二师得到加强。1931年5月中、下旬,黄大鹏、涂美中率主力部队游击到木鱼坪,听到万仙洞失守的消息,极为悲愤。这时红三军八师二十二团等部在许光达率领下,突围到此。许、黄相会,商定统一编队指挥,许部共约700人编为第五、六两个游击大队,黄部挑选精壮战士300人编为第四游击大队,均交由许光达、涂美中率领,向房县县城游击,找贺龙主力部队。黄大鹏因患伤寒,不能随军行动,暂同伤病员等分散隐蔽小龙一带养病,待机恢复苏区。贺龙在房县与许光达、涂美中会师后,得知黄大鹏的情况,随即派胡云等率队去见黄大鹏,指示黄大鹏再精选80人到鄂北红色干部学校学习。黄大鹏率120余人到达房县县城。贺龙接见了黄大鹏和胡云,赞扬教二师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铁军,并决定将教二师的一部分安排到军校学习,其余与房县一部分红军合并组成红三军独立第二团,任命黄大鹏为团长,余义明为政委。黄大鹏率领该部在贺龙直接指挥下战斗。

10月,红三军前委和鄂豫边特委郧属分特委根据巴归兴苏区情况,决定恢复教二师,任命黄大鹏为师长,胡云为政委(涂美中调军部另作安排),刘养民为政治部主任。按贺龙指示,回巴归兴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必须迅速解决巴东反动团防,打通兴房交通要道,使巴归兴与鄂西北根据地联成一片。

教二师主力经过红三军补充枪弹、服装,加上新增约600人,整编为3个营和1个直属先锋队,返回牛峒坪。接着教二师在甘家坪、白湾、小龙、平阳坝、黄家城、贾家坡、朱家垭等地,扫荡敌人据点,使敌惊恐不安,苏区干部群众为之振奋。

二淌垭战斗。12月上旬,为执行贺龙关于解决巴东反动团防的指示,教二师决定攻打巴东二淌垭的团防和敌军。敌人驻守该地有团防3个分队和川军1个连。红军计划是先散布“进攻曾家岭,打下平阳坝”的口号,以麻痹敌人,然后前后夹击。然而在执行计划过程中,第二路罗玉卿部在途中被敌发现,战斗提前打响。在诱敌不出的情况下,罗玉卿组织火力,发起冲锋。罗冲进敌战壕时,不幸中弹牺牲。此时黄大鹏率队赶到,击毙敌分队长詹兴让,其余敌人纷纷败逃火峰。几天后二淌垭又被敌军占领。

罗玉卿牺牲,全师指战员极为悲痛,在牛峒坪为罗玉卿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大鹏主持,胡荣本致悼词,当念到“强盗未杀尽,先锋遂饮弹,愤慨磨利剑,报仇杀敌前”时,全体将士悲痛欲绝,呼号恸地,纷纷要求再攻二淌垭,与敌决一死战。黄大鹏复仇心急,于12月16日率队再战二淌垭。

次日拂晓,黄大鹏率部逼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不支,开始溃逃,黄大鹏为了彻底瓦解敌人,一面组织强大的火力进攻,一面发动政治攻势。他不顾个人安危,带头冲到前沿阵地,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向敌人喊话。史祖惠听出黄大鹏的声音,认为有机可乘,停止逃跑,组织几个枪手,一致瞄准黄大鹏伏着的大石头。当黄大鹏再次抬头喊话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不幸壮烈牺牲。师长阵亡,战士悲伤失去指挥,有人开始后退。危急时刻,二营营长谭联科挺身而出,号召战士夺回师长尸体,于是士气复振,挥旗直上,打退敌军。红军将黄师长尸体抬至牛峒坪,召开千人追悼大会,然后将黄大鹏隆重安葬于水池岭。

巴归兴县委对坡扩大会。1931年8月,红三军前委给巴归兴县委写来指示信。信中指出巴归兴苏区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巴归兴县委收到红三军前委的指示信,虽然很晚,但仍于12月下旬在牛峒对坡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认真传达贯彻。

会议由县委书记胡荣本主持,出席的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高云锦,教二师代师长宋文明,师政委胡云等。会议学习了《红三军前委给县委的信》、《鄂豫边特委郧属分特委给县委的信》、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草案》、房县苏维埃出版的《怎样实行土地革命》及前委关于平分土地的通告等文件后,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万仙洞、二淌垭受挫的深刻教训,讨论通过了《中共巴归兴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经济问题、政府工作8个决议案。决定“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实行平均分配土地”,提出“目前党的总路线仍然是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争取广大的群众,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同时要注意工农兵的配合发展,以消灭过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尤其要注意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并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次会议使巴归兴苏区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特别是注重了土地革命。会后,普遍开始土地分配,苏区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巴归兴苏区丧失。1931年12月,教二师派人去房县请示上级派军事干部接任师长,同时转移到兴山县境,在田家坡、端阳河、木鱼坪组建兴山新六区苏维埃政府,以扩大力量。

兴山保卫团闻讯,派1个营的兵力,妄图击败教二师,破坏新建之苏区。宋文明早有防范,率部分两队御敌。在激烈的战斗中,击毙敌大队长等4人,取得战斗胜利。到房县的交通员与上级取得联系后,上级派出特派员到教二师师部,传达了红三军主力即将转战兴山的消息,并决定由胡悌接任教二师师长。

1932年4月,教二师及赤卫队300余人,与房县的红军二十五师300多人在兴山木鱼坪会师,改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大队”,由胡悌任总指挥,胡云任政委。随后,游击大队又与均县、保康、谷城的队伍整编为“湘鄂西游击大队第一路总指挥部”,由李修叶任总指挥,柳克明任政委,下辖3个纵队司令部。胡悌、胡云就任第一纵队司令和政委。

队伍整编以后,转战兴山、远安、南漳、保康与荆门等地,后到浩子口与红三军一部会师。其间多次与敌接火,最后终于冲出重重阻拦,到达洪湖。此时,按照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军委会的指示,又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在沙洋、荆门与敌军多次作战。后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危害,大抓“改组派”,队伍受到极大的损失。

教二师主力去洪湖后,胡荣本、宋文明仍留在巴归兴苏区坚持斗争。1932年6月,巴归兴苏区形势更加严峻,胡、宋等决定去洪湖找贺龙。他们为了麻痹敌人,将仅存百余人的队伍改称“川东游击队”,司令宋文明、政委胡荣本。路过兴山彩溪时,突遭保卫团和反动神兵500余人围阻,严重受挫。县苏维埃主席高云锦在小龙途中,身受重伤,咽喉发炎不能进食,在小龙狮子垭自杀。胡、宋回到小龙,以县委名义作出“分散潜伏,待机再起”的决定后准备取道江南,去湘鄂西省委驻地洪湖汇报。8月27日,行至下构坪田家湾,被叛徒出卖。10月,胡荣本、宋文明在巴东县城被杀害。从此,巴归兴苏区及巴东县北部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

根据地土地革命。巴归兴根据地虽有数年的斗争历史,但在1931年前未进行过土地革命。红三军前委根据涂美中的报告,于1931年8月写信给巴归兴县委,强调指出:巴归兴根据地过去“土地革命丝毫没有执行”,“甚至连土地革命的宣传也没有”,“这样当然不能使群众从本身阶级利益上拥护革命”。要求县委“迅速解决土地问题”,并随信寄给县《中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草案》和房县苏维埃出版的《怎样实行土地革命》以及前委关于平分土地的通告。10月,鄂豫边特委郧属分特委听了胡荣本、黄大鹏的汇报后,也给县委写来指示信,指出巴归兴“在土地问题上已经有右倾的表现”。

1931年12月下旬,县委在牛峒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两封指示信精神,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分析了巴归兴地区地主占有土地70―80%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所有状况,认识到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主要任务之一,赤色区域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分配土地)。会后,巴东甘坪、牛峒,秭归桂花,兴山庙垭、龙门河、木鱼坪等地开始进行土地革命。为了搞好土改,各区委首先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由县、区领导讲解土改的意义和政策,宣传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在培训骨干的基础上,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改革,商讨实施办法,统计土地占有和人口分布情况。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凡有土地自己不耕种,也不雇人耕种,而只出租,坐收租谷者为地主;凡自耕农土地有余,而兼雇人耕种或余田出租者,及佃农虽自己无土地、资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获超过需要,并雇人耕种者为富农;不论自耕农、佃农,土地仅足自给者为中农;虽有小块土地,但不能维持生活,而兼做零工及其它副业方能维持生活者为贫农;完全没有土地而专被人雇佣耕种者为雇农”。并大力宣传鄂西党的二大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的要求:“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这些原则和要求,保证了广大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乃至非富裕中农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分配。实施中基本按照湘鄂西省苏维埃制定的政策划定阶级成份,进行土地分配工作。但由于各地的人均土地占有量不一样,分配标准也不同,如甘坪一带单身汉可分田一石,而兴山县可分得一石八斗。而靠近白区的地方,因经常发生战斗,土地不分配,农民仍自由耕种。

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农民从此免除了地租、高利贷和其它苛捐杂税的盘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主动支援保卫苏区。分配土地不久,因红军撤出苏区,反动团防、土豪劣绅及地主实行反攻倒算,对土改中分了地主田地、财产的农民进行血腥镇压,巴归兴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成果未能巩固。

巴归兴党组织建设。1928年9月下旬,在宜昌召开的鄂西特委扩大会议认为,巴东、秭归、兴山三县区域毗连,政治、经济状况近似,确定以三县统一建立武装割据局面。为集中统一领导,于月初召集三县党的负责人和部分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巴归兴县委会,领导三县人民开始了革命根据地武装割据斗争和根据地党的建设和发展,并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

县委建立后,把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作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鄂西特委将巴归兴划为第三游击区和巡视区,派人巡视指导。1929年巴东江北相继建立牛峒、麦峰、平阳3个区委以及羊乳、甘坪等14个党支部;兴山县相继建立平邑、高桥等5个区委及39个党支部;秭归建立1个中心支部、2个区委。同时,三县都建立农协、共青团、妇女会等群团组织。8月,特委根据三县党组织发展状况,决定巴东成立一县委,兴归两县成立一县委,继续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11月团防武装镇压革命人民,搜捕党员,张华甫牺牲,党组织遭到破坏。12月又恢复巴归兴县委,廖景坤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从兴山转移到巴东甘坪,根据地党组织得到恢复。1930年春,巴东又建立火峰区委和蔡家、水獭2个党支部。至此,在县委领导下,有10个区委、58个党支部、1个中心支部,党员800余人,巴归兴三县统一的党、政、军及群团组织建立。

1932年8月,由于国民党正规军及三县团防连续“围剿”,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党的领导人相继被敌人杀害,巴归兴党的组织也随之遭到破坏。

根据地党组织发展初期处于秘密状态,第一批党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在军队、地方武装和地方革命政权中积极宣传党的纲领、任务和奋斗目标。在组织上一般只发生直的关系,不发生横的联系,不公开党团组织,党内活动时,称党为“学校”,入党叫“入学”,党员称“同学”,开会叫“上课”,党的代号是CCP。

为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每吸收一名党员,均作严格考察。发展党员对象为:家无积产,经济困难,表现很好的农会会员;在与反动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劳动人民中,真正受反动派压迫,与反动派没有丝毫关系,经济困难,对党有深刻认识或同情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过去没有过反动行为和倾向,肯牺牲自己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明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政纲者。发展党员的步骤按照鄂西特委的统一规定进行。

为把党建设成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巴归兴县委根据特委指示精神,提出做名好党员的十条标准,如:忠实勇敢、有牺牲精神、有奋斗的决心、按时到会、缴纳党费、严守秘密、肯负责任、接受批评、读党报、调查研究、侦察敌情。对违犯党纪的,给予党内劝告、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5至7天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交流思想,汇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的知识教育和气节教育。

在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方面,县委创办《县委通讯》、《支部工作》、《新同志训练大纲》刊物,翻印《入学须知》、《入会须知》、《论政党》》、《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手册》等著作和文件,指导基层组织工作,组织党员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原则。1932年12月,巴归兴县委在甘坪举办党员培训班,县委委员分别给学员讲课。廖景坤讲授《党的产生和党的性质以及怎样做个好党员》,潘兆麟讲授《党的宣传工作》,刘子泉讲授《武装斗争》,黄大鹏讲授《群众工作和帝国主义的产生及灭亡》,特委代表胡荣本讲授《国际国内形势》,梁帮翠教唱革命歌曲,并负责排演文艺节目。100多名党员干部受训后,派往各地指导工作。

县委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重视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1931年秋,红三军前委和鄂豫边特委郧属分特委给县委写信,指出了县委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县委接到信后,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总结过去的工作,并有针对性地通过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经济问题、政府工作等8个决议案,并立即付诸实施。

由于处在战争时期,县委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经常中断,加之敌人“围剿”,党政机关不稳定,党的建设也存在不足乃至错误。如特委曾批评县委“没有怎样去扩大和严密党的计划,停在保守状态中”,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力求党内和平”,“没有中心区域工作”,“工人成份几乎等于零”,“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太低”,有“腐化倾向”,有“忽视纪律”的现象。尽管如此,党组织在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及反“围剿”斗争中仍然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

苏维埃政权建设。苏维埃政权是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以及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共湖北省委在1928年元旦通告中指出:各地武装起义后要建立苏维埃政府,同时作出《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这些指示和决议对于斗争中的巴归兴地区工农群众起到极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1928年“杀官夺印”后,建立了鄂西地区第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巴东县人民委员会。以后在巴归兴县委领导下建立了巴归兴县农民协会,并在三县边界地区组建区、乡农协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各级农协会带领农民打土豪,分财物,抗租抗税和配合游击队作战,实际上成了乡村的革命政权机构。

1929年12月,鄂西党的二大通过《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对政权建设的有关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苏维埃的任务包括颁布各种法令,执行土地政纲,实行劳工监督,制裁反革命,组织与发展红军,建立军需机关等。1930年4月,鄂西特委派胡荣本、李文轩到巴归兴传达上述精神,筹建三县联合苏维埃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于5月在巴东甘坪龙潭寺建立巴归兴县革命委员会(后改称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宏墀,副主席范诗雅,秘书长李庚尧。下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土地、粮食等委员7人。革命委员会下辖巴东、秭归、兴山三县8个区、31个乡苏维埃政府。政权建立后,根据地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粉碎了巴归兴三县联防“铲共团”和川军戴天民旅的“围剿”,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

新建立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以及职能方面大致相同。区、乡政府人员由上级指派,随着情况的变化以及工作的需要而调换、增减。1931年12月巴归兴县委扩大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决议案》》规定:县苏维埃政府委员15人(内分主席团,粮委会、经委会、土委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秘书等),特务长1人、炊食士1人、传达处5人,勤务士2人,共25人。区政府委员9人(内设主席团、粮食、经济、军事、土地、裁判兼肃反、秘书),传达处5人、特务长1人、炊食士2人、勤务士2人,共19人。乡政府委员7人(内分主席团、粮食、经济、土地、军事、秘书),传达2人、炊食士1人,共10人。还规定红色补充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由县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粮食委员负责筹集粮食,调拨军、政、民用粮;经济委员负责财政收支,采购物资,管理发放军需用品;文化委员负责文化宣传、文件收发等工作。

为保证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地位,县委书记廖景坤、胡荣本,委员黄大鹏、刘子泉分别担任过县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这些有经验、有威望的干部在政府中任职,起到了团结群众、组织群众、保卫根据地、支援红军作战、扩大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在政权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错误。如1931年8月红三军前委给巴归兴县委的信中指出:“过去巴归兴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委派的或是由某区的新式豪绅自动组织起来的,完全没有经过群众公开选举的路线”,“土地革命的工作丝毫没有执行”,“因为巴归兴过去土地革命斗争没有发动与委派制度的存在,所以豪绅富农混入苏维埃政府(‘铲共团’当过司书的混入苏维埃政府就是实例)”。“这样决不能使群众认识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拥护他”,“腐化的倾向也特别表现得严重”,“巴东苏区政府委员,过去都是党指派的”,“演成党来包办政府或代替政府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根据地带来了严重危害,也是后来苏区丧失的原因之一。

群团组织建设。1928年11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巴归兴县委会成立。随后根据地各区、乡都建立了团组织,区设委员会或支部,乡设支部或小组,村设小组。3―5名团员为小组,3个小组以上为支部,3个支部以上为委员会。在红军和游击队中也有团的组织。各级共青团组织受同级党组织领导,同时其主要负责人列席同级党组织会议,以保证团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发挥助手作用。到1931年初,根据地团组织有很大发展,仅巴东县就发展到4个区、17个乡团委,有团员800余人。团员定期过组织生活,汇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团员犯了错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劝告、警告、留团察看、开除团籍等处分。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党进行各项工作,积极支援前线和参加红军,是红军的后备力量,在保卫地方政权、维护地方治安、开展宣传鼓动上,都负有重要责任。各级党组织十分关心团的工作,共产党员黄中立在火峰帮助建立团支部时,在团员生活会上教育新团员:“革命者是生是死,很难肯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党不能有二心”。

妇女协会是帮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团结、教育妇女和发挥妇女作用的重要团体,从县到乡都建立了妇女组织。1929年12月,巴归兴县妇女协会成立,主席梁帮翠,副主席朱光彩,委员杨学梅、张万珍、刘毕香。妇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革命,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破除封建礼教,支援红军作战。县妇协会成立了支前队,帮助红军战士洗衣,做鞋补袜,慰问护理伤病员,演文艺节目,帮助烈军属做活,放哨送信,侦察敌情,为建设苏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少年先锋队是苏区红军的直属武装组织,区乡没有建立。主要任务是冲锋陷阵当尖兵,故又名“决死队”。凡13―18岁的少年,历史清白,成分好,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者均可加入。1930年4月,巴归兴少年先锋总队成立,队长谭勋武,领导16个大队,30个中队,有队员1500余人。9月中旬,少先队配合红四十九师攻打兴山县城,还夺得一批枪支。

童子团是在共青团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8―12岁、成份好的均可加入。1930年12月,巴归兴县童子团成立,高光烈任团长。童子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禁烟禁赌,破除封建迷信,宣传无神论,送情报等。甘家坪儿童团的谭联来等3名童子团员在给苏维埃政府送信途中遭遇敌人,一个姓秦的儿童为掩护另外两名儿童送信,被敌人杀害。后童子团遭到破坏,团长高光烈被捕,牺牲时年仅15岁。

地方武装建设。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是在农民暴动中,在教育改造神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残酷的反“清剿”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在游击战争实践中逐步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一是坚决消灭豪绅地主的武装――保卫团;二是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没收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穷人和留作部队给养。同时认识到,游击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袭击,更不是乱杀乱烧,而是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做好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工作,扩大影响。

1928年5月,鄂西特委根据省委关于“农民的武装组织应加紧宣传工作,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宣传,即加以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的指示,派人到巴东,协助巴东特支将党所掌握的1000多神兵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第一师”,由张华甫、谭伦武领导,开展反击敌军对巴东县人民委员会的“围剿”。随后兴山县相继建立了榛子、黄梁等游击大队。年底巴归兴县委建立后,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1929年春,兴山县下湾、平邑游击大队相继建立。至此,仅兴山县境内就建立了5个游击大队,16个中队,队员4500余人。12月,鄂西党的二大在《关于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中进一步强调了武装建设问题。中共巴归兴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指派黄大鹏、陈宗培率领队伍夜袭县保卫团分队长张嗣臣驻地,同时策动火峰编练队起义,成立了蔡家游击队,后并入鄂西游击大队。1930年夏,鄂西特委将鄂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九师。这一时期,苏区内各地相继建立了区、乡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

1931年4月,正当巴归兴苏区艰苦斗争之际,红三军先后两次派人联系,随即渡江进驻巴东江北苏区,听取县委书记汇报后,又将红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下设3个营8个连。万仙洞失守后与红三军许光达部会合时,教二师改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大队。9月教二师编为红三军独立第二团,在兴山、房县边界活动。10月湘鄂边特委决定恢复教二师编制,由红三军补充干部和武器,返回巴归兴苏区。牛峒整编时下辖3个大队,1个直属先锋队,共600余人。

1932年4月上旬,红二十五师留下的部分武装撤退到兴山,在木鱼坪与教二师会合,随即东下洪湖。6月,巴归兴苏区已无主力红军,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坚持斗争,巴归兴县委将苏区各区乡赤卫队编为川东游击大队,共100多人,20多支枪,宋文明任司令,胡荣本任政委。在敌军重兵进犯下,游击突围东下洪湖,沿途与敌作战数十次,后在兴山彩溪失利。8月,宋文明、胡荣本牺牲,川东游击大队被打散,巴归兴苏区武装建设被迫终止。

地方革命武装由乡级赤卫队、区级游击队、县级游击大队组成。乡级不脱产,区级武装半脱产,县级武装实行供给制。各级武装组织各有任务,但又互相配合,共同担负着开辟苏区和保卫苏区的任务。苏区赤卫队发展到5000多人,建有总队,下设大队、中队、分队、小队。苏区还有16个少年先锋大队,30个中队,队员1500余人。

苏区革命武装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服从命令听指挥,打土豪缴获财物要归公,严禁私自没收和贪污,严守阶级纪律。

地方武装的装备十分简陋,主要武器即大刀、长矛、火枪、梭标。县级游击队和教二师的武器主要来源是缴获团防武装和国民党正规军的武器。此外,巴东甘坪、小龙、万仙洞、兴山新六区都设有修械所,修理枪支、打造刀矛等。

经济建设。巴归兴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只有单一的公益费(即按一定的累进率收取农业税和营业税),其标准是:农业税以收入农产物为标准,10石以内的收10%;11―15石收12%;16―20石收15%;21―25石收17%;26―30石收20%;31―35石收22%;36―40石收25%;41―50石收30%。工商营业税以资本为标准,赤区内以50元起码征收,50元以上收4%;100元以上收5%;150元以上收7%;200元以上收10%;300元以上收12%;500元以上收15%;1000元以上收20%。白区以200元起码征收,200元以上收4%;300元以上收5%;500元以上收7%;1000元以上收10%;2500元以上收2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苏区财政的根本出发点。开支主要项目有红军作战经费、政府费用、生产建设投资、文教卫生和社会救济等。要求各级政府于每月底将全月收支结算公布,呈报上级查核;上级政府每月派人到下级政府考察经济状况及有无舞弊情事;各级政府除在工作上必须开支外不得滥用;现金完全集中到县政府。各项经费开支实行开源节流,压缩开支标准,精减控制机关人员,规定县政府25人,区政府19人,乡政府10人,超过编制不得开支。反对贪污浪费,从而保证了收支基本平衡。

政府允许自由贸易,抑制高抬物价(如油盐米粮、布匹燃料等日用必需品),禁止现金、谷米出境(杂粮可以出境),提高并鼓励生产。政府在白、赤区交界处设立转运机关,不准外来商人深入赤区内地,以免走漏内部消息,同时政府对于商人给予营业保护证(由县政府制定)。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苏区中心地点开办消费合作社,经营油、盐、布、米、糖、煤油、火柴、文具等生活日用品,同时收购土特产运往外地销售,换回苏区所需物品。并在秭归香溪、牛口设立转运站,保障苏区物资转运交换。

为加强苏区金融管理,发行了银元和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元正面是镰刀斧头花边图案和“壹元”字样;背面是列宁头像,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字样。纸币有两种:一种正面有“活动赤区金融,完成地方暴动”和“一九三一年造”的字样;另一种正面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和“壹圆”字样。

苏区红军为解决给养,也临时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30年夏,红四十九师司令部规定:凡不与红军为敌的地主豪绅,愿向红军交纳自己收取农民地租的40%者,可谓对革命有功,既往不咎;凡违抗此令者,以对抗红军论处。这些规定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战争年月,对解决部队的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是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苏区的文化活动,在各级文化委员的指导下,共青团、妇委会、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等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唱歌、演戏、读报、写标语、发传单、出刊物等形式的宣传活动。

利用标语、传单开展文化活动,是群众创造的。巴东县二区区委宣传科《标语摘要》中,根据对象和任务的不同,拟定了130多条标语口号。其中分一般和特殊两种。一般的又分为政治、土地革命、苏维埃、工人、士兵、红军等类;特殊的分赤色区域、城市贫民、划夫(船夫)、编练队等类,如“建立苏维埃政权”、“赞成平分土地”等。在兴山梅坪有一幅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棒老二、棒老三,先撂富户后撂官;穷人子睡你的瞌睡,打你的鼾;你若是帮了富户的忙,屁眼子里插个‘引魂幡’”。

苏区歌谣来源于苏区人民的斗争生活,深受群众喜爱。在农民中间,有《农会会歌》、《农民歌》、《农民诉苦歌》;在妇女中传唱的有《妇女革命歌》、《妇女放脚歌》、《自由歌》;团员有《青年团歌》;少先队有《少年先锋队歌》;童谣有《打倒蒋介石》、《攻团防》、《砸菩萨》。在兴山广为传唱的还有《吐苦水小调》、《十二杯酒》、《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在红军中有《三大纪律歌》、《冲锋歌》等。许多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唱革命歌曲,以歌声和革命口号为武器,变刑场为战场,打击敌人气焰,鼓舞人民斗志。

苏区军民除喜唱革命歌谣外,还组织编演文明戏。县妇女协会主席梁帮翠负责抓这项工作,组织宣传队到各地演出,深受欢迎。在敌人“围剿”苏区时,红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潘兆麟编写了《胜利属我曹》的三句半,在红军中演唱:“敌人来围剿,枪有几百条,我们看起来,算屌;团防来清乡,百姓遭了殃,首饰和衣服,抢光;红军力量大,同心把敌杀,大家冲上去,不怕;镰刀斧头飘,胜利属我曹,作恶自有报,难逃。”

同时,巴归兴苏区各级党组织先后编印和翻印了不少书刊,作为对苏区军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

苏区党委、政府重视教育工作。张华甫亲自创办了甘坪小学,招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男女兼收,不要学费,入学儿童90多名。苏区学校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禁止对学生体罚。没有新教材,就以无产阶级领袖姓名、简历、阶级斗争名词、标语口号、革命歌曲、《百家姓》以及县委政府编印的宣传材料为内容,使学生既学习了文化,又接受了革命知识。

在残酷的战争中,为了救死扶伤,保护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苏区党和政府先后在巴东甘坪、小龙、万仙洞和兴山的红花坪等地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医疗机构和后方医院。1931年初,红三军进驻巴归兴苏区,留下200多名伤员和数名医生,苏区即建立了后方医院,刘仲芳任院长,县妇女支前队随医院不断转移,担负慰问、护理伤病员的任务。由于战争环境,缺医少药,为了战胜敌人,保障药品、器械供应,党和政府通过设在秭归香溪的利安客栈和牛口的红顺杂货店为后方医院采办、转运了不少药品。后方医院先后收容、治疗伤员近千人。

第十章 鄂川边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一、 红三军游击鄂川边

咸丰大村会议。湘鄂边苏区丧失后,由于肃反扩大化和七、九两师分兵行动,加上湘鄂西中央分局缺乏决断的指挥,红三军在历时两月的游击战中,虽取得一些小规模胜利,但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引起红三军干部的不满,在中央分局内部的争论也逐步公开化。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讨论湘鄂边失败的教训和当前任务及红三军行动方针。参加会议的有夏曦、贺龙、关向应等。

会上,对失败的教训,中央分局领导之间存在着分歧。经过激烈的争论,夏曦承认了自己在领导七师活动中背离烧粑岩会议和9月银石坪会议的决定,在军事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同时在鹤峰苏区失败后,没有建立秘密组织与游击战争,又犯了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会议统一了红三军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另创湘鄂川黔新苏区;把“恢复湘鄂边苏区”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实现红三军军事战略目标的转移。会议根据当前敌我斗争形势,决定游击鄂川边,先占领四川黔江,再向酉(阳)、秀(山)、彭(水)等地发展。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肃反问题。夏曦仍不让步,他不顾贺龙的坚决反对,一意孤行,仍作出了处决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等人的错误决定。

大村会议虽然来不及全面制定“党的红军的群众的工作布置”,也未能解决“左”倾错误,但是它为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从思想上、行动上、舆论上以及斗争方针上作了准备。

攻克黔江县城。正当中央分局在大村开会期间,黔江“群英会”神兵首领龚昌荣带领30余名神兵前来投奔红三军,编入特科二大队。龚昌荣向红三军提供了黔江县城的军事情报:驻黔江保安团长兼忠(县)丰(都)石(柱)清乡司令周化成,新近解运大批军火、物资到黔江,驻守黔江县城的仅川军第五师三十七团1个营,其余各营在城郊、中坝、大路坝布防。据此,红三军决定占领黔江。

12月20日,红三军离开大村。出发前,贺龙下令处决了叛徒朱南轩。朱南轩在红三军战斗失利、处境困难时,悲观失望,唆使部属携带枪支、骡马、财物叛逃。回大村后造谣说“红军被打光了,贺龙也被打死了”,又勾结土豪朱海峰,杀害安置在大村一带的几名伤病员。贺龙诱捕了朱南轩,行至茶园,向部队宣布朱南轩的罪行,下令处决了朱南轩,并派人回大村,抓了参加进攻红军的土豪11人。

红三军离开大村后,经利川的大沙溪、小沙溪进入活龙坪、水坝一带宿营。21日半夜出发,经老鸹盖、蛇盘溪向川鄂边镇大路坝挺进。

大路坝四周群山环绕,一条大路直通黔江县城,是黔江的门户。川军周化成以1个营兵力防守,并在外围新场口、钢厂等地修筑工事。22日凌晨,红七师师部侦察连行进到钢厂,这里地势险要,守军用机枪封锁路口,不能通过。侦察连见岩上挂满葛藤,便攀藤滑下岩去,抄敌后路,消灭了这股敌人。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分三路,包抄大路坝守敌。其时,天未亮明,敌人正蒙头大睡,特科二大队首先冲进大街,杀声震天。敌人晕头转向地涌出营房,不少敌人被当场打死,一部分人拼命逃进街上万寿宫,用几副棺木顶住山门,等待救援。驻扎在四周山上的敌军,乱放着枪冲下山来,被红军堵在街外。特科二大队在机枪的掩护下,冲进万寿宫。敌人负隅顽抗,大队长黄绍前及数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红军战士借着火势,砸开店门,冲了进去,敌人才缴械投降。接着红军又攻下曹家口(又名鬼门关)据点。是役,毙敌四五十人,俘敌138人。

红三军攻下大路坝后,乘胜前进,击溃了黔江外围中坝、城郊两地守敌,包围了黔江县城,经半小时激战,当晚红军顺利占领黔江城。周化成及县长殷鉴带200余残兵逃离县城。

中央分局及红三军在黔江住了6天,负责人夏曦没有积极布置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没有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没有创建群众的武装组织,仅仅吸收了数百名“群英会”神兵参加红军。12月29日,川军二十一军第五师和周化成保安团组织反扑,红三军撤出黔江,经大路坝至蛇盘溪宿营,第二天经水坝抵活龙坪,军部驻沙子坝。

1934年1月1日,红三军离开活龙坪经八家台进入利川县境。离开前,打击了这一带的反动土豪,为后方基地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攻占利川县城。红三军进入利川县境后,一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红军在大沙溪番路书写了“实行土地革命,焚毁一切旧契债券,取消租佃制度”,“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保护来往行商”等标语。

沙溪七耀坪石匠杨守勤路过响水洞时曾听过贺龙的讲话,回家后到处摆龙门阵,公开赞扬红军,这事传到反动区长黄礼德耳中,黄礼德给杨石匠扣上“红匪”的帽子,还打了杨一顿。杨石匠悄悄来到响水洞,在贺龙讲话时站的大石头上刻下了一双贺龙的脚印。此事很快在群众中传开,黄礼德知道后,再次毒打杨石匠,硬逼他把脚印铲掉,然而过了不久,杨石匠又秘密把脚印刻上了。

1934年1月3日,红三军一举攻克利川县城。该城由敌新三旅薛芝轩团驻守。薛芝轩原来以为红军要经沙溪、忠路进抵小河,便亲带两营人赶至忠路,企图依仗江口岩天险阻击红军,只留一营人守卫县城。红三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不走江口,只派一个营佯攻忠路,而主力则抄小路到达青岩,连夜向利川城进军。

利川守敌四处分兵把口,力量薄弱。红三军先头部队到理智坳后,活捉区长刘治安,接着兵分四路,一路从牟家坟、杉木场,夺取跳墩子据点;二路从正面东门凉桥进逼;三路从朱家墩子过清江,袭敌后部;四路从大岩子涉水过河,占据木子山,从侧翼推进。战斗一打响,守卫岩洞寺的联保主任蒋耀恒的团防兵不堪一击,蒋带着30多个团丁仓皇躲进了落水洞。在快活岭,击毙守敌黄排长后,其余敌兵四处逃窜。红三军分进合击,逼进城区,迫使大桥和跳墩子守敌投降,俘100多人枪,红三军仅伤1人。城内守敌见大势已去,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轻举妄动。红三军直取敌军团部,占领县政府,焚烧敌档案文件,打开牢房,释放在押人员。红三军乘胜猛追,在城内熊家园子击毙守敌副团长,在老虎洞生擒保安团中队长刘相权,在纸坊坝抓获县政府典狱官成子夫,宣恩御任县长宁??等人。敌团长薛芝轩在忠路获悉红军攻打利川后,匆忙调转回援,待其到老屋基时,利川已被红军占领。

翌日凌晨,红三军由农民郎德清带路,经洞岩湾、长槽到小青垭,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到柏杨区活动;一路到汪家营,休息两天。l月6日,两部会合于鱼泉口,次日进入四川石柱县。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由四川石柱返回利川小河镇鸡公岭休整。在此,打了周宗奇、周伯钦、杨进财、周永环等10多户土豪。

蒋介石“劝降”。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鄂川边界的屡屡胜利,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他主持召开了西南“剿共”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对贺龙本人及其部队作了一番主观分析,认为贺龙很讲义气,越打越硬,越打越反,要“剿抚并用”。蒋介石最后提出“兵不血刃,收编红匪”的军事方略,决定派总统府幕僚熊贡卿作为国民党政府官方代表,前往川鄂边区劝降贺龙,妄图一举收编红三军。

国民党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崇),自以为与贺龙“昔日友善”,“遂愿深入虎穴,招安投诚”。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见熊来”。梁素佛来后,贺龙表示同意熊贡卿来,可以“谈判”,及由政委关向应口述,军部秘书长樊哲祥执笔,夏曦审阅,回信给蒋介石。

梁素佛与贺龙联系后,“返恩告熊,过了几天,熊贡卿、梁素佛各坐一乘轿子,带着20多个身背盒子枪的马弁,几副用朱红纸封盖的挑箱和几匹驮着包袱的骡子,前呼后拥地向咸丰和利川交界的山区窜来”。

熊、梁到了小河鸡公岭,贺龙一方面与其“谈判”,另一方面将其软禁起来。在“谈判”过程中,贺龙诱其供述出许多重要的军事和策反情报,达到了“接待”他们的目的。鉴于在利川小河受到川军的压迫,红三军主动实行军事转移。遂派一个特务班押着熊、梁二人撤离小河,经南坪、凉雾山、马前、红椿沟,直下恩施、宣恩,到达湖南龙山茨岩塘,并在此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贺龙宣读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逮捕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第二天,在兴隆坳召开军民大会,公审熊贡卿、梁素佛。在审判大会上,贺龙慷慨陈词,向红军指战员揭露了敌人的险恶用心,随后贺龙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行刑。蒋介石接到熊贡卿被杀的报告后,极为沮丧,对自己的阴谋破产表示“殊堪惋惜”。为了笼络人心,收买党徒,蒋介石还对熊、梁进行了“表彰”。

游击鄂川边。蒋介石的“劝降”、“收编”阴谋彻底破产之后,立即调动川鄂两省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武装加紧对在鄂川边游击的红三军进行“围剿”,妄图在形成新苏区之前将红三军消灭。此时红三军立足未稳,鄂川边地方游击武装尚未发展,为避敌锋芒,红三军转向咸丰、利川、宣恩、龙山等县边界游击。当湖南敌人进攻时,红三军又转往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县游击。因强敌紧追,红军弹药缺乏,复转往川东南酉阳、秀山一带游击。这段时间,因夏曦坚持肃反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指导,红三军难以进行有效战斗。在这种危难情况之下,红三军不得不恢复原来有关武装斗争的策略和战术,注重在游击战中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同时继续团结和改造神兵,为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条件,并开始整顿部队,扩充兵员,恢复红三军战斗力。

1934年1月,红三军在宣恩倒洞塘歼灭国民党一个保安团。2月中旬,在利川养伤的部分红三军战士在留守处红军干部邓永兴和利川党员李景凯领导下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李任队长,邓任政委,在游击中发展到50余人,枪20余支。与此同时,恩施三县场游击大队组成,毛子英任大队长,在黑洞、兴隆坳、麻柳溪、五谷坪、四渡坝一带活动。1934年2月,还相继成立了大沙溪游击队、巴西溪游击队。3月中旬,毛子英在麻柳溪筹建乡苏维埃政权。恩施团防头子邓廉溪纠集200余人枪进攻黑洞,游击大队政委杨?在战斗中牺牲。4月,黔江游击大队建立,其骨干是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成员,大队长龚昌荣,辖三个中队,80余人,70多支枪,后扩大到200余人。主要活动在板夹溪、大路坝一带。

1934年3月2日,原攻打黔江时与上级失掉联系的红三军特科大队一部80余名战士,在咸丰穿洞被省保安二团一营及当地团防数百人包围,经一天激战,敌军占领穿洞下层,因红军凭险固守,敌军无法攻进穿洞第二、三层。敌军一方面截断穿洞水源,一方面到处抓人,弄来辣椒、皂荚、稻草、晒席,拆了湾塘一带老百姓的房子,堆放在穿洞底层,然后引火焚烧,一时烈焰冲天,呛人的浓烟直往穿洞二、三层灌,洞壁的岩石都被烧成红色,许多红军战士窒息、昏厥,但没有一个红军战士投降,仍继续抵抗。4日上午,敌军用绳索强行攀登,攻入第二层,又用手榴弹炸,攻入第四层,上午8时,敌军占领穿洞。在激烈的战斗中,74名游击队员被烧死,3名游击队员被俘牺牲。

红三军游击独立团。1933年12月,红三军攻占黔江后,中央分局没有按大村会议的部署,积极布置发动群众的工作,也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的行动,地方武装仍然很弱。红三军为同川军作战,继续在鄂川边游击,1933年12月底,抵达咸丰活龙坪。这里地处川鄂边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是个“两不管”的统治薄弱的地方,此外有两个大山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贺龙了解这些情况后,觉得这里是一个理想的基地,可以安置一批伤病员,于是留下六七十名红军伤病员,分别安排在金家洞、黑岩角以及牛昌坪、沙子坝一带的群众家里。同时留下军部特务队第三分队队长刘汉卿、军部副官花顺涛、某团团部书记长冯义发以及宋必汉、罗师爷等负责掩护,开展地方游击战争。

1934年1月1日,红三军离开活龙坪,经八家台进入利川境。刘汉卿、花顺涛、冯义发等就如何巩固活龙坪临时后方基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冯义发驻金家洞发动群众,掩护伤病员;刘汉卿、花顺涛带领留下的骨干和一些轻伤员在附近游击,发展革命武装。1934年1月中旬,刘汉卿、花顺涛带20多名战士游击到利川大沙溪,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在排山岭提了团总安昭廷的4支步枪,随后游击到香花岭,吸收60多名贫苦农民参军。

1月下旬,刘汉卿、花顺涛率部回到活龙坪附近的晓溪,消灭团防谭银山部,缴枪30支。接着又打了土豪谭珍斗等,缴得3支枪和大批粮食,又有二三十人参加红军。这时,在利川小沙溪和咸丰大村、小村、八家台养伤的红三军伤病员纷纷到活龙坪归队,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开始打出“红三军游击独立团”的旗号,刘汉卿任团长,花顺涛任政委,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由刘汉卿、宋必汉负责,二中队由花顺涛、傅在先负责。独立团官兵的服装全是便衣,只在衣服袖口和裤脚上缝一小块红布条作标记。

独立团成立后,继续发展武装,游击区域逐步扩大,以咸丰活龙坪、大村、小村为中心,西北到利川小河、黄泥塘,东北至恩施芭蕉、金龙坝,南到黔江后坝、小南海,东达宣恩草坝、晓关。在这些地方,独立团打击反动势力,没收土豪财物,宣传红军的政策和主张,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

独立团不仅要和地方反动团防作战,还要和国民党军队新三旅、各县保安团作战。为了对付敌人,独立团对地方团防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分化瓦解地方团防。对国民党正规军则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1934年3月初,独立团到大村,遇敌保安团王炳先部400余人袭击,因独立团事先已得到群众报告,遂选择有利地形布置埋伏,并以部分战士在阵前故意扔掉骡马、物资,敌军士兵见红军“逃走”,只顾去抢东西,独立团乘机发起进攻,毙敌多名,赶走保安团。

独立团十分注意壮大革命武装。在大路坝收编了“联英会”神兵30余人,游击到利川,又与红军伤病员组成的李景凯、邓永兴游击队会合。3月中旬,又在活龙坪与红三军军部经济处长毛子英领导的黑洞游击队会合。独立团很快发展到500余人,编为4个中队,中队长分别由刘汉卿、花顺涛、傅在先、宋必汉担任。与此同时,冯义发、罗师爷等人在活龙坪一带发动、组织群众斗争,巩固临时后方。

二、中共鄂川边工委的成立

利川十字路会议。1934年3月底,红三军由湘西向川东酉阳、秀山一带游击,于4月8日进入咸丰,经新场、杨洞、朝阳寺、泉水、燕子嵌、钟塘、茅坝,10日抵达活龙坪,与游击独立团会合。此时,游击独立团在利川麂子寨受到薛芝轩的新三旅第一团的偷袭,向白杨塘一带撤退。红三军在十字路与游击独立团会师,贺龙讲了话,他指出,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只有坚持打倒土豪劣绅,穷人才有出路,地方上才能享太平。兄弟们参加红军,要敬老爱幼,对老年人要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对青年人要像一个娘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若有奸淫霸道,违犯军纪者,一律枪毙。会后独立团补充长短枪50余支,每人发饷4元,服装1套。红三军游击独立团更名为鄂川边区独立团,将原来的4个中队改为4个大队,正式任命了独立团的干部,独立团团长刘汉卿,政委花顺涛,副团长傅在先,参谋长陈云武;一大队大队长周子样,副大队长王山原;二大队大队长王生福;三大队大队长张远清,副大队长龙凤山;四大队大队长戴国栋。

接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十字路召开了会议,参会的人员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了鄂川边区的革命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边区苏维埃运动的政治纲领,规定了边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和策略。

《决议》指出:“因为红三军根据党的发动群众,创造新的苏区的路线几次游击鄂川边区几县(如宣恩、利川、咸丰、黔江一带),使得这个地域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土地革命口号之下,积极地参加红军,现在又组织了鄂川边区独立团,发展了游击战争,斗争形式发展的过程,已经由‘神兵’斗争的形式走到参加红军的形式,企图依赖外来红军力量得到解放过渡到自己组织红军来武装斗争,已经表现群众的革命化,开始走到苏维埃斗争的道路,证明党的发动新的区域的群众,创造新苏区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决议》指责刚刚开始的鄂川边苏维埃运动本身还包含着严重的弱点:“①首先就表现在成份的复杂,包含着地主富农的成份和影响,因此就使运动的本身缺乏明显的无产阶级的路线与领导作用,缺乏明显的土地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治纲领。就是运动本身还缺乏充分动员群众的力量,现在的独立团并不是经过广大群众的抗税抗租分粮反地主阶级反国民党政府的群众斗争生长出来的,而是由于红军号召把所有的倾向革命的群众,都组织在红军里面,企图用扩大红军和取得军事胜利的方法来创造苏区,不是依据发动群众斗争来组织暴动的路线,而是带着军事投机的倾向。②军队的本身,还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和革命委员会建立领导机关,来巩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

《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在于党的发动群众斗争来组织农民暴动,扩大游击战争的路线来代替单纯游击队的军事投机的路线。首先就在于肃清地主富农的影响,提高农民群众的这一斗争到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暴动,并且要扩大到鄂川边区几个县利川、石柱、黔江、咸丰、宣恩的周围。”

《决议》强调鄂川边区独立团的任务,“今天不是依靠他去消灭强大的敌人,而是在帮助赤卫队解除地主的武装和领导发展附近的游击队与赤卫队。应该使他们能成为帮助发动群众斗争的力量,应该号召他里面的战士,去做当地组织群众的工作,担当发动群众斗争的任务。经过相当训练派遣他们回去或利用他们请假回去工作,再到将来可到的地方,应使战士派代表去参加农民的会议,使他们与工农群众的斗争发生密切的关系。”

十字路会议是在红三军撤出湘鄂边后的“不停顿的游荡”①途中召开的,其决议虽然仍坚持“左”倾错误立场,充满了“左”的词句和对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指责,而且也并未得到实际贯彻,但它仍然对扭转稳定鄂川边的游击战争形势,指导鄂川边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及军事斗争,产生了一定作用。

中共鄂川边工委。湘鄂西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在研究鄂川边游击战争和鄂川边独立团行动方针、任务的同时,还重点讨论了在鄂川边区建立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的问题。为了加强对新开辟地区的领导,中央分局决定组建中共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中共鄂川边工委由冯义发、刘汉卿、花顺涛、李绪先等人组成,冯义发为书记,红三军军部副官田??为驻工委特派员。要求工委必须在农民和地方武装中发展党组织,同时按照斗争的发展,组织小河、狮子坝、活龙坪等几个中心区的红色政权和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4月15日,红三军离开十字路,挥师小河,伏击薛芝轩团,毙敌10余人,于19日离开小河到达活龙坪。红三军到达活龙坪以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向留守在金家洞的冯义发传达了十字路会议精神,又留下红七师参谋王文臣和七八十名战士,40支长枪,12支短枪,组成独立大队,负责工委机关和活龙坪中心区的安全。王文臣任独立大队大队长,冯义发任独立大队政委。4月20日,红三军离开活龙坪,经茅坝、钟塘抵燕子嵌宿营,打了土豪甘美堂,当地贫苦农民20余人参加红军。4月21日,红三军经泉水、朝阳寺、新场等地进入四川黔江县境。

4月下旬,鄂川边区独立团从利川回到活龙坪,鄂川边工委在活龙坪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执行十字路中央分局会议决议的问题。决定工委机关驻活龙坪金家洞,负责组织领导鄂边区苏维埃运动和鄂川边根据地的建设,并在活龙坪建立临时后方医院和兵工厂,后方医院设黑岩角洞内。工委委员进行了分工:书记冯义发留守工委机关,负责党务、地方工作和独立大队,并筹建兵工厂;田特派员分管独立团临时后方医院,兼做附近农村的群众工作;刘汉卿、花顺涛、李绪先率独立团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独立大队60余名战士配合秧田坝50名贫苦农民,到活龙坪附近的中堡,打了土豪费新振,挑回粮食4000余斤,全部分给没有饭吃的穷人。5月初,独立大队又和郑家坝的穷苦农民一道,组成100余人的队伍,到茶园打了土豪黄成之、黄云丰,挑回粮食4000余斤,牵回耕牛两头,也全部分给了穷人。在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6月中旬在沙子坝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其任务是:1、保护伤病员的安全;2、把穷苦农民都吸收到农民委员会中来,把愿意参加红军的迅速送到独立团里去;3、发动农民打土豪,把没收的粮食分给农民;4、组织农民抓住季节搞好生产。与此同时,黑岩角临时后方医院及活龙坪兵工厂也相继建立起来。兵工厂主要是手工生产一些杆子、大刀,以弥补独立团武器之不足。

在建设和巩固咸丰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工委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主要有:1、宣传贯彻党的教育路线,组织乡村的无产阶级(雇农、苦力),依靠贫农、联合中农。2、打击土豪劣绅。根据地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捉劣绅,抓贪官杀污吏;佃户不完地主的课,穷人不还富人的钱,取消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等。对土豪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经济性土豪,在政治上没有大的罪恶,也不同独立团游击队对抗,就只罚他们的粮款,不惊动其家属;政治型土豪,掌握勾结反动武装,对抗红军,镇压革命,则采取坚决打击和镇压的政策,没收并分掉其财产。3、鼓励发展工商业,增加工人工资,提高手工业者收入。大村孔庆寿以打桐油为业,由于反动政府和当地土豪劣绅的勒索,年年赔本,欠了2200吊钱的债。根据地建成后,免除苛捐杂税,不久就还清了债款。王云安在大村经营饭店,一年多时间净赚200块银元。4、保护过往行商,买卖公平,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大村一位姓王的商人利用自己经常往返于鄂川之间的有利条件,给独立团搞了一些子弹、短枪以及军用物资,有时还捎带一些军事情报。5、优待红军家属,鼓励他们安心生产。对那些在独立团撤离后虐待红军家属的坏分子则严惩不贷。6、严格军风军纪。严格执行红三军制定的纪律,若有违犯者,轻的教育,重的开除,特别严重的处以极刑。

鄂川边游击根据地虽然是零星的不稳固的,革命政权不健全,地主武装没有完全消灭,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但是由于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的英勇奋战,保护了工人、农民利益,游击根据地呈现出“大楼房空仓响,茅草房饭菜香”的新气象。

三、鄂川边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1934年5月,贺龙率红三军离开鄂川边,进入贵州东部,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边界地区开始了创建黔东根据地的斗争。鄂川边工委和鄂川边独立团开始独立担负鄂川边游击根据地的反“清剿”游击战的领导任务。

虽然红三军转移黔东时牵制和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军队,但鄂川边仍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县保卫团以及地方反动团防武装仍然蜂拥而至,咬住鄂川边独立团不放,独立团大有捉襟见肘之虑。虽经苦战,仍然难以迅速击退敌军,创造鄂川边根据地的计划困难重重,难以实现。如利川老屋基休整时遭敌突袭,战斗失利,转移途中又在白果坝和国民党保安三团遭遇,经过苦战,取得歼敌60多人的胜利,但自己损失也很大。工委负责人深感扩大武装已成为迫切的需要,遂于5月中旬,在文斗将傅忠海收编的朱清武领导的神兵200余人同利川齐岳山牟来松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鄂川边游击总队,下辖7个大队,700余人,总队长朱清武,政委傅忠海。

5月下旬,游击总队策应、配合独立团进行战斗,取得不小的胜利。20日独立团攻打大沙溪恶霸地主李宏驹获胜,一度扭转了鄂川边军事斗争的形势。

6月中旬,游击总队离开利川向四川石柱地区分击,当地贫苦农民纷纷参军参战,使总队发展到1000多人。由于叛徒告密,游击总队遭敌伏击。三个大队被打散,只剩700多人。后又被敌人包围,大队长牟来松牺牲,傅忠海、王怀庭带领100多人突围回利川。

6月16日,在利川同咸丰交界处的马鹿池,傅忠海等再次被包围,大队长曾昭辉急中生智,用撒光洋的办法转移敌军官兵的注意,突出重围,中队长张大贤等人牺牲,傅忠海负重伤,后转移到双庙子和朱清武一部会合,将游击总队改为“利川游击队”,并决定寻找鄂川边独立团。

6月20日,鄂川边独立团与敌新三旅薛芝轩团在利川谢家岩相遇,激战中,利川游击队增援,在薛团背后发起突袭,获胜会合。鄂川边工委决定将利川游击队编为鄂川边独立团第七大队,朱清武、傅忠海分任大队长和政委。

1934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沿河枫香溪,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决定建立黔东苏区,此后便一直在黔东、湘西活动。国民党鄂川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抓住时机,立即指挥新三旅薛芝轩团、王南泽团、蔡章营团和张刚部王仲甫保安一团、胡协南保安二团、蔡劭保安三团和地方团防“围剿”鄂川边独立团。徐源泉还责成川军陈万仞师“联络鄂军,不分畛域,予以兜剿,期绝根株”。自此,鄂川边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在新的压力下,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1934年6月24日,湖北保安二团三营纠集团防武装共1000多人围攻鄂川边工委驻地金家洞,工委书记冯义发带领独立大队20余名战士掩护群众进洞,在敌军猛烈进攻下坚守三天两夜,于26日撤离金家洞,28日,保安二团包围黑岩角,王文臣请求独立团增援,因独立团当时正受新三旅的追击,工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独立团摆脱新三旅后再驰援王文臣部。王文臣对这一决定不满,敌保安二团团长胡协南乘机造谣,挑拨王与独立团的关系,王文臣与其兄王西臣共谋,在黑岩角杀害独立团伤病员和特派员等人。7月4日,独立团抵水坝朝阳寺后,刘汉卿、花顺涛带人到黑岩角,刘被王文臣扣押,花顺涛带人救应,被王文臣部打死。噩耗传到独立团,激起官兵义愤,随即包围黑岩角,迫使王文臣谈判,条件是保证刘汉卿的安全。7月6日,达成协议,独立团向大村一带游击,毛子英代理团长职务,冯义发任政委。

王文臣明知上了敌人的当,却无悔改之意,软禁刘汉卿,独立门户,保存实力。7月22日,刘汉卿逃离黑岩角,在钟塘马河找到独立团,复任团长。

7月28日,独立团抵尖山寺,当夜遭敌保安团和咸丰县保安队偷袭,独立团虽苦战突围,但大部分新战士失散,骡马全部丢失,俘虏乘机逃脱,部队由700人减到400人。工委为此开会批评毛子英,并将他作“改组派”关押,不久逃走。

经过几次战斗,独立团实力下降,工委决定由原来的7个大队编为3个大队。8月初,独立团退回李子溪,在黄泥塘、柑子溪一带与敌军周旋。8月中旬,政委冯义发负伤,转移途中牺牲。

同月,在鄂川边独立团的鼓动下,韦广宽父子串联亲戚子侄,成立了大村游击队。韦广宽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参加了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大村、小村和利川毛坝、黄泥塘一带。12月中旬改编为独立团咸丰游击大队,韦广宽任大队长,傅忠海任政委,黄正兴任副大队长。韦广宽腾出家里的房子做游击大队部,全家老弱妇孺照顾伤病员,为游击队种菜、养猪。在一次敌军“围剿”时,大村团防武装400余人向韦广宽游击大队进攻,将韦广宽的财产洗劫一空,又将房子烧毁,韦广宽的四儿子韦定安也在战斗中牺牲,儿子的遗体都未及安葬,韦广宽就投入战斗,配合独立团,激战两天一夜,打退了敌军的进攻。

1934年12月,刘汉卿率独立团一部到小村组建小村游击大队,大队长谢祖成,政委陈开平。同月成立李子溪游击大队,大队长赵国恩,政委王怀庭。由于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到1934年底,大村、小村、李子溪已成为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的游击中心区域。

不久恩施大集场保安团赵云武率部进攻独立团,独立团撤离小村,抄后路袭击大集场赵云武老巢,缴获大量物资。

在鄂川边游击战争日趋艰苦的时候,鄂川边工委和独立团曾在鄂川边搞过一次肃反,使朱清武、秦化成、冉启成、黎炳祖、刘月庭等七大队一些主要干部遇害。

1935年1月,鄂川边独立团在石柱县沙子关遭敌包围,独立团突围后转向利川夹壁,继而转移到咸丰大村。

1935年2月,由于国民党新三旅的“围剿”加剧,工委决定独立团撤往湘西。19日从李子溪出发,25日到达宣恩板栗园,26日抵湖南石牌洞,27日到桑植。不久在永顺龙家寨与红二军团会合,被编为红二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团长刘汉卿,政委陈世才,团部书记韦广宽。至此独立团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鄂川边游击战。

独立团撤离后,鄂川边人民重新陷入反动统治之下。在国民党军队“围剿”过程中,各县地方团防武装和土豪劣绅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但人民群众并未因此屈服,仍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未及撤离的小村游击队在队长谢祖成领导下,率领十几名游击队员出没于鄂川边的深山密林,与敌周旋,杀死一名保安队中队长。后因叛徒出卖,政委陈开平等被捕。原李子溪游击大队长赵国恩叛变,在张家界杀害政委王怀庭、副大队长彭客名等人后,又赶到马鞍山追杀正在农民家中养伤的独立团班长胡南叶,房东王富富为掩护胡南叶,将胡转移到深山岩嵌里藏起来,然后邀了几个青年农民,在山上搬几个树蔸,垒了一座假坟,然后燃起香纸蜡烛,骗过了叛徒。他们在自己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拿出油盐、粮食,供胡食用,几个人轮流护理,使其恢复健康。在利川,国民党军队大肆搜捕被打散的独立团官兵和游击队员,原游击队员吴国清在板栗湾隐藏数月后被敌人发觉,关押期间设法逃脱,并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直到1936年4月病逝,游击队才停止活动。

第十一章 红二、六军团转战恩施

一、宣恩苏区的开辟与忠堡大捷

1934年5月,贺龙、夏曦、关向应率红三军离开鄂川边进入黔东,成立“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开辟黔东特区。10月,红二军团(即红三军)与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会师后,又开辟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包括鄂西宣恩、咸丰等县以及鄂川边、川黔边部分地区在内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2月,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湘鄂川黔边区是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区域,过去红二军团在这一地区的游击,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有着极深刻的影响,我们是具备着赤化这一地区创造新根据地极端有利的条件。

根据省委的决议精神,1935年3月上旬,红六军团政治部政工部长李国斌、民运部长李国华,奉任弼时指示,带领两个连进入宣恩县沙道沟、高罗区和鹤峰县奇峰关一带老苏区,大张旗鼓发动群众,重新开辟鄂西苏区。早在1928年冬,贺龙率工农革命军曾在这一带活动,群众基础较好。1931年6月,湘鄂边独立团团长王炳南曾在沙道沟捉了土豪劣绅朱值斋、朱竹如、邹白念等人;1933年4月,红九师也曾在这一带打击土豪劣绅。

李国斌到沙道沟后,按照省委的指示,立即组建中共宣恩县委员会,李国斌任县委书记、李国华任县委副书记、王海恒任组织部长,县委机关设在沙道沟镇上,下设沙道、高罗、奇峰3个区委会。紧接着,沙道区的玛瑙湖、锅间沟、红溪坪、龙潭、两河口、沙河溪、桃子岔、当阳坪、核桃湾、布袋溪、四道水、乐歌坪等13个乡和高罗区的马家寨乡都相继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各级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一方面为红军“筹粮扩红”,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坐卧不安,蒋介石调集81个团共11万余人,兵分6路,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

1935年2月21日,中央及军委就战略问题致电指示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关于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围剿,是用了何健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明确指出:“你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①

3月,各路敌军步步逼进,直指苏区腹心。为避开敌人锋芒,经请示党中央和军委同意,红二、六军团决定北渡长江,转战鄂西北。4月中旬,红军在北移途中,于桑植陈家河、永顺桃子溪,一举歼灭敌陈耀师师部及两个旅大部,使反“围剿”出现新的态势。敌军为求自保,纷纷退守据点,红军活动区域逐渐扩大,行动更趋灵活。于是省委和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②同时,鉴于中央红军已胜利突围,红二、六军团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牵制敌人,而是由战略防御转向进攻。因而在作战方针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即利用湘鄂西两敌之矛盾,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把主力转向鄂西,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

1935年6月2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龙率领下,突破龙山边界封锁线,进至宣恩沙道沟、高罗一带。红军主力在这里停留了7天,一方面继续发动群众“筹粮扩红”;另一方面采取“诱敌出笼”的战术,以便择弱围歼。但敌军异常狡诈,龟缩在县城及周围据点,不予出战。为了迫使敌军离开堡垒,便于红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军委分会决定围城打援,以“攻其所救”的策略,引敌来援。

6月9日,红六军团主力越过海拔1800米的东门关,进入宣恩城郊。于当晚向守敌展开猛烈攻击。宣恩城的守敌,只有第四十八师和保安旅各1个团。红六军以十七师2个团的兵力,首先拿下城北重要据点――椒园,击败敌第二八七团,并消灭1个营。同时红军在宣恩城南制高点宝塔山麓,与敌展开激战,占领铜鼓堡。10日,红军扫清外围守敌,完成对宣恩城的包围。从10日到12日,红军以小股兵力日夜轮流佯攻,声势搞得很大,实际上围而不破。主力部队则休息3天,补足了给养,精力充沛地等待打援的任务。

红军深入腹地突然包围宣恩城的行动,使坐镇恩施的国民党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惊恐不安,宣恩与恩施城仅距45公里,徐源泉害怕宣恩失守,危及恩施,更怕红军向北扩展,威胁长江交通,急令驻防来凤的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驰援宣恩县城。

张振汉所部系国民党正规部队,号称蒋介石“近卫军”、“王牌”师之一,公开叫嚣“来打贺龙”。6月12日凌晨,张振汉在来凤给各部下达增援宣恩的电报。由于红军早在侦察中搞清张振汉电台的呼号(呼号为SH),加上红二军团主力及总指挥正在龙山附近,敌我相距不远,红军指挥部电台人员日夜监听敌情,因此张振汉的回电被截获破译。敌人的这封电报,将增援宣恩的时间、行军路线、行军序列规定得很具体,即分左中右三路推进,右路支队有一四四旅(即黄兴旅)、新三旅(即蒋作均旅)的第二团和保安第五团;中路有一二三旅;左路支队有一二一旅(即吴清雪旅);张振汉带领师部和特务营随左路行动。他令各部于12日午后进至咸丰县忠堡镇休息。

军委分会果断决定:集中主力于忠堡打援,当即命令李达参谋长率红四师为前卫,红六师随后,连夜出发,要求抢在敌人前面到达忠堡,占领制高点,构筑工事,阻击敌军。同时电令围攻宣恩城的红六军团,除留少数兵力监视敌人外,其余火速赶至忠堡,围歼四十一师。

忠堡是咸丰、来凤、宣恩三县边境较有名的集镇,位于咸丰县城以东20公里。该镇四周是山,中为小平原,其地形易攻难守。张振汉认为,从来凤到忠堡不足30公里,早饭后出发,下午4点就可以安全到达宿营,而红军主力远在宣恩、龙山边境,距忠堡百里以上,不会受到阻击。于是他把部队组成左右两路,从来凤县城、李家河(宣恩县属)两地出发。红二军团则以每小时十几华里的速度行进,经过130华里急行军,于下午3时先期赶到忠堡东面的大树峡、牛路沟一带,并与张部右路支队相遇,展开激战。红军将敌行进纵队拦腰截断,堵击后卫,尾追向忠堡奔窜之前卫,敌右路支队一部被我军迅速歼灭,余部向三交界和忠堡溃逃。与此同时,敌左路支队前卫进入来凤构皮岭,红四师第十团先于敌人抢占有利地形,组织猛烈火力堵死了敌人后路,将张振汉师部一二一旅全部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里。当晚,围攻宣恩城的红六军团主力亦到达忠堡。

13日,红二、六军团遵照军委分会的命令,分别对来凤境内的刘家湾和构皮岭南山之敌发起攻击,实施分割包围。张部竭力反扑,与红军在甘家坡、马鞍山等地展开激烈战斗。这时,进至韭菜园一带的敌人一二三旅,向红六师老鸦关阵地发起攻击,企图靠拢被围之敌。红六师奋起阻击,击退敌军,红军如猛虎下山,乘胜追击,敌边打边撤,从原路退到李家河边界一带,再也不敢前进。此时,围攻宣恩城的红六军团十七师赶到忠堡,攻占构皮岭南山,与先期到达的红四师取得联系。被围之敌被分割成三截,彼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张振汉的四十一师已完全陷于红军包围之中,固守在狭窄的构皮岭一带。

14日晨,红军集中第十团、十六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和十八团一部,共4个团又1营的兵力,向敌人发起总攻。红军在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敌人发起攻击。2000多敌军挤在一个不大的山凹里,利用乱石包、田埂拼命抵抗。张振汉亲自督战,数次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午后,除张振汉的指挥所还在抵抗外,其余地方已经结束战斗。贺龙在仔细观察敌军指挥所地形后,找来迫击炮连连长刘彬和在苏联学习过迫击炮的余在海,命令他们炮击敌指挥所。炮兵瞄准张振汉第四十一师师部,四发三中,炸毁敌军指挥部,当场炸死敌师参谋长,师长张振汉负伤。霎时,四周号声齐响,红军发起冲锋,同敌展开白刃战。下午3时左右,战斗全部结束。

这次战斗,歼敌四十一师师部、特务营和一二一旅共2000余人,活捉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张表示投诚,得到红军的宽待。张部其余6个团,均遭到红军的沉重打击。15日,红军撤出忠堡。20日,红二、六军团在李家河召开了祝捷大会。

二、红二、六军团筹粮“扩红”与板栗园大捷

忠堡战斗后,军委分会认为湖北敌军此次惨败,战斗力有很大削弱,不会主动出击,湖南敌军也因粮食困难,难以远道进袭。因此决定以少量部队围攻龙山城,并逼退来凤城守敌(两城相距15华里),进而开辟来、龙根据地。

6月23日,红六师开始围攻龙山县城,其他部队则进行休整,为迎击国民党的“围剿”作准备,抓紧扩大红军。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曾于1935年l月4日作出“3个月内扩大12000名新战士的计划”。2月29日,省委又发出开展“扩红突击月”的指示,要求在突击月内征集5000名新战士。红二、六军团自3月进入鄂西后,即着手发动群众,开展筹粮“扩红”工作。特别是忠堡大捷,军威大振,群众看到红军的力量,看到了前途,“扩红”逐步形成高潮。

红军“扩红”的办法很多,一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动员。他们每到一地,就在街头、村头、路边显目之处,用石灰或锅灰书写有关标语,如“当兵就要当红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拿起枪杆子保卫苏维埃”。同时利用群众赶场的机会用歌曲、化装演出、街头讲演等形式,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罪行,使群众懂得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只有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才能翻身的道理。二是召开贫农团、赤卫队员、青年、妇女等各种群团会或座谈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群众真正明白“扩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齐心拥护“扩红”。三是宣传落实省委翻印的中央苏区优待红军家属的“十八条”政策,开展为红军家属挑水、砍柴、送光荣匾的活动,使“参军光荣,红属光荣”成为苏区的风尚。四是典型带路,请“送郎、送子参军”的红军家属及新战士本人现身说法,这个效果最好。

7月18日,红四师在师长卢冬生率领下,由来凤烂泥坝、三堡岭重返忠堡,打了土豪林顺卫、彭廷久,没收他们的粮食。红军在三佛庙的拱桥上召集穷人开会,宣传红军替工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的道理,号召青壮年拿起枪杆,打倒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由于忠堡战斗的胜利,更加激发了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当场就有18人参加红军。7月19日,红四师又游击来凤县境,又有许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在“扩红”工作中,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熟悉情况,密切配合,群众摸得准,工作做得好,很快形成“扩红”高潮。如宣恩县苏维埃在忠堡战斗中组织的500多人的青年担架队中,一次就有270余人参加红军,其中有磨子沟游击队员50人,清水塘村20余人,猫山坝、偏岩子200余人。高罗区、麻阳寨两个小长工不堪土豪的压迫,杀死本寨大土豪、国民党县党部要员谢谷成后,报名参加红军。据统计,来凤、宣恩、咸丰3县这一时期参加红军人数近3000人,其中宣恩县就有1500余人。

红二、六军团围困龙山县城半月后,城内敌军饥困难挨。国民党曾多次派飞机空投物资,但大部落在红军阵地。7月上旬,徐源泉电令黄兴的一四四旅、省保安团、新三旅约5个团的兵力,从咸丰前往龙山增援。红军指挥部得知后,旋即以十七师的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在来凤胡家沟进行阻击打援。胡家沟是咸丰至来凤、龙山县城的必经大路,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谁先抢占有利地形,就会占据主动地位。当时敌保安三团已于7月11日开至胡家沟,占领三家湾、马鞍山等山头,并在山头上修筑工事。紧接着敌人又抢占廖家沟、二胡坝、杉木岭一带的有利地形。

7月15日,红军分头到达胡家沟外围。由于敌人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红军反由设伏变成进攻。上午9时,战斗打响,两军激战于廖家沟、马鞍山、杉木岭、二胡坝一带。10时,敌派飞机轰炸助战,敌军只顺沟坝扫射轰炸,目标明确,使红军进攻受阻,反遭伤亡。红四十九团在攻打大堡敌军时,一营负责正面主攻,整整打了一天,无法攻上去。三连的130多人,只剩下30多人,连、排干部全部牺牲。直到天黑时,五十团、五十一团才从大堡后面攻上去,将敌人消灭。在廖家沟一带,红军虽歼敌数百人,但四十九团政委段培钦、参谋长马赤、二营营长刘建举等壮烈牺牲,五十一团团长周保球负伤。当晚红军主动撤离战斗。胡家沟一仗,因敌情变化,战术有误,未能达到围歼目的。

胡家沟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主力仍集结在龙山、宣恩一带,继续对龙山县城展开围攻。此时龙山城内敌军已是弹尽粮绝,只靠空投得到少量物资。据资料称:“城内一匹菜叶卖到一块银元”,敌军屡屡告急。蒋介石为解龙山之围,进一步加强对红军的“围剿”,密令驻江西第八十五师参加湘鄂边“围剿”,归徐源泉指挥。同时又将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1个师调入鄂川边境接替张万信(第四十三师)的防务,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红军。

八十五师乃蒋介石又一“王牌”军,装备精良。师长谢彬在江西屡次“围剿”红军,颇得蒋介石赏识。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密令八十五师由江西秘密转道四川进入鄂西。这一行动被密切注视敌军动向的红军电台人员监听发觉。从敌电台讯号中捕捉到谢彬八十五师的番号,经侦察,得知八十五师为救援龙山而来。军团总指挥部立即派出得力侦察员,在八十五师从万县进入鄂西时,即随谢彬部队行动,打听到敌军带了大量银元、军用物资、干牛肉,辎重甚多,有些军官还带有家眷,加之天气炎热,行动不灵。进入恩施后,红军侦察人员化装成宣恩县的商人、农民,故意让谢彬部队捉去,当挑夫或带路。指挥部于7月27日撤出对龙山县城的包围,集结于龙山、宣恩边境。

7月30日和8月1日,徐源泉电令所属各部向湘鄂边界迅速推进,先后命令驻鹤峰太平镇三十四师的2个团和驻宣恩高罗四十八师1个旅推进到沙道沟,已进至宣恩晓关的八十五师开到李家河,同时命令驻高罗的潘善斋旅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水田坝,驻来凤的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以掩护八十五师、四十八师的推进。

在徐源泉发出进攻命令的当天,红军就获悉了这个行动计划。总指挥部在认真分析后,认为谢彬的八十五师武器装备虽优,但初到鄂西,情况不熟悉,从晓关到李家河,道路窄小崎岖,大部分是密林峡谷,部队及重武器展开都很困难,再加上敌军各部之间空隙很大,便于红军穿插出击。因此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二、六军团主力,再次深入鄂西腹地,利用敌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手段快速将敌歼灭于运动途中。

红军的战斗行动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麻痹和破坏敌军的整个开进部署。8月2日,当太平镇、高罗的敌军开始行动后,红军由兴隆街突然向北进到沙道沟附近。这一行动立刻造成徐源泉的错觉,以为红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三十四师或一四二旅,因此他立即命令这两部敌军停止行动,严加戒备。而敌八十五师认为红军是向北行动,且沙道沟离他们运动的道路较远,所以仍按原计划行动。这样红军就取得了纵深楔入八十五师侧翼的时机。

第二步是设伏板栗园,歼灭八十五师。板栗园小镇是八十五师开往李家河的必经之路。离小镇不远有一条长约15华里,宽不足1里的峡谷,叫利福田。谷地北侧是茂密的森林,南侧山上岩石裸露,陡峭难攀,非常宜于伏击围歼敌军。

8月3日晨,敌八十五师从上洞坪继续向李家河开进。凌晨,红军突然改变行动计划,向西南疾进。经过百余华里急行军,二军团前卫四师、六师于上午10时赶到利福田峡谷安家坡一带,取得了先敌之利。安家坡为峡谷西北出口,只要锁住这个袋口,就便于“瓮中捉鳖”,接着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从东侧山梁顺谷而下,并封锁了峡谷进口。

中午12时,敌前卫及师部在板栗园镇上开过午饭,继续开进,不到15分钟就进入峡口。敌军看到阴森森的峡谷立刻警觉起来,速度也放慢了,进至利福田(村)一个凉桥时,谢彬命令前卫部队派一个排,沿两侧搜索前进,又把正在田里扯草的两个“农民”(我军侦察人员装扮)喊来询问,这才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一小时后,3000多敌人除1个后卫营还在板栗园外,全部进入“口袋”。这时,敌前卫五O一团刚进至峡谷出口――安家坡仅300米远时,红四师突然猛烈开火,把敌人压了下去。接着埋伏在两侧丛林中的六师也一齐开火,敌军乱作一团,纷纷后退。此时红军的冲锋号吹响,埋伏在安家坡及两侧几个山头的红军,随着一阵冲杀声,向敌群猛扑下去,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至下午3时,将敌主力五O一团全歼于三灵沟、许家岩、杨龙洞一带。

红六军团一部迂回至峡谷进口,用交叉火力封锁了敌退路。此时,敌担任护送行李的五O一团1个连还在板栗园街上吃饭,听到有枪炮声,慌忙弃重逃走,红军追赶一阵后返回。

在战斗开始时,尾随敌前卫的另一主力五O五团,见势不妙,匆忙展开,企图抢占红军伏击阵地西面的莫家大山,稳定阵势。红军总指挥部命令六师迅速抢占莫家山,歼灭正在爬山的敌军。红六师先敌抢占了山头,沿山脊配置了火力,待敌军爬到离山顶三四十米处时,突然开火,随后猛冲下去,不给敌军喘息机会,将敌大部歼灭。当红军集中分割围歼敌两个主力团时,敌师部及警卫营企图从板栗园进口方向逃窜。红六军团主力早已迂回至峡谷进口处,严密封锁了敌退路。敌师长谢彬及警卫营约600余人多次突围未成,又企图从西面山上冲出,被红军猛烈炮火压回。敌军无奈,占了一个叫“和尚岩”的高地,企图利用险要的地形和优良的装备,固守待援,作最后的挣扎。

红六师十六团奉命消灭最后这股顽敌。敌高地正面是光秃秃的山坡,后面是悬崖,易守难攻,要拿下高地,只能从正面进攻。从下午2时起,红军向敌发起了多次强攻,都因敌火力太强,无法攻下。政委冼恒汉负伤,团参谋长牺牲,司号长在吹冲锋号时,头部中弹,当场牺牲,五连连长和十几名战士也在冲锋中牺牲。下午5时左右,四师十团前来助战,仍未奏效,红军前后伤亡近百人。

黄昏前部队匆匆吃过晚饭,两个团的指挥员在一起研究敌情及行动,决定利用天黑之际,采取正面佯攻,组织精干突击队,从左侧偷袭。天黑之后,正面阵地上烧起了火堆,一连、二连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击,杀声震天。敌军把全部兵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正面阵地上。这时红军突击队悄悄迂回至敌左翼陡坡,沿陡坡而上,各自选好隐蔽点,突然向敌开火,但打而不冲。敌军不知所措,惊恐万分,正面阵地立刻乱作一团,不知要朝哪个方向打。此时红军主力已前进到敌前沿几十米处,趁敌慌乱之际,猛冲上去,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前后经过1个多小时战斗,终于消灭了装备精良的敌师部警卫营,共打死敌军500余人,俘敌100余人。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负伤后自毙,整个战斗至午夜11点全部结束。敌“王牌”八十五师除1个留守团外,3000余人被红军歼灭,此役共缴获长短枪近千支,迫击炮6门,弹药600余箱,银元60000多块。

板栗园战斗的胜利,迫使鄂敌纷纷后撤,湘敌也收缩兵力转入防御,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即告失败。这一时期,红二、六军团认真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批判了党内“左”的错误,恢复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在军事上,红二、六军团在省委和军委分会的统一领导下,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用自如,连战皆捷。忠堡、板栗园两次战斗均成为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牵制了数十万敌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以及其他苏区的斗争,而且保存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使以后的红二方面军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三、红十八师游击恩施,突围长征

1935年9月,蒋介石调动了22个师又5个旅共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30万之众,对湘鄂川黔苏区和仅2万兵力的红二、六军团进行新的“围剿”。因敌我力量悬殊,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从实际出发,决定突围。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刘家坪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同时命令红六军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钳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这是一个生还希望极小的艰巨任务,临行前,六军团政委王震对红十八师师长兼政委张振坤提出要求,即使十八师被敌人打垮了,也应当想办法,就是化装成工人、农民也要追赶主力。红十八师在张振坤的指挥下,带领两个团和随军行动的部分党政机关人员3000余人,面对数十万敌军,艰苦转战在湘鄂边境。

为了尽快掩护主力突围,红十八师轻装行动,兵分两路主动出击,首先把敌人从红军主力突围地区引开,一路由张振坤率领五十三团佯攻保靖,将敌大部引向酉水河南岸,接着猛攻桑植、永顺、杀回龙山;一路由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带领,直插湖北鹤峰,把敌军引向鄂西,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大山里兜圈子。红十八师虚张声势,频繁出击,给敌人造成了红二、六军团仍在湘鄂边一带的错觉,从而拖住了敌人,使红二、六军团主力顺利地突围至湘中。

蒋介石立即调集各路兵力,将红十八师重重包围在湘鄂边境,这时已经苦战了半月的红十八师,兵力损失过半,两个团一共剩下千余人,处境险恶。12月3日,十八师电台接军团首长来电指示:你们已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应相机甩开敌人与主力会合。12月中旬,十八师血战龙山马鬃岭,突破敌湘西防线,再次进入恩施地区。

12月22日,红十八师抵达来凤百福司西北之兴隆坳,正待休息,敌追击而来。红十八师趁敌立足未稳,奋起迎敌,将其击溃后,沿川鄂边界疾进,故作川黔突围之意,使敌判断失误,以为十八师要进军四川酉阳,十八师乘敌不备,调头南下,强渡酉水,于23日返回来凤百福司镇。

百福司镇位于酉水河边,与湖南一河之隔,是湘鄂边有名的水陆码头,历来为恶霸土匪势力所控制,环境复杂。五十三团团长刘风,带领侦察排进镇侦察,行至中街,见20余名团防兵迎面而来。敌见红军部队,忙退至上街抵抗。冲在前面的刘风团长为敌冷枪打伤。尚在镇外的红军听到枪声,立即包围该镇,迅速将守镇的团防武装消灭,当夜在此宿营。

第二天,红军在镇上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打了当地大土豪欧?,惩处了欺压百姓的奸商彭淑士,所得粮食、钱财,除少量留作军用外,大部分散发给当地穷苦百姓。群众纷纷为红军腾屋让房。苗族青年张云武带人为红军舂米、喂马,忙到深夜。苗族老木匠张佩能,见一红军小战士患病,不能行走,便冒着风险,主动请求红军首长,暗地将其收留。

次日清晨,十八师告别送行的群众,向北开进,中午抵漫水。由于部队大量减员,师参谋长兼五十三团团长刘风腿伤很重,不能随队指挥,部队在此休整,将五十二团番号取消,人员编入师部警卫营,原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改任五十三团团长。整编后,部队经新街、旧司、腊壁司,于25日傍晚进入革勒车之桑树坪。

此时,鄂军“围剿”总司令徐源泉已知十八师进入湖北,急调鄂保安团火速开往来凤,在少凤寨设伏,坐等十八师入网。与此同时,来凤惯匪田步云紧随十八师之后,穷追不舍,形成前后夹击。师长张振坤当机立断,率十八师抢占山头,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进攻。鄂保安团士兵在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轮番冲击十八师阵地,激战数小时,敌军丢下20多具尸体,十八师仅伤亡2人。夜晚,敌增援部队由来凤城陆续赶来,张振坤师长认为不宜久战,来了个“金蝉脱壳”,他派战士捡来几大堆柴禾点燃,部队则悄悄撤出重围。敌军以为十八师在此过夜,准备天明时发起进攻,当敌军爬上桑树坪时,已不见红军踪影,始知上当,便疯狂追击。

十八师来到来凤边界的向家寨,鉴于追兵犹紧,刘风团长伤势日重,已难随军行动,只好将他安置在一个叫盛德富的农民家里养伤,并派一名卫生员和一名警卫员照护。十八师离开后不久,盛德富见利忘义,伙同歹徒黄燕清、刘文正等,将刘风团长和警卫员小田骗到羊子堡山洞里杀害,并瓜分红军留下的钱物,仅卫生员小刘机敏逃脱。

十八师离开向家寨后,于26日在咸丰东北遭敌四十一师伏击,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张振坤带领部队奋力突出重围,连夜经上洞坪、龙坪抵宣恩晓关,因军用地图丢失,加上人地生疏,十八师误入杨柳沟宿营。次日凌晨被敌四十一师包围,面对强敌,十八师兵分两路:樊孝竹团长率五十三团1个营正面阻击敌人,张振坤师长率主力从东北方向突围。突围中,樊孝竹团长身先士卒,抢先登上杨柳沟左侧高地苕窖堡,向敌人还击,把敌人大队人马吸引过来。敌军集中火力猛攻樊孝竹团长所在的阵地。双方激战数小时,樊团长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战士和干部阵亡50余人。营长马秋德当机立断,撤离阵地。红军战士钻刺笼、攀悬岩、走险道,终于从岩狮坪突出重围,经恩施大吉场,于27日在咸丰麻柳溪赶上师部主力。12月31日,十八师抵达咸丰大水坪宿营,计划强渡唐崖河,进川东与主力会师。

唐崖河处于崇山峻岭间,水深流急,河面宽60余米,离此不远处就是朝阳寺小镇,镇边设有渡口。此时渡口已被敌军控制,所有船只被扣押。敌军还在岸上筑有碉堡,妄图阻击红军开进川黔。

1936年1月1日黎明,十八师经大水坪来到朝阳寺渡口下游的罾沟河边,对岸有敌何友松1个团把守。此时天降大雪,浓雾弥漫,对岸敌情不明,师部决定分三批渡河:师警卫营打前锋,师部及电台通讯连居中,五十三团为后卫,强行渡河。河水齐腰深,冰冷刺骨。第一批过河时,对岸没有动静。师部过河时,敌军突然开火,把师直人员压在河中,进退两难。在万分危急时刻,张振坤鼓舞战士们奋勇直前,他们迎着枪林弹雨,奋力淌水向前,五十三团立即组织强大火力掩护师部人员过河。冲上对岸后,迅速避开敌人火力,顺河撤退。五十三团见师部脱险,亦沿河直下,然后伺机渡河与师部会合。

为摆脱敌人尾追,红军急行军数小时,来到一个叫长岭岗的地方,刚登上山头,突然冒出一股敌人,短兵相接,一阵激战,师长张振坤考虑到十八师腹背受敌,不能久战,遂带着师部及电台人员从300多米高、荆棘丛生的陡坡带头滑下去,不一会,红军全部滑下沟底,无一死亡。至此十八师已完全摆脱鄂军的重重围剿,胜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然而敌军却大造舆论,声称“由抬头寨窜去之伪十八师残部,抵朝阳寺以西,被本旅何团堵剿猛攻,其伪十八师师长张振坤与参谋长并五十三团团长当场击毙。伪十八师无一漏网,而湘鄂西残匪完全肃清”。

当日,红十八师由咸丰边境进入四川酉阳草坝场(现属黔江)。当夜,红二、六军团总部来电,命十八师速往贵州江口归队。19日,十八师胜利到达江口。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军团领导走出十余里,迎接历尽艰险的红十八师,此时全师仅剩600余人。

四、恩施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反“围剿”斗争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恩施地区的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在根据地党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支援红军,筹粮筹款,参军参战,养护伤员,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十八师重返鄂西,广大贫苦群众如见亲人。由于敌人经济封锁、频繁的战事和流动的环境,红军生活极端艰苦。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自觉地节衣缩食,千方百计为红军筹粮筹款,送到苏维埃政府。宣恩县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就派苏云清多次送粮送款到沙道沟红军驻地,共送大洋980块,粮食2万斤;还有一次送粮和实物到龙山茨岩塘(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所在地)。玛瑙湖乡主席肖世锡4次组织给红军送粮送款,每次送大洋都在400元以上,粮食上万斤。

反“围剿”战争展开以后,恩施苏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忠堡战斗打响后,各地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人的担架队,仅猫子山、偏岩子村就有200余人。他们自己动手做担架,砍来竹子,用粗绳一捆,再把自己家里的被盖往上一铺,连夜奔赴前线。宣恩、咸丰边境的老百姓,给红军烧水、送饭、搭棚、找粮草、抬伤员、当向导、侦探敌情、修筑工事。老人和小孩每天上山给红军割马草,青年人则组织起来破坏敌人的防线。当时敌人在封锁线上埋了一种涂有毒物的尖角铁器,群众称之为“铁脚板”。为免使红军受伤,当地苏维埃政府每天派出50多名青年上山挖“铁脚板”。战斗激烈时,两条窝的贫雇农刘业清坚持给红军一个排送饭;宣恩县上洞坪的贫农李南成,一夜之间给红军送饭4次。贫农李玉成一面给红军送饭,一面还帮助抬伤员和转运枪支弹药。

在忠堡战斗期间,红军轻重伤员有三四百人,分几次抬到水坪村老百姓家养伤,上面住起岩院坝,下面住到长边,方圆20几里,每家少的住两个伤员,多的住八九个。群众用草药给红军重伤员接骨诊治,使许多伤员很快恢复重返部队。长工李聋子是当地的好“水师”(草医),专治跌打损伤,他用草药治好红军伤员20多人。用草药给红军治伤的还有田云恒、张德万,他们都是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发动请来的。当时,游击队还在村里保护伤员,红军伤员住下才两天,麻阳寨一个姓滕的大土豪带了20多人到村里袭击伤员,游击队把这伙人撵走了。

水塘村米福成家里护养了两个红军伤员,米福成就安排其弟每天给伤员用浓茶洗伤口,敷草药,妻子就给伤员做饭吃、洗衣服。10多天后伤员基本痊愈,他们又送其到李家河前往湖南赶部队。在马家寨临时医院医治的大部分伤员伤愈归队,随部队离开宣恩,但当时仍有40多名伤员伤势未愈,被安置在板栗园村民尹成恩、尹正清家里。为了安全,尹成恩、尹正清将其转移到后山上一个岩窝边住,每天做几十人的饭菜,用水桶往山上挑,还要送两三次开水。尹成恩的母亲、嫂子还天天为40多位红军洗衣,自家菜园的菜吃光了,他们就悄悄到亲戚家里要,到集镇上买,决不让红军伤员挨饿。40多个日日夜夜,红军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板栗园战斗前一天,总部才派人把伤员全部接走。

在宣恩板栗园战斗中,沙道沟、高罗、李家河等地群众积极支前。沙道沟区组织了上百人的担架队。贫农张玉成、张银炳、张高汉等人主动为红军侦察敌情,一有情况就及时报告红军。板栗园战斗后,当地老百姓家家户户给红军烧茶煮饭。在反“围剿”斗争中,养护伤员已成为根据地人民的自觉行动。他们既要与当地的地主武装周旋,确保伤员的安全,又要克服重重困难,为伤病员筹粮备药,确保伤员早日恢复健康重返队伍。

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和红十八师、地方苏维埃干部最后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团防、恶霸豪绅像蝗虫一般,铺天盖地疯狂地向根据地扑来。

国民党为加强对根据地人民的镇压,从行署到县、区、乡,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或“剿匪”指挥部,制定了清乡条例,采取“五户一组”、“相互担保”的法西斯手段,控制根据地人民的行动。他们搜捕到红军家属、地方干部、赤卫队员之后,竟用挖眼割舌、剖腹掏心等残酷手段加以残杀。宣恩县玛瑙湖大恶霸燕金生,扬言要为被红军镇压的妹妹“雪恨”,凡被他抓住的苏维埃干部就开肠剖肚。无数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劫,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被逼得背井离乡。

1935年8月17日,宣恩县反动土著匡超然、匡毅然、匡月锋、张新南等人,捣毁了锅间沟苏维埃乡政府。乡苏维埃政府干部及群众杨昌清、满微盖等14人惨遭杀害。与此同时,沙河溪苏维埃乡政府主席唐斌清、游击队员向寿成,玛瑙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吉友、调查委员刘永忠、乡游击队长王东富等被逮捕。敌人将王东富四肢绑在木桩上,然后在其头部和四肢挖眼插上蜡烛,剖开肠部将菜油倒入腹内,用“点天灯”的酷刑,活活将其整死。敌人在杀害锅间乡苏维埃财政委员杨昌清时,用烧红的铁条烙背,把烧红的煤油桶背在背上,将杨昌清活活烧死。

苏区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基层苏维埃干部被逼得四处逃亡,无家可归,群众更思念红军,有首民谣唱道:“工农红军已北上,如同孩子离了娘,扫清匪霸快回来,免得我们思断肠。”

根据地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许多游击队员分散在山林中坚持打游击,或突袭地主大院,杀死恶霸地主,惩处团防头目,或组织抗租抗捐等。在鄂川边独立团撤走后,咸丰小村的游击队继续坚持战斗,打退了保安团的进攻,还击毙了一名队长。宣恩、咸丰县交界的鸡公坡、十盘水一带的深山老林里,有l4名红军伤员,同当地群众一道继续与地主、团防展开斗争,一直坚持到1936年9月。

恩施各族人民心向着党,向着红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斗争。为了保护红军标语,便用石灰浆盖住红军刷在墙上的标语,千方百计保护未随红军转移的红军伤病员,帮助他们养伤,躲过敌人的追捕,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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